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林郎，汉代所置官名，是皇家禁卫军军官。诗中描写的却是一位卖酒的胡姬，义正词严而又委婉得体地拒绝了一位权贵家奴的调戏，谱写了一曲反抗强暴凌辱的赞歌。题为“羽林郎”，可能是以乐府旧题咏新事。
这首诗在立意、结构和描写手法上，与《陌上桑》有异曲同工之妙。写女子之美，同样采用了铺陈夸张手法；写反抗强暴，同样采取了巧妙的斗争艺术；结尾同样是喜剧性的戛然而止。但《陌上桑》更多的是用侧面烘托，从虚处着笔；这首诗则侧重于正面描绘和语言铺排。前者描写使君的垂涎，主要通过人物语言，用第三者的叙述；这首诗刻画豪奴的调戏，则是用一连串的人物动作，即“过我”、“就我”、“贻我”、“结我”，妙在全从胡姬眼中写出。太守用语言调戏，豪奴用动作调戏，各自符合具体身份。罗敷反抗污辱是以盛赞自己的丈夫来压倒对方，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胡姬反抗调戏则是强调新故不易，贵贱不逾，辞婉意严，所谓“绵里藏针”、“以柔克刚”。罗敷在使君眼中已是“专城居”的贵妇人；而胡姬在“金吾子”眼中始终都是“当垆”的“酒家胡”。因而这首诗更具有鲜明的颇具讽刺意味的对比：“家奴”本不过是条看家狗，却混充高贵的“金吾子”招摇撞骗，这本身就够卑鄙之极了；而“酒家胡”虽然地位低贱，但是终究不必仰人鼻息过生活，在“高贵者”面前又凛然坚持“贵贱不相逾”，这本身就够高贵的了。于是，尊者之卑，卑者之尊，“高贵”与“卑贱”在冲突中各自向相反的方向完成了戏剧性的转化，给读者以回味无穷的深思和启迪。
《哀江南》是传奇《桃花扇》结尾《余韵》中的一套北曲。曲子通过描写教曲师傅苏昆生在南明灭亡后重游南京所见的凄凉景象，话兴亡之感，抒亡国之痛，表达了强烈的故国哀思。全曲风格沉郁悲怆，多次被选入教材。
第一支曲子〔北新水令〕，写写重到秣陵（南京），傍晚时南京郊外的荒败景象：人物首先出现，苏昆生肩挑柴草，走在通往故都的路上。“山松野草带花挑”，一笔点出老艺人此时的身份是亡国后归隐的樵夫。“猛抬头秣陵重到”从动作写感情，人物满怀亡国之痛，一路低头沉思，重见故都，引起感情上的强烈震撼，不禁抬头凝望。“重到”两字，包含了无限的今昔之感，在结构上提挈全篇，整套曲子由这两字逐层展开。接着由人及景，“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两句，勾画了南京郊外景象，十字四景，景景使人怵目惊心。物事全非，所见无非残军废垒、瘦马空壕；孤村夕照，一片凄凉。“残，废、空、瘦”四字，贴切地写出了战乱后的凄清阴森，山河破碎，满目萧条，又衬以夕阳孤村之景，犹同大场面的摇镜头。这人和景被夕阳的昏黄余晖所包孕，更显黯淡凄惨，令人伤心惨目。作者写人绘景，突出了国破山河改的时代特点。第一支曲给整套曲子定下了悲怆的基调。
而〔驻马听〕写苏昆生凭吊孝陵。孝陵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寝，为一代社稷的象征，由神宫监置兵守卫。这一神圣地方如今却是一片败坏：作者写孝陵残破，无人守护，山羊成群，飞鸟成阵，败叶枯枝，岳火迹存，更是令人目不忍睹。这里突出它由神圣不可侵犯变为人走树焦，动物任意横行之地，“山羊群跑”一句所呈现的纷乱、喧闹，一扫圣地的庄严肃穆。“鸽翎蝠粪满堂抛”一句，化动景为静景，作者用满地的鸽翎毛和蝙蝠粪，极写鸽子、蝙蝠的成群飞行、栖息，堂堂皇陵已成为禽鸟的家了。老艺人目睹此景，沉痛之情油然而生。“谁祭扫”的轻声自问，暗含了对误国君臣的谴责，充满了无限辛酸的故国之思。最后一句“牧儿打碎龙碑帽”，写石碑被毁。孝陵石刻甚多，随山路起伏排列成一条长约800米的神道石刻，蔚为壮观。那最具象征意义的龙碑石的帽饰，已被无知的牧童打个粉碎。曲尾的这点睛之笔，给人留下无限的回味。
老艺人离孝陵，到故宫。故宫建于明初，极其雄伟华丽。〔沉醉东风〕一曲，描绘了一幅“故宫颓景图”：作者用白描手法，以强烈色彩，画出了白玉柱子倾倒，红泥墙委地，澄黄的琉璃瓦破碎不全，翠绿的翡翠窗棂所剩无几，宫门里长满了浓绿的蒿莱，丹墀中飞舞着燕雀。这幅图色彩明艳，寓今昔之景于一体。眼前的荒凉中残留着昔日的豪华，过去宫殿主人的穷奢极侈，酝成了今朝的柱倒墙摧，国土更姓。与上曲相承，皇陵宫禁，是封建时代宗庙社稷的象征，是国家的象征。如此庄严扫地的景象，更能引起人们的山河之感、禾黍之悲，因此，这悲哀，绝非一己之愁怨了。所谓大明江山隳于何人，败于何事？作者在《小引》中说“不独使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语意虽隐微，但意寓却分明。故宫本身的巨变，说明了南明政权好景不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曲尾乞儿身于皇宫的这一镜头，把老艺人故国不堪回首的感慨表达得淋漓尽致。
〔折桂令〕一曲写苏昆生重访秦淮。秦淮河横贯南京市，河两岸为景胜、繁华之地，但此时苏昆生见到的是一片残败：“破纸迎风，坏槛当潮”两句，以声音衬寂寥。窗户上，破纸迎风瑟瑟作响，朽门外，潮水拍打空城阵阵传来，这风声，潮声反衬了人声寂寂，一片萧条冷落。接着，作者将人物和节日情况作今昔对比，突出今日秦淮河无人无乐无节日佳庆的空寂。过去，这里游人如织，佳丽云集，舞榭歌台，笙箫彻夜。河中，彩楫画肪闹端阳，岸上，酒旗耸立庆重九。作者用富有特征性的“粉黛”、“笙箫”、“灯船”、“酒旗”，写尽了昔日秦淮河畔繁华竟逐的景象，歌女逃散．丝竹不闻，秦淮河无有当年的遗风余韵了。即使适逢节日，也是“端阳不闹”，“重九无聊”。 “端阳”、“重九”代麦了南方的重大节日，“不闹”、“无聊”突出了一片冷落凄清。“不闹”从环境气氛说，虽是佳节，却无热烈欢悦的氛围。“无聊”从情绪说，写出人们没有兴致，无心无绪的委顿精神状态。节日尚且如此，平日就更可想而知了。作者把人民的亡国哀痛心理，挖掘得多么深，表达得多么活啊！秦淮河舞歇歌罢，亦大有与南明王朝笙歌旖旎、舞榭歌台相对照的意味，在对比中，加深人们的兴亡感触。今昔对比后，“白鸟飘飘”四句的自然景象描写，进一步开拓意境。小鸟在白云端自由飞翔，秦淮河绿水滔滔，河岸红叶似火，黄花初绽，蝴蝶飞逐。好一派万物争自由的勃然生机。这繁茂、永恒的自然界与萧条没落的秦淮社会形成了强烈对照，在艺术的对照中，深化了主题的表达。
〔沽美酒〕一曲描写的长板桥，在迥光，鹭峰两寺之间，景色极佳：一弯小溪，澄澈如洗，夹岸绿柳，丝丝垂翠。一道红色板桥掩映在万绿丛中，真是幽雅宜人，秀气可餐。而如今呢？曲子用“你记得”三字领起，苏昆生问柳敬亭，以唤起回忆。接着，他感慨万端地介绍长桥。作者选用了无桥板的空桥、一树衰柳、水天一色、落日几样典型景物，画出了板桥残景，用笔极简。“一条”、“一树”两词中，极小的数词“一”，突出了美景的零落殆尽，扩大了荒芜、萧瑟的境界，真是以少胜多，耐人寻味。“冷清清”一词极富神韵，既描绘了深秋夕照的自然景色，也传达出老艺人身心俱寒的主观感受。它写出了板桥的秋意，透视了老艺人深埋于心中的亡国丧土之悲。作者着一“冷清清”，境界全出，造境之精，令人叹服。
绕过板桥，就是旧院。〔太平令〕一曲写旧院的荒芜。旧院是秦淮歌妓聚居之处，过去苏昆生义出阮家，天天来此授曲教唱，他对这里的庭院小楼，一草一木，十分熟悉，怀有深情。作者抓住人物和环境关系密切的这点，写老艺人在面目全非的小院中，深感陌生，努力寻找旧日的痕迹：旧院的庭院已是门墙颓倒，人去楼空，满目凄凉。苏昆生怀着怅惘的心情，踯躅在断井颓垣之间，穿行于蛛网尘封之地，感叹亲手种的花、柳，已成可砍伐的柴薪，困惑一堆黑灰，无法判定是谁家的厨房。真是物物皆非，连一点可供辨认的痕迹也找不到了。作者通过塑造摩挲、寻觅的人物形象，把旧院的荒芜之景和升沉变替的感叹，结合得水乳不分，富有生动的形象性和感人的力量。《桃花扇》从第五出开始，一味渲染繁华热闹，却在末出做一大结，所谓“热闹局就是冷淡的根芽”，“孙楚楼边，莫愁湖上，何尝没有过一段笙歌旖旎的热闹繁华”，相观而读，可看出，作者是经过一番惨淡经营的。
以上六支曲以写景为主。随着景物的逐处展现，老艺人的感情渐渐激昂、高涨。在〔离亭宴带歇指煞〕中，他放声悲歌，尽情发抒：〔离亭宴带歇指煞〕一曲，将感伤情绪推上了极至，其妙处恰在强烈的对比。
第一层，从“俺曾见”至“把五十年兴亡看饱”，以反复强调的手法，谴责统抬者的豪奢腐朽。前四句，写美景不长。“金陵”两句，用典型景物概括了前面曲中所回忆追述的美景。“金陵玉殿”、“水榭秦淮”的地点，写明了是皇帝和达官贵人在赏景享乐。“莺声晓”和“花开早"，谴责南明君臣在疆土日蹙形势下，昏天黑地，一味享乐。“谁知道容易冰销”，一针见血指出了享乐所带来的灭亡命运。“谁知道”三字，充满了对昏君佞臣的嘲讽。接着，作者用“眼见他”组成的排比短句，三个“眼看他”，无非兴、亡二字，这与《红楼梦》中的“忽喇喇大厦将倾”是异曲同工之调。作者把描写点集中在“楼”上，用紧承相连的“起朱楼”、“宴宾客”、“楼塌了”，雄辩地表明了荒淫腐化和亡国之间的必然联系。迫促的节奏表达了愤激之情。“俺曾睡过风流觉”，和开首“俺曾见”相呼应，说明了老艺人是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在叙说亡国痛史。苏昆生曾说自己是“睁着五旬老眼，看了四代人”。他五十年的生涯，饱尝了万历、崇祯、天启、泓光四代的兴衰胜败。秦淮艺人的身份，使他对统治者的淫佚有更深了解。“将五十年兴亡看饱”，概括了他回顾历史、目睹现状的无限感慨。正是长吁短叹，无语凝噎了。“饱”字形象表明了他对这段兴亡史实认识的清楚、深刻、透彻。这个词，语气尖刻，语意丰富，感情容量大，为一曲之眼。“将五十年兴亡看饱”在结构上起了总上启下的作用。
第二层，作者用步步深入的手法，抒发了强烈的亡国之痛。“乌衣巷”三句扩大了上一层中“楼塌了”的景象，把统治荒淫无耻所造成的后果，由统泊者的垮台扩大到国家山河的巨变。“乌衣巷”句，借王导、谢安势衰，乌衣巷转换主人的历史，感叹现实的兴废。“莫愁”两句，巧用地名表变化。从莫愁到哭，由凤凰到枭鸟，写出了人民对山河易色的深悲巨痛。“残山”、“旧境”、现实、梦境，物渺人非，江山换主，旧梦只有一晌之欢；残缺的山河在人们梦中清晰出现，过去的种种是欲忘不能，现实都是无限悲凄，这是悲限、痛极之言。这种爱国感情是多么深厚动人啊！“舆图目换稿”分明是冷峻的现实，却又冠以“不信”二字，实则是不愿相信。“不信”二字，伴泪和血，妙极天人，非大作手不能为。不信归不信，现实却是：“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袅鸟。”这又是—种对比，任你信与不信，严酷的现实已是无法改变了。“舆四换稿”的“换”字，包含了很多难言的内容。明亡后，清政权圈地薙发，清兵大屠杀，文字狱的广为连坐……这山河易色，人民血泪的种种，都在这“换”字中含混包括了。结句“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把感情再深化一步，表明了要永志不忘亡国的哀痛。更让人声泪俱下，全无掩抑了。原来于此有一总评：“天空地阔，放意喊唱，以结全体《桃花扇》。”
《封建论》的中心论题是： “封建制”的存废以及与郡县制相互比较孰优孰劣，得出一个重要结论： “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文章雄辩地论证了郡县制的巨大优越性。肯定了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人也无力改变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痛斥了各种鼓吹分封制的谬论。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有力地抨击了维护分封制的谬论，打击了藩镇们的气焰，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战斗性。全文观点明确，重点突出，结构严谨，条理清晰；既有正面论述，也讲反面教训，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且多用排偶句子，骈散相间，语言凝练，语气清峻。
要谈“封建制”的存废，自然要从“封建制”的产生与发展讲起。由“天地果无初乎”至“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说的就是这个内容。尽管作者当时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分封制国家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否定与“生人之意”相对立的“圣人之意”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作用，却具备令人肃然起敬的理论意义和批判精神。作者觉得“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甚至“尧、舜、禹、汤、文、武”他们就“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这里所说的“势”，并不是指客观规律或客观形势，而是指由众人的愿望而造成的趋势。这一部分论述，是全文的总观点。由它统率全文，别开生面，气势磅礴。
从“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至“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是比较分封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一，作者以史实为论据，具有不可辩驳的力量，并且前述为事，后文即可引以为据，逻辑严密，整体感强。
“或者又日”与“或者又以为”两段，是驳论。头一段驳所谓“封建而延”的观点，论据是魏晋两代都“封爵犹建”，结果是“不闻延祚”；唐代“矫而变之，重二百祀”。史实如此，胜于雄辩。所以，作者以“尤非所谓知理者也”，加以指责二第二段驳“殷、周圣王” “不革其制”便“固不当复议”的谬论当然，秦的“其为制，公之大者也”，也只是实施了地主阶级占有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天下”，而这又是当时作者所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的。
“夫天下之道”一段，是全文的结束。作者在这一段讲了两种有内在关系的事物，又讲了这两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即依照天下的常理，国家治理得好，才能够得人心；而使贤明的人居上位，不贤的人居下位，才能把国家治理得好。这是一种因果关系，作者先谈结果“理安”，后谈原因“使贤者居上”，突出用人唯贤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然后又讲，实施分封制的时候，世袭的封地占满全国；就算圣贤生在那个时候，也无法有所作为：这又是一种因果关系，前有因“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后有果“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两种事物从两个侧面说明一个问题，分封制绝对不可取。之后，作者顺势收拢全文：难道是圣人愿意建立分封制而导致这样的结局吗？我可以肯定地说： “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由形势决定的。”
综合上述， “用人唯贤”无疑是《封建论》的灵魂所在。用人唯贤是改革体制的关键，又是改革体制后所带来的必然成果之一。“事在人为”，看来“人”是最为重要的。作者所参加的“永贞革新”，就是因为王叔文、王侄等得到顺宗李诵的支持得以实行；而包括作者在内的王叔文集团的塌台，也是由于宪宗李纯即位后选用宦官俱文珍、薛盈珍以及文武旧官僚所带来的结果。《封建论》写于“永贞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被贬官永州期间，他对政治革新，尤其是用人唯贤问题的体会和认识尤为深刻。
艺术特点
一、切中时弊。《封建论》没有泛泛谈论分封制的起源与发展过程，而是侧重谈分封制的劣以及郡县制的优。借古喻今，暗示唐中期以后潜伏的政治危机，明指用人唯贤对改良体制、巩固政权以及安定社会的深远意义。
二、观点鲜明，有批判精神。《封建论》破天荒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他承认客观情势，而不承认天命；他觉得由分封制到郡县制是进步，而汉唐还要实行分封制是倒退；他肯定尧、舜这些圣人都有“私”，历史的发展不以圣人的意志为转移，圣人有“所不得已”。一扫腐儒正统的天命观、历史观、圣贤观，不讳饰，也不含糊其词，而是明快决断。
三、论辩雄健有力，气势磅礴。《封建论》开笔： “天地果无初乎？” “生人果有初乎？”虽是设问，但在“有”与“无”之间表明，全文将论述的是天、地、生民这样的大事。从周至唐，上下两千年，兴亡得失，头绪万千。作者就用正确的观点统率史料，去粗取精，除伪存真，三言两语就可把问题讲到实质方面： “失之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失之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当谈论到郡县制的好处时，秦“有叛人而无叛吏”，汉“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有叛将而无叛州”。观点、史实、论据及论证，融会贯通，言简意赅。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了穆叔与范宣子论何者为“不朽”的一段名言。范宣子以世禄为不朽，穆叔却认为世禄不能称为不朽。他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欧阳修这篇文章里所说的“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就是指立德、立功、立言。全文用了一半篇幅，论三者之所以为不朽。并将“修之于身”（立德）放在最高地位，“见之于言”（立言）排在第三，这自然不无重道轻文的意思。但这篇文章的主旨，又不在权衡文道之孰重孰轻，而另有其深意在。
文章重点在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细读这段文字，会发现文章在立论上有一个矛盾。前面说，圣贤是不同于草木、鸟兽、众人的，这种人“虽死而不朽，愈远而弥存”。他们之所以被人尊为圣贤，长存不朽，是由于他们曾经立德、立功、立言。这里指明立言为三不朽之一。而第三段又说：“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这是说，立言之士，与草木鸟兽之必然速朽没有区别。下文说得更明显：著作之士“卒与三者（指草木、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前后矛盾。
再三涵泳这段文字，就会悟出这里面有含而未申之意。这含而未申之意，正是该文的主旨之所在。第一，古人留下的著作，大多数仅在《汉书·艺文志》诸书中著录其书名、篇目，具体的作品则“百不一二存”。这说明，历史对立言之士的著作进行了无情的淘汰。那“百不一二存”的传世之作，是大浪淘沙剩下来的金子，是经受过时代的严格考验的，其余的早就湮没不存了。于此可见，文章难工，传世不易。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这是作者的慨叹，既以自勉，也以之勉徐无党。其次，前两段把“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三者并列为“不朽”，是阐述古代经传中论道之言，反映的是书本上的人生价值观念。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将与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欧阳修读史自悟之理。所谓言之不可恃。就是文章著述不重于人的委婉说法。这是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出来的。反映了实践中呈现的另一种价值观念。书本上的价值观念与实践中的价值观念如此不同，遂使古今无数文士为之荷笔彷徨。作者自己一生的体验，便是明证。因此，文章结尾用“亦以自警焉”，暗暗透出个中消息。由此可见，这篇文章还表明了自古以来文章之士共同的悲哀，因以之警徐无党。
这样就见出该文的第一个特点：题旨深隐。欧阳修在其《论尹师鲁墓志》一文中提出：写作应该力求“文简而意深”，并说：“春秋之义，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诗人之志，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他这篇《送徐无党南归序》，无愧于文简意深、爱深言切的典范之作。
全文立意，既重在表明文之难工与立言之不足恃，抒发包括自己在内的千古文章之士共同的悲慨，写来便情真语切，感慨深沉，这是该文的另一个特点。自古文士，留下来的篇章已仅“百不一二”，其余都“散亡磨灭”，是事之一可悲。留传下来的文章，“文字丽矣，语言工矣”，又“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是事之二可悲。这些人士活着的时候，“汲汲营营”，辛苦忙碌、呕心沥血地进行写作，才达到文丽语工的境地；而当其“忽焉以死”，仍然免不了“同归于泯灭”，是事之三可悲。末了写到“今之学者”，穷其一生精力，孜孜于文字著作，结果是“皆可悲也”。这段文字，饱含深情，既哀人亦复自哀。那种苍茫万古之意，发而为声，则抑扬唱叹，慷慨苍凉。试诵读第三段，先用“百不一二存焉”，“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发出深沉的咏叹；次用“汲汲营营”一个反问句抒发感慨；再用“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一收一顿；最后用“皆可悲也”放声长吁：语调吞吐抑扬，声情契合，不仅足以“摧其（徐无党）盛气”，也足以引起后之文士读此文者无限悲怆。事之不平，积为愤懑。全篇无一愤语，却饱含愤意于笔端。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还有一个特点：结构非常紧凑，前呼后应，针线绵密，因此读来气势流贯，又回环往复，现出一种感情上的涡流。人手一句，先提出“草木”、“鸟兽”、“众人”三者都无法逃避同归灭亡的自然规律，然后从“众人”中引入“圣贤”，说他们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六字扣紧首句，文境稳步推开。接下去论圣贤之所以不朽在于修身、施事、见言，将三者平列。继以比较法层层筛选，步步推出中心。首则拿“施事”与“见言”比，论见之于言者不如施之于事；再拿“施事”、“见言”与“修身”比，引孔子的弟子宰我、子贡善于言语，冉有、季路长于政事，都比不上能修身立德而并不长于言语、政事的颜回，突出修身为首要之道，立言居三者之末，渐渐过渡到第三段论立言之不足恃，文意暗暗逗出，又层层推进。到第三段，先说“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束以“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荣华”紧承“丽”字，“好音”紧承“工”字，接榫紧密。又加上“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使草木、鸟兽、众人汇齐，与篇首第一句“草木鸟兽之为物，众人之为人”桴鼓相应。复承以“而卒三者同归于泯灭”、“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再提“泯灭”、“不朽”，首尾回环，遥相顾盼，使这篇短文在畅达中有一种遒练逆折的劲气。这些地方，都见出作者为文炼气的功力和缜密的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