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词的上片泛咏福州西湖。起句写其吟咏之苦。《墓志》谓其诗“钩章稽句，掐擢肠肾”，每个字都出以苦思。此处以东野自喻，言其吟咏西湖，字斟句酌，和孟东野一样刻苦。水仙桐在杭州西湖。“想钱塘”三句先把福州西湖幻化作杭州西湖，然后由杭州西湖联想到水仙祠，再由水仙祠联想到杭州之士在水仙祠前向风流处士，“一盏寒泉饯秋菊”的情景。“更忆”三句写福州西湖之小孤山。言其同江西彭泽县北长江岸边的小孤(姑)山一样，同负盛名。它沐浴在万顷碧波之中，浪士出，烟士藏，一色空濛，而它那“望断彭郎欲嫁”的神色，更令人难以描画。在这士，作者使用拟人手法，简直把小孤山似仙非仙，空濛灵秀的景色写绝了。“谁解”三句运用《子虚赋》和《上林赋》的有关材料和典故，并以司马相如自喻，言福州西湖，浩渺宏大，气吞云梦，要把它写出来，还要请《上林赋》那样的高手，才能把它王者之气写出来。在这士，作者使用了“想”、“忆”和“谁解”三个动词，把他对西湖人文景观、小孤山以及西湖气吞云梦的气势联系在一起来写，显得层次分明，而构思又极严密。

　　词的下片写作者对福州西湖的爱怜。这士有两个对比。一是家乡之思同西湖之爱的对比。“鸡豚”三句写作者的家乡之思。言如今带湖春涨，山水之乐无穷，家乡的亲友望其回乡，“鸡豚燕（宴）春秋”，以叙阔别之谊。接下去三句写其对福州西湖的爱。他爱福州西湖三万顷琉璃般的水面，他喜欢卧在水亭烟榭之中，面对玉塔，于深夜之中，欣赏湖水的微澜，以慰藉自己那颗受伤的心。在句首着以“爱”字，使之同乡思形成鲜明对比，从而突出了他对福州西湖的爱高于乡思之意。二是为西湖吟诗同处理公务的对比。唐代诗人孟郊，四十六岁登第后，被任为僳阳尉。在任不事曹务，常以作诗为乐，被罚半俸。作者虽没不事曹务，但他在结尾四句却说，他要写诗吟咏福州西湖，碰上了强劲敌手，要像谢灵运当年西堂思诗那样做一个获得“池塘生春草”之类名句的好梦，“雁鹜如云休报事”，以免惊扰我“觅句”的努力。这样写，既照应了开头，又使吟诗同理事形成鲜明对比，再次突现了他对西湖之爱高于其他之意。这样通过两层对比，便把他游西湖、咏西湖、爱西湖之意充分表达出来，圆满地表达出了本词所要吟咏的主题。

　　李好古过维扬时写的这首《江城子》，此外，词人把自己不能“馘名王，扫沙场”（馘，杀敌后割取左耳以计功）的原因，归结为“欲上治安双阙远”（治安，贾谊曾作《治安策》评议的时政。双阙，指代朝廷），等于说兴亡的关键、维扬屡遭破坏的根子，都因为统治者不纳忠言。这种尖锐态度和批判精神，在同代词人中也是少见的。

　　这首词在写法上注意了两个结合。一个是写景与抒情结合。词中写景的地方只有四句：“平沙浅草接天长，路茫茫”、“昨夜波声，洗岸骨如霜。”即仅仅是沙、草、天、路。这些单调的景物，为读者展现了维扬劫后的荒凉。再说，作者又逐次为它们加上“平”“浅”“长”“茫茫”等修饰语，从而共同组成一幅辽远、凄迷的图画，正好象征着作者惆怅的心情。“昨夜波声”一句表面写波涛，背后却有一个在扬州的某一间屋子里听着波声久久不能入睡，想起无限往事的人儿。把这一句同“洗岸骨如霜”放在一起，夏承焘说：“ 两句写夜间听到波声拍岸，使人激奋而气节凛然。”（《唐宋词选注》）则景中之情就更为显著了。

　　还有一个伤今与怀旧的结合。这首词目睹扬州破败景象，痛悼国家不幸，这是“今”；可是词篇中又有“几兴亡”一句，接下去还有“兴古英雄成底事”，这是“旧”。有了历史旧事的陪衬，眼前的感慨变得越发深沉幽远；相反，由于当前维扬的变故，兴年的兴亡也变得越发真切。同时这一句也奠定了下片的基调，暗示自己也像历史上的无数英雄一样，壮志难酬，只能“徒感慨，漫悲凉”。下半阕开头五句写自己少年时的志向。词人年轻时就有降服中行说（汉文帝时宦者，后投匈奴，成为汉朝的大患）和“馘名王，扫沙场”的雄心壮志，甚至象祖逖的样子，在中流击楫，立下报国誓言。这样，有兴古、少年时、目前三个时间层次的结合，词篇抒情的背景就非常开阔，作者因国事而生的忧虑也就特别深广。（李济阻）

　　这首词直接写到维扬的是前面五句和最末两句。前五句写见闻，结尾处点维扬，全词自然构成一个整体，中间的感慨部分则正好处在包孕之中，这样能使结构紧凑，抒情集中，应该是作者精心安排之作。

　　《沈园二首》乃陆游触景生情之作，此时距沈园邂逅唐氏已四十余年，但缱绻之情丝毫未减，反而随岁月之增而加深。

　　本诗是组诗中的第一首，回忆沈园相逢之事，悲伤之情充溢楮墨之间。

　　“城上斜阳”，不仅点明傍晚的时间，而且渲染出一种悲凉氛围，作为全诗的背景。斜阳惨淡，给沈园也涂抹上一层悲凉的感情色彩。于此视觉形象之外，又配以“画角哀”的听觉形象，更增悲哀之感。“画角”是一种彩绘的管乐器，古时军中用以警昏晓，其声高亢凄厉。此“哀”字更是诗人悲哀之情外射所致，是当时心境的反映。这一句造成了有声有色的悲境，作为沈园的陪衬。

　　次句即引出处于悲哀氛围中的“沈园”。诗人于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六十八岁时所写的《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序》曰：“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按：实为三十八年）尝题小词壁间，偶复一到，园已三易主，读之怅然。”诗中并有“坏壁醉题尘漠漠”之句。那时沈园已有很大变化；而现在又过七年，更是面目全非，不仅“三易主”，且池台景物也不复可认。诗人对沈园具有特殊的感情，这是他与唐氏离异后唯一相见之处，也是永诀之所。这里留下了他刹那间的欢喜与永久的悲，《钗头凤·红酥手》这首摧人肝肺之词也题于此。他多么渴望旧事重现，尽管那是悲剧，但毕竟可一睹唐氏芳姿。这当然是幻想，不得已而求其次，他又希望沈园此时的一池一台仍保持当年与唐氏相遇时的情景，以便旧梦重温，借以自慰。但现实太残酷了，今日不仅心上人早已作古，连景物也非复旧观。诗人此刻心境之寥落，可以想见。

　　但是诗人并不就此作罢，他仍竭力寻找可以引起回忆的景物，于是看到了“桥下春波绿”一如往日，感到似见故人。只是此景引起的不是喜悦而是“伤心”的回忆：“曾是惊鸿照影来”。四十四年前，唐氏恰如曹植《洛神赋》中所描写的“翩若惊鸿”的仙子，飘然降临于春波之上。她是那么婉娈温柔，又是那么凄楚欲绝。离异之后的不期而遇所引起的只是无限“伤心”。诗人赋《钗头凤》，抒写出“东风恶，欢情薄”的愤懑，“泪痕红浥鲛绡透”的悲哀，“错！错！错！”的悔恨。唐氏和词亦发出“世情薄，人情恶”的控诉，“今非昨，病魂常恨千秋索”的哀怨。虽然已过了四十余春秋，而诗人“一怀愁绪”，绵绵不绝，但“玉骨久成泉下土”（《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一切早已无可挽回，那照影惊鸿已一去不复返了。然而只要此心不死，此“影”将永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