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本草纲目》载:蘘荷有赤白二种,“白者入药,赤者堪噉”。主治“中蛊及疟”、“溪毒,沙蝨,蛇毒”,“诸恶疮”。从诗的字面上看,种白蘘荷是防中蛊的。首四句写蛊毒之毒,人之制蛊是为了谋取不义之财。“谋富不为仁”是诗眼,既是恶人制蛊之由,又是诗人疑惧之本,更是种白蘘荷以防中蛊的直接根源。中间十句叙述诗人的见闻与感受。“蔬果自远至”,往来客商多,有谋取黑钱的机会,因此,有人将“蛊”奉若神灵。看到酒铺老板殷勤劝客,诗人便联想到古训:甜言蜜语里有毒药,光华的外表包臧祸机。自己是中州贬谪来的罪人,更需警觉,因而心怀恐惧,害怕银钱买来灾祸,所以越是饥饿越要小心。最后八句是果,诗人自己殷勤种植白蘘荷是“托以全余身”。全诗平直如话,然而见情见志,而又尖锐地抨击了贪鄙之徒。
公元805年(永贞元年),太子监国,宦官又得势,韦执谊为相,见风使舵,过河拆桥,永贞革新失败。诗人是王叔文集团的重要成员,贬谪为永州司马,“日无治事,时恐惧”(《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序》),“蒙耻遇僇,以待不测之诛”(《对贺者》)。诗人借怕中蛊毒而描述了这种恐惧心理,“窜伏常战栗,怀故逾悲辛。”一语破的,往事不堪回首,前途更觉渺茫,实中有虚,虚中寓实。诗人面对的是腐败的朝政,朝政如制蛊一般。诗人借人之制蛊而不仁不义为喻,直刺朝政当值者之贪鄙。诗人对这帮人是不吝笔墨的,在《设渔者对智伯》一文中,曾借渔者之口,以“五卿相吞食”为例,对贪鄙之徒作了十分形象的描写,“若范氏,中行氏,贪人之土田,侵人之势力,慕为诸侯,而不见其害。”对宦场作了深刻的讽喻。在《杜兼对》中,直斥“兼,凶狡人也。”诗人在诗中托“夷族”制蛊,“杯酒盈肆陈”的描述,指斥那些甜言蜜语、表面光华的人,其本质在于“谋富为不仁”,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面对严酷的现实,诗人理想的追求如故,纯真的情操依旧,诗人喻之为“种白蘘荷”。防中蛊不靠祭神,而植之以“嘉草”,以嘉草而治中蛊是神农黄帝嘉誉的,诗人孜孜以求,精心培植,而终于“纷敷碧树阴”。诗人以借喻手法,表现了自己有坚定的理论信仰和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品格。诗人曾经说过:“君子志正而气一,诚纯而分定,未尝标出处为二道,判屈伸为异门也。固其本,养其正,如斯而已矣。”(《送萧錬登第后南归序》)诗人坚持唯物论,在“出”“处”“屈”“伸”的不同境遇中,养成端正精一的志向,坚守“利安元元”的本性,诗中“种白蘘荷”正是这种固本养正的最形象最精炼的概括。固本养正而治“中蛊”正是此诗的主题所在。
送别词是词里一个大家族。晚唐五代至北宋词,多叙男女离别。从古以来,“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江淹《别赋》 )。缠绵悱恻之情,哀怨凄惋之音,往往笼罩全篇。辛弃疾的送别词,却多立意不俗,又总是超出常境,这首《鹧鸪天》可作代表。词开篇即述离情。
上阕头二句:“唱彻《阳关》泪未干,功名馀事且加餐”。上句言送别。《阳关三叠》是唐人上阕送别歌曲,加上“唱彻”、“泪未干”五字,更觉无限伤感。
从作者的性格看,送别绝不会带给他这样的伤感。他平日对仕途、世事的感慨一直郁积胸中,恰巧,遇上送别之事的触动,便一涌而发,故有此情状。下句忽然宕开说到“功名”之事,便觉来路分明。作者和陆游一样,都重视为国家的恢复事业建立功名的。他的《水龙吟》词说:“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认为建立功名是分内的事;《水调歌头》词说:“功名事,身未老,几时休?诗书万卷,致身须到古伊周。”认为对功名应该执着追求,并且要有远大的目标。这首词中却把功名看成身外“馀事”,乃是不满朝廷对金屈膝求和,自己的报国壮志难酬,而被迫退隐、消极的愤激之辞:“且加餐”,运用《古诗十九首》“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之句,也是愤激之语。“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写送别时翘首遥望之景,景显得生动,用笔也很浑厚,而且天边的流水远送无穷的树木,和设想行人别后的行程有关;雨中阴云埋掉一半青山,和联想正人君子被奸邪小人遮蔽、压制有关。景句关联词中的两种不同的思想感情,不但联系紧密,而且含蓄不露,富有余韵。
下阕起三句:“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这里的“离合”和“悲欢”是偏义复词。由于题目“送人”与下阕头句“今古恨”,的情景的规定,所以“离合”,就只取“离”字义,“悲欢”就只取“悲”字义。上阕写送别,下阕抒情本应该是以“别恨”为主调的,但是作者笔锋拗转,说今古恨事有几千般,岂只离别一事才是堪悲的?用反问语气,比正面的判断语气更含激情。作词送人而居然说离别并不是唯一可悲可恨的事,显示出词的思想感情将有进一步的开拓。紧接着下文便又似呼喊又似吞咽地道出他的心声:“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行人踏上旅途,“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杜甫《梦李白》),但作者认为此去的遭遇比它更险恶。那是存在于人们心中、存在于人事斗争上的无形的“风波”;它使人畏,使人恨,有甚于一般的离别之恨和行旅之悲。“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刘禹锡《竹枝词》)其中的滋味,古人已先言之。作者在此并非简单地借用前人的诗意,而有他切身的体会。他一生志在恢复事业,做官时喜欢筹款练兵,并且执法严厉,多得罪投降派,和豪强富家,所以几次被劾去官。如在湖南安抚使任内,筹建“飞虎军”,后来在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任内,即因此事实被劾为“奸贪凶暴”、“厉害田里”而被罢官。这正是人事上的“风波恶”的明显例证。作者写出词的最后两句,包含了更多的伤心经历,展示了更广阔、更令人惊心动魄的艺术境界,情已淋漓,语仍含蓄。李白《行路难》的“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同此悲愤;白居易《太行路》的“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间”,正可说明悲愤的原因和实质。
这首小令,篇幅虽短,但是包含了广阔深厚的思想感情,它的笔调深浑含蓄,举重若轻,不见用之迹而力透纸背,显示辛词的大家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