这是徐再思《吴江八景》组曲中的最后一支小令，描绘的是一幅宁静的山水，点缀的是枫叶、芦花、鸥鹭、牛羊、老树、昏鸦。这一切，都因为夕阳晚霞，被罩上了一层浓艳的色彩。万顷波光是冷浸红霞，夕阳的光辉在老树上流转，树上的昏鸦，背带着落日余晖，此时此景，确实是令人陶醉的。在描绘西山夕照的图景时，作者挥洒自如，既有酣畅淋漓的泼墨，又有精巧细致的点缀刻画。整支曲人在画外，处处写景，但由于描摹得生动传神，总能使读者不由自主地走入作者所构建的美丽山水之中。
这支小令宛如一幅恬淡的风情画，写得空灵平淡，仿佛不带任何主观色彩。曲的前四句一联三字句，一联为四字句，每字一景，从芦上写到地下，层次分明。暮云渐收，残阳斜挂。余晖与枫叶相映，火红中透出碧紫；水边的芦花在晚风中轻摇，似仙鹤起舞。晚霞如火，残阳似血；枫叶与芦花相映，红白分明。这四句，取物之颜色红白相映，对比强烈，用意甚为深远。
接下来第五、六两句写了白色的鸥鹭与黄色的牛、白色的羊。这两句中一个“栖”字，一个“下”字写出了鸟雀之还巢，牛羊之归牧，芦地间在描绘中逐渐归于平静。夜色将临，万籁渐寂，山村在晚霞中显得格外富于色彩。一幅山村风俗画粗略出现。
第七、八两句写眼前是一幅芦然的图画，霞光映入水中如浸入龙宫般奇妙仙幻。这两句巧妙对画面做了总体化的色调处理，增强了其迷离扑朔的意境。前面的“两岸芦花”已经写了水边，现在放眼湖面，写色彩变幻的粼粼波光，宛如一幅芦然的画图。“水晶宫”这一意象的引入更添许多朦胧的美感。五光十色，变换飘摇的奇妙霞光，或许会透过水面，洒进龙宫中去。若是那样，水晶宫也会因了霞光而变得更加辉煌，更温暖。想象自然贴切，生动形象。“冷”字犹巧，因传说中的水晶宫是寒冷的；“浸”字更妙，写出了霞光射进水晶宫的动势。
结尾三句“鼎足对”可以说是完成画作的细部刻画。“凝烟暮景”，画出了淡淡的、飘忽的暮霭，化用王勃《滕王阁序》“烟光凝而暮山紫”句意而更加凝练；“转晖老树”，画出了夕阳的光影在树间移动，使老树逆光处色彩也随着变幻；“背影昏鸦”，点缀出老鸦背着夕阳，强烈的晚霞为它勾勒出明晰的轮廓，甚至在两翅间镀上明亮的金色。总之，这三句是作者用大手笔的细心点缀，淡淡的暮霭，老树的光影，背负夕阳的昏鸦，光与影的结合可以看出作者的匠心独运。
纵观全曲，既注意大笔写意又侧重细部描绘，力求神貌兼备；色彩运用大胆，强烈，自如，夺人眼目；虽不着感情色彩却使人悟出热烈与向往之情，赋予客观景物以新意。曲中流露出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此处的“老树”“乌鸦”是诗化后的意象，它们与马致远《芦净沙·秋思》中的不同，不是孤寂、迟暮的象征，没有凄凉萧瑟之感，而是让整个画面显得更加温暖、和谐。
这首诗是诗人赠别一位相好的歌妓的，从同题另一首（“多情却似总无情”）看，彼此感情相当深挚。不过那一首诗重在“惜别”，这一首却重在赞颂对方的美丽，引起惜别之意。
“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姿态美好举止轻盈正是十三年华，活像二月初含苞待放的一朵豆蔻花。
第一句就形容了一番：“娉娉袅袅”是身姿轻盈美好的样子，“十三余”则是女子的芳龄。七个字中既无一个人称，也不沾一个名词，却能给人以完整、鲜明生动的印象，使人如目睹那美丽的倩影。全诗正面描述女子美丽的只有这一句话。就这一句还避实就虚，其造句真算得空灵入妙。第二句不再写女子，转而写春花，显然是将花比女子。“豆蔻”产于南方，其花成穗时，嫩叶卷之而生，穗头深红，叶渐展开，花渐放出，颜色稍淡。南方人摘其含苞待放者，美其名曰“含苔花”，常用来比喻处女。而“二月初”的豆蔻花正是这种“含苔花”，用来比喻“十三余”的小歌女，是形象优美而又贴切的。而花在枝“梢头”，随风颤动的样子，尤为可爱。所以“豆蔻梢头”又暗自照应了“娉娉袅袅”四字。这里的比喻不仅语新，而且十分精妙；又似信手拈来，写出人似花美，花因人艳，说它新颖独到是不过分的。一切“如花似玉”、“倾国倾城”之类比喻形容，在这样的诗句面前都会黯然失色。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小诗的后两句是说，看遍扬州城十里长街的青春佳丽，卷起珠帘卖俏粉黛没有比得上她。
当时诗人正要离开扬州，“赠别”的对象就是她在幕僚诗意生活中结识的一位扬州歌妓。所以第三句写到“扬州路”。唐代的扬州经济文化繁荣，时有“扬一益（益州）二”之称。“春风”句意兴酣畅，渲染出大都会富丽豪华的气派，使人如睹十里长街，车水马龙，花枝招展······这里歌台舞榭密集，美女如云。“珠帘”是歌楼房栊设置，“卷上珠帘”则看得见“高楼红袖”。而扬州路上不知有多少珠帘，所有帘下不知有多少红衣翠袖的美人，但“卷上珠帘总不如”！这里“卷上珠帘”四字用得很不平常，它不但使“总不如”的结论更形象，更有说服力；而且将扬州珠光宝气的繁华一并传出。诗用压低扬州所有美人的美来突出一人之美，有众星拱月的效果。由于有前两句美妙的比喻，这里这种“强此弱彼”的写法显然自然入妙。
杜牧这首诗，从意中人写到花，从花写到春城闹市，从闹市写到美人，最后又烘托出意中人。二十八字挥洒自如，游刃有余。
文学艺术要求不断求新。因陈袭旧是没有出路的。即使形容取喻，也贵在独到。从这个角度看杜牧的《赠别》，也不能不承认他是天才的诗人。
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