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批评陆机。陆机和潘岳是西晋文坛齐名的代表人物。《世说新语·文学》：“孙兴公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元好问认为“陆文犹恨冗于潘”，写诗如果争相绮靡、篇幅冗长会增加读者的阅读负担，诗歌既然是传达心声与真情，意尽就该言止，不要太多太长，不须摇唇鼓舌，多所铺张。这里也体现了元好问注重诗歌真情实感，反对形式华艳的观点。
诗的首句“千古风流八咏楼”，可谓写尽斯楼之风流倜傥，笔调轻灵潇洒，比摹真写实更为生动传神。次句“江山留与后人愁”紧承前句，意谓像八咏楼这样千古风流的东南名胜，留给后人的不但不再是逸兴壮采，甚至也不只是沈约似的个人忧愁，而是为大好河山可能落入敌手生发出来的家国之愁。对于这种“愁”，李清照在其诗文中曾多次抒发过。事实证明，她的这种“江山之愁”不是多余的，因为“金人连年以深秋弓劲马肥人寇，薄暑乃归。远至湖、湘、二浙，兵戎扰攘，所在未尝有乐土也”（《鸡肋编》卷中）。具体说来，继汴京沦陷、北宋灭亡之后，南宋朝廷的驻跸之地建康、杭州也先后一度失守。曾几何时，金兵直逼四明，高宗只得从海路逃遁。眼下作为行在的临安，又一次受到金、齐合兵进犯的严重威胁。即使敌人撤回原地，如果不对其采取断然措施，打过淮河去，收复北方失地，而是一味用土地、玉帛、金钱奴颜婢膝地去讨好敌人，那么性如虎狼的“夷虏”永远不会善罢甘休，南宋的大好河山就没有安全保障。这当是诗人赋予“江山留与后人愁”的深层意蕴，也是一种既宛转又深邃的爱国情怀。
“水通”二句，或对贯休《献钱尚父》诗的“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及薛涛《筹边楼》诗的“壮压西川四十州”有所取意。对前者主要是以其“三千里”之遥和“十四州”之广极言婺州（今浙江金华）地位之重要；对后者改“壮压”为“气压”，其势比薛诗更加壮阔。看来这不仅是文字技巧问题。上述二诗之所以能够引起李清照的兴趣，主要当是因为薛诗对“边事”的关注和贯诗中所表现出的精神气骨。关于贯诗还有一段颇有趣的故事：婺州兰溪人贯休是晚唐时的诗僧。在钱镠称吴越王时，他投诗相贺。钱意欲称帝，要贯休改“十四州”为“四十州”，才能接见他。贯休则以‘州亦难添，诗亦难改”作答，旋裹衣钵拂袖而去。后来贯休受到前蜀王建的礼遇，被尊为“禅月大师”。贯休宁可背井离乡远走蜀川，也不肯轻易把“十四州”改为“四十州”。李清照对这类诗句的借取，或是为了讥讽不惜土地的南宋朝廷。
此诗气势恢宏而又宛转空灵，这样写来，既有助于作品风格的多样化，亦可避免雷同和标语口号化的倾向。虽然好的标语口号富有鼓动性，在一定条件下是必要的，但它不是诗，条件一旦有变，它也就失去了作用，从而被人所遗忘。李清照的这首（题八咏楼）历时八九百年，余韵犹在，仍然撼动人心，这当与其使事用典的深妙无痕息息相关。惟其如此，女诗人关于八咏楼的题吟，不仅压倒了在她之前的诸多“须眉”，其诗还将与“明月双溪水，清风八咏楼”一样，万古常青。
这是一首清新、明快的田园小诗，虽无深意，却具恬适、自然的情致。
“凉”是一种“心境”，很不好表现，所以，必须采用以“物境”来表达“心境”的手法，通俗一点说，就是化无形为有形，构成诗中的“图画”，以渲染气氛。诗人用白描的手法勾勒出三幅小画面，第一幅是稻田，从它灌满了水和长得绿油油、齐整整的稻叶中透出凉意。第二幅是树丛，“晓”字自含凉意，低压的雾气也自含凉意，“日”本有热意，因其初升，故也“沧沧凉凉”，何况其穿树而来。第三幅是飞莺，黄莺儿越过田野，飞向晨雾迷蒙的山阴，纳凉去了，诗人的心中仿佛也顿生凉意。把这三幅小画面合起来，便构成了一幅清新、明快的田园山水大图画。
由此，“新凉”这一心境，也就从这大图画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里渗透出来。而那黄莺的啼鸣，又为这幅大图画添上画外音，呼唤诗人投身其中，共纳新凉。诗人悠然自得的心情，一吟即出。
这首诗和同期所写的《夜读兵书》等诗一样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开头两句生动地描写春社日农村的热闹景象。三四句突然转折，写农民只不过暂且祈求麦熟能吃饱饭，不能再说谷践伤农。这样写，含意深刻，表达了诗人对农民的深厚同情。接着，由此联想到该窜逐那些残害百姓的贪官污吏，同时希望朝廷尽快起用抗战志士张浚，使天下贤才能云集朝廷，让有才能的贤人来治理国家。结尾两句进一步表明诗人的强烈愿望：只要天下贤人都能云集朝廷，国家中兴有日，即使自己穷死山村亦胜于封侯。充分表现了诗人不计一己之穷通崇高的精神境界。
诗人用“棠梨花开”起兴，塑造了一幅春枕日的美好景像，继而又用“社酒浓”，“鼓冬冬”作更细致的描绘，反映容社日的欢乐、热闹。这种从视觉、嗅觉、听觉三个角度来表现的方法，是古代诗人常用的艺术手法。
其年，陈维崧字。在他的填词图上题咏的很多，是清初词坛上闻名的风流韵事。朱彝尊的《迈陂塘》词是其中的一篇，是享有盛名的一篇。
朱彝尊和陈其年，私交甚厚，出处也大体相同。早年，二人曾合刻《朱陈村词》，抗清复明活动中引为同志。以后乞食四方，历游半个中国，落魄潦倒，侘傺不得志。晚年同应博学鸿词。这首词写于二人未出仕前。
陈廷焯说:“迦陵(陈维崧号迦陵)词，沉雄俊爽，论其气魄，古今无敌手。”又说:“其年诸短调，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是何神勇!”结论是:“国初词家，断以迦陵为巨擘。”(以上均见《白雨斋词话》卷三)都是深中肯綮的公允之论。不信，请看朱彝尊的评说。“擅词场、飞扬跋扈，前身可是青兕?”“青兕”:传说中的猛兽，这里代指辛弃疾。辛词是豪放派的开创者，“大声镗鎝，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刘克庄《辛稼轩集序》)，神勇无比，后人誉为青兕转生。朱彝尊巧妙地移作迦陵评语，谓其专擅清初词坛，摆脱常规拘束，飞扬跋扈，目无余子。“前身可是青兕?”这一设问极妙，若非青兕，何来如此神勇?既有如此神勇，前身应是青兕，从反诘中予以肯定。同时也揭出迦陵词与辛词的师承关系，其词风是从辛弃疾一脉而来，“跋扈颇参青兕意”(朱祖谋语)，形神肖似的程度，不妨说成是清初的辛弃疾，这一点是朱彝尊未明言而会首肯的。至此，读者面对填词图中的人物——陈其年，有了总体把握:是不同凡响的填词大家，有着迥异常人的创作个性，独揽词坛的崇高地位，源出稼轩，以豪放为主要特色的创作天才。言简意赅，肮脏流转，熔叙述、评论、谀扬、疑难，以及旧典新说于一炉，五彩纷呈，先声夺人，予读者以鲜明强烈的感知和印象。后人每以朱(彝尊)陈(维崧)并称，如此句的大笔勾勒，力透纸背，亦见朱氏的功力，确能旗鼓相当。
“风烟一壑家阳羡”，借杜牧诗“一壑风烟阳羡里”成句，点出主人公世居的古阳羡，即今江苏省宜兴市的山光水色，佳美风景。恰好这儿也是宋代著名词人竹山的乡里。竹山，蒋捷号，词风追步稼轩，刘熙载《词曲概》里称他为“长短句之长城”，与周密、王沂孙、张炎并称为“宋末四大家”，对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影响尤大。这从地理上追溯其词学渊源。作者以平淡无奇的笔触，娓娓道来，极自然地一笔带出，为首句的评述作了补充。
犹如影视镜头，渐渐由远处摇至眼前，作者引导我们逼近观察填词图中的生活场景:画面上罨画溪(地名。在宜兴县东南。古时有指为圻溪或东泻溪者)穿越而过，溪水清越，缥碧见底，泉水激石，似闻泠泠作响;两岸夹生藤花，珠结翠绕，摇曳多姿，倒映水中，青绿喜人。图中的主人公，随身携带着文房四宝和桌几之属，安坐在那溪旁的绿树阴中，正悠然出神地苦思冥想，捕捉“空中语”，在这样幽雅的环境中，创造出飞扬跋扈的好词。
写到这里，已将“其年填词图”题目立体呈现于读者面前，山穷水尽处，笔头一转，突作放达语:人生快意事，但求“紫笋烹泉，银筝侑酒”便足够了，“此外总闲事”!“紫笋”，茶之名器。相当于今天出产的宜兴紫砂壶。“银筝”:名贵的银装筝。也就是说，闲来掬取一勺名泉，烹上一壶酽茶，与三五旧友新欢，意气风发，谈艺论文;兴来丝竹吹弹，饮酒作乐，象刘禹锡诗中说的“插花女儿弄银筝”，姜白石词中说的“小红低唱我吹箫”，一曲终了，捧巨觥劝进，昏昏然不复与外事相接。是呀，人生如此，夫复何求?是作者的劝慰语，也是画图上无法绘出，深藏于主人公内心世界的酸楚语。在沉痛的感喟中读者顺理成章地领略到词外之旨:旷世奇才，不为世用，只能沉湎于酒旗歌板之中，有情人当一掬同情之泪!
上片的艺术特色很鲜明:一、始终扣紧“其年填词图”五字写实写足。从总体到局部，从大处到细节，从外形到内涵，立体交叉，纵横开合，立足画面，从“图”生发。即使是“紫笋”、“银筝”，也是图画中的实有之物。年次少于陈维崧的同里词人蒋景祁，在其词注中便曾说“填词图中旁画士女”，正是“插花女儿弄银筝”的真实画面。而总体评说，乡学渊源，创作环境，烹泉论艺，以及银筝正拍，快意时浮一大白，却说的是“填词”因果。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着“其年”二字，多角度地托出一个活灵活现的陈维崧来。二、由远及近，由表及里，虚实交替，移步换形。言飞扬跋扈，突来“可是青兕”一问;说阳羡山水，攀上古人竹山乡亲;明写创作环境优美，潜台词是:词赋乃小道，建功立业，才是大丈夫的营生。分看似乎各自独立，合看则围绕“其年填词图”轴心旋转。散珠委地，线穿珠联，一环套住一环，一层递进一层，光怪陆离，变换莫定。特别是充分发挥了有声画(俗说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的功用，以“紫笋”、“银筝”等实有之物为道具，转瞬间，成为深层揭示人物精神世界的重要成因，有助于多层次地塑造丰满的艺术形象。
过片以下不再就“图”立说，只就“其年填词”进行细部刻镂。
“空中语”:据《冷斋夜话》载，法云和尚劝黄庭坚多做诗而艳歌小词可不作;黄庭坚说:小歌词是“空中语耳，非杀非偷，终不坐此堕恶道”。亦即歌词乃凭空结撰之语。“想出空中姝丽，图来菱角双髻。”“菱角”:白居易诗:“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菱角、谷儿皆侍婢名。意谓歌词中的艺术形象，不管是构想中的标致小姐，或是具体描绘的扎着丫髻的婢女，都是无中生有的产物。朱彝尊自题词集《解珮令》亦曾说:“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与此意同，但说得更显露。这里推己及人，说陈维崧凭空结撰之词，虽不乏“燕钗蝉鬓”、“歌筵红粉”之类的题材，其目的在于寄托作者的幽愤。陈廷焯评说:“其实朱、陈未必真空也。”(《放歌集》卷三)是为知言，他们不为世用，饥驱四方、抑塞磊落之气发而为词，正是深深地扎根在现实的土壤中，并非飘浮空泛的游词。若从艺术创作之法则言，正如陆机《文赋》说的“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是从无形到有形的过程，称词为“空中语”，却也合理而又形象。
陈维崧才思横溢，意豪气盛，中遭家门变故，颠沛流离，一切诙谐狂啸，细泣幽吟，全都通过词来宣泄，有时一日作数十首，或一韵至十余阕，填词之多，古今称最。“乐章琴趣三千调，作者古今能几?”是实事实说，不是夸诞之言。“乐章琴趣”，柳永词集称《乐章集》，黄庭坚、晁补之的词集同称为《琴趣外编》，是以二集名代指填词。为何二者叠用呢?这是词律规定字数的需要。迦陵词在长期的流传中散失很多，有的是作者漫不经意随作随丢，今天保存下来的只有一千六百多首，也还是古今作者中词作数量最多的。如此既多且好的歌词，就使从前的那些善歌者或记曲者相形见绌了。“团扇底，也直得尊前、记曲呼娘子?”“团扇”:据《古今乐录》载:晋王珉好捉白团扇，其嫂婢谢芳姿善歌《团扇歌》。又“记曲呼娘于”，据《碧鸡漫志》载:张红红颖悟绝伦，每听新声，即能记其拍，一声不失;后招入宜春院，宫中号为记曲小娘子。这些谢芳姿、张红红之流，当然不是陈维崧的敌手，显得名实不副，只有从酒旗歌筵前消失，让位于陈维崧的新声了。
最后数句，极力写陈词之艺术感染力和流传之广大。不论是城市和墟集(“旗亭”，市楼。“药市”，《成都古今记》:九月药市。指墟集)都可听到传唱江南新词江北旧词(“江南江北”，向子諲词分为江南新词、江北旧词)，歌声揭响入云，震落屋梁上的尘土(“歌尘”，刘向《别录》:鲁人虞公，发声清晨，歌动梁尘)，又如清晨吸一口井华水(“井华水”:《本草注》:井华水平旦第一汲者，令人好颜色)，沁人心脾，顿觉性平气和，颜色温润。叶梦得《避暑录话》曾记载:“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屯田词。”(按“井华水”已见前《本草注》，此又引《避暑录话》释“柳下井华水”，为行文方便，二注都用了。)迦陵词流传的盛况，也同于柳词的情景。古人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作圣作贤，建功立业是无望了，有这许多佳词丽篇，家喻户晓，广被天下，也是不朽之盛事，可以聊以自慰了。
后片极写其“盛”，却笼罩悲愤之雾，这也是全词的基调。朱彝尊才学富赡，有喜欢掉书袋的毛病，这首词隶事太多，就是证明。再则迦陵词有蹈扬湖海，一发无余的短处，虽不影响朱氏的总体评价，读者却是应该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