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诗的第一首，写侠少的欢聚痛饮。
“新丰美酒斗十千”。是说新丰出产的美酒十分名贵，一斗酒价值十千钱。新丰，地名，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北新丰镇，古代那里盛产美酒。斗酒十千，使用这个数目字，目的在于强调酒的名贵，为下文的“咸阳游侠”作映衬。
“咸阳游侠多少年”。意思是说：咸阳城里的游侠们多半是青春少年。咸阳，地名，在今陕西省咸阳市，秦朝时曾作国都，这里实际是以它代指唐朝京都长安。游侠，古时候称那种重义轻生死、勇于救人危难的人为游侠。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游侠都是英雄豪杰，倍受尊重和赞扬。作者在另一首诗中写道：“纵死犹闻侠骨香”，说即便侠客死了，他们的骨头也是香的。可见侠客的社会地位之尊贵。作者特别地点出“少年”二字，写出一群朝气蓬勃的少年英雄，这些少年游侠在“新丰美酒”的映衬下，越发显得豪纵不羁，风流倜傥。
“相逢意气为君饮”。意思是说：这些少年侠客偶然相逢，为彼此的意气所感动，都愿意为对方干上一杯。“意气”所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仗义疏财，除暴安良，轻生重义，都是侠客们所注重的意气。这句把饮酒的性质强调出来了，他们不是为了取乐而饮酒，而是为了彼此的侠义行为而庆功；他们不是熟人聚会而饮酒，而是偶然相逢，一见倾心，便不惜花费重金买酒，相互勉励。这句诗把少年侠客的精神世界揭示得十分鲜明，足以令人敬慕。
“系马高楼垂柳边”。意思是说：他们把自己的高头大马，拴在那高高酒楼前的垂柳旁边。这意味着他们已经走上了酒楼，把“为君饮”的愿望变成了现实。这句景物描写不仅勾画出酒楼的风光，而且对人物形象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写“马”，烘托出少年侠客的奔放、刚健；写“高楼”，烘托出少年侠客的豪迈气概；写“垂柳”，则烘托出少年侠客的风流、飘逸。可谓一箭双雕。
这首诗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作者注意选用一系列美好的形象，如美酒，游侠，骏马，高楼等，构成画面，洋溢着一种昂扬振作的精神，具有鼓舞人心的艺术力量。
第二首，写游侠的出征边塞。
这首诗里所说的“仕汉”“骠骑”，以及下面两首诗里出现的“五单于”“汉家君臣”等，都是借汉事喻唐，这在唐诗中几乎是习闻熟见的惯例。这里说少年委身事君，入仕之初便担任了羽林郎的职务。由于羽林郎宿仗卫内、亲近帷幄，地位十分重要，故非一般等闲之辈可以入选。《后汉书·地理志》云：“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由此即可见一斑。骠骑指武帝时的名将霍去病，曾多次统率大军反击匈奴侵扰，战功显赫。少年报国心切，一心想效功当世，一旦国家有事，便毫不犹豫地随军出征。边关是遥远荒寒的，沙场的搏杀更是出生入死，而主人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种为国献身的精神，和曹植的《白马篇》里“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少年英雄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曹诗通篇是用第三人称的视角来加以客观的描述和赞颂，这里却借少年自己的口吻直抒胸臆：第三句以自诘的口气反挑，使文势陡起波澜，末句则以斩截之语收束，而“孰”“不”“纵”“犹”等虚词的连用，又在接二连三的转折中不断加强语气，活脱地传达出少年从容朱毅的神情和义无返顾的决心。这种借顿挫的用笔展示人物内心世界的手法，不仅很有力度，而且进一步深化了游侠“意气”的内涵。
第三首，写少年的勇武杀敌。
诗人将主人公置于孤危险恶的战争情势之中。“虏骑千重”指敌人大军压境，形成包围之势；“众敌酋倾巢出动，来势汹汹，企图以优势兵力取胜。而少年以“一身”对“千重”之敌，竟能左右驰突于敌阵之中，如入无人之境，且能擒贼先擒王，将凶蛮剽悍的敌酋“纷纷射杀”，其过人的胆略和武艺已分明可见。这里把少年写成孤胆英雄，意在突出他的勇冠三军、战功卓著。诗的一、三两句，以特写镜头为少年英武矫健的身姿写照：“擘两雕弧”言其多力善射，能左右开弓；“偏坐金鞍”言其鞍马功夫娴熟，能在疾驰的马背上自如地变换各种姿势；“调白羽”则是善于在运动中瞄准目标，箭无虚发。
二、四两句，从对方着笔来反衬少年的艺高胆大。敌我双方的力量愈是悬殊，也就愈能表现主人公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而这种气概，又正来自于其置生死于度外的献身精神。这样，这首诗就和上一首彼此呼应，并为下一首写功高不赏张本。诗中所出现的雕弧、金鞍和白羽，均是以着色之笔略加点染，本来是爱其人而及其物，这里的物又为人增色，人与物原不妨是互相辉映、相得益彰的。盛唐诗人每喜表现尚武精神，如李白自称“弯弓绿弦开，满月不惮坚。闲骑骏马猎，一射两虎穿。”（《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杜甫自述“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壮游》）王维则称赞他的一位族弟说：“读书复骑射，带剑游淮阴……席帆聊问罪，卉服尽成擒。”（《送从弟蕃游淮南》）等等。这些都可看作是诗中理想形象的现实依据。
第四首，写游侠的功成无赏。
上一首诗既已写到少年游侠的勇却群敌，那么这一首写朝廷论功行赏，他也理应是受奖的主角了。诗的前三句，极写庆功仪式的隆重和气氛的热烈：君臣欢宴、云台论功、天子临轩、封侯赐爵，正当期待中的主角出场时，领赏者却突然变成了“将军”。
这里的“将军”和第二首“初随骠骑战渔阳”里的“骠骑”当是一人，指军中的主帅。“将军佩出明光宫”，也即李白《塞下曲》其三所云：“功成画麟阁，独有霍嫖姚。”意谓受皇帝宠信的权贵坐享其成而血战的勇士反遭冷落。诗以烘云托月的手法反复渲染，到头来却翻作他人；而活跃在前三首诗里的主角被悄无声息地推到了局外。这种欲抑故扬的艺术处理，使诗中的不平之鸣得以强有力的表现，这里再加申说反而是多余的了。
王维的《少年行四首》，以浪漫的笔调讴歌了豪荡使气、舍身报国、崇尚事功和功成不居的任侠精神，表现出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他笔下的少年游侠形象，和盛唐其他诗人创造的形象一样，实际上是时代理想的人格化写照。这四首绝句独自成篇，各有侧重，但又蝉联而下，互相补充和照应。用笔或实或虚，或显或隐，舒卷自如，不拘一格，成功地谱写了一支朝气蓬勃、富有青春旋律的进行曲。
这首诗首句措辞非常隐曲，本意是对身世极度不满。颔联有“心存魏阙，望而不见”之慨。颈联白字属烟，而拆居句末，以见警策。尾联点明访秋的意思。境界寥廓，景中有情，不言思归，而归思已见也。诗意深曲含蕴，意脉不露，耐人咀嚼。
首联：“酒薄吹还醒，楼危望已穷。”诗篇一开始就蕴含着深沉的愁苦。诗人万里投荒，愁思难已，于是借酒浇愁，谁知酒味淡薄，无法浇灭那心中熊熊燃烧的思家念国之火，愁思反而愈加沉重。他登上高楼遥望北方的家乡，西风吹来，酒意全消，而放眼望去，故园杳不可见，心情更加郁闷。这两句起势陡健，发唱警挺。劈头一句“酒薄吹还醒”，是经过长久的离别，尝尽愁苦滋味以后，盘纡于胸中的感情的猛然倾泻，给人以十分强烈的感染。
次句“楼危望已穷”，紧接着描画出诗人登临极目，北望乡关的情景，着墨不多，却鲜明如在目前。两句情景交融，蕴含着深厚的诗意；“还”字、“已”字，使得诗句上下紧密联系，曲折起伏。而“望”字，又点明了诗题中的“访”，并领起垒篇，可谓一诗之“眼”。从开始两句中，就体现出了诗人精心安排的艺术匠心。
中间两联，就是诗人望中所见，而见中又寓所感。诗人先是使用反衬手法，通过落日归帆的景象，来表现自己有家难归的苦闷。“江皋当落日，帆席见归风”，诗人纵目望去，落日的余辉正照在江岸上，江中归船的帆席鼓满西风，正在轻快地驶回。见此情景，诗人想到自己的’家乡远在万里之外，不知何时才能归去，当此西风落日之际，家中的妻儿说不定正在急切盼望自己呢，心中不免涌起异乡作客的惆怅。通过反衬，思乡之情被表现得曲折而又强烈。接着，诗人又换用烘染的手法，通过对龙潭鸟道的描写，来进一步暗示自己的乡思。
“烟带龙潭白，霞分鸟道红”，是说渐起的暮霭，有如轻纱般地笼罩在龙潭上，潭水一片银白；余霞照在只有鸟儿才能飞过的高峻的山上，山山岭岭被映成一片红色。这两句初看起来，山红水白，好像一片美景，但仔细品味，却不难发现包孕其中的异乡情调，以及客居异地时在日暮时分很容易勾起的乡国之思，诗人巧妙地用具有桂州特点的景色，来烘染出自己的乡思，隐而不显，含蕴深沉。
这两联描写景物十分形象生动，但又简洁凝炼，原因在于诗人善于选取典型物象。前一联只用“江皋”、“落日”、“帆席”、“归风”四种物象，就生动地画出了一幅落日归帆图；后一联也仅采“烟”、“龙潭”、“霞”、“鸟道”四种物象，就组成了一幅桂州山水画，笔墨经济，画意浓郁，使人如身临其境。每两种物象中用动词联结，互相映带，交织融会，顿然产生活泼生动之感。而动词的安排，前一联的“当”、“见”在第三字，后一联的“带”、“分”在第二字，这就使得诗句在节奏上发生变化，读来顿挫起伏，别具一种抑扬跌宕的声情美。
最后一联：“殷勤报秋意，只是有丹枫。”缴清题目《访秋》，含蕴地表露出思乡的急切心情。诗人因为思乡，连北方的秋色也觉得可爱，所以要登搂寻访秋意。然而，因为“桂州地暖无秋色”（《桂州路中作》），登楼而访，却望不见往年习见的北方秋色，心情格外怅惘。而此时此地，那殷勤地报告秋意的，只有一树树火红的枫树，给人一点点难得的慰藉。诗人用“殷勤”和“报”，将丹枫人格化，在一片苍茫寥落中，特别报告了令人忆念面寻访的秋意，显得多么富有深情。而“只是”二字，一方面真实地写出了桂州地暖的自然特点，另一方面也婉转地表示出作者在桂州的孤独处境和落寞情怀，那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倒远不如看似无情实多情的丹枫亲近，作者在异乡的艰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思乡之念，在这里被表达得更为曲折和深沉。最后一联，字字浸透着作者的思乡之泪，那火红的丹枫，又给人留下想象的余地，令人回味无尽。
诗题“访秋”，而全诗通过形象的景物描写，婉曲深沉地表达出无穷的乡思，这已是一层曲折。中间各联在具体的描写中，又起伏变化，峰回路转，用笔极尽曲折之妙。虽然如此，但全诗并没有那种过分渺茫和无从捉摸的感觉，而是有消息可寻，含蓄而不晦涩。全诗扣紧“望”字，笔不旁骛，蝉联而下，在宛转曲折中又显得流畅自然，读来一气贯注，天然浑成。诗篇开始以精切的对句起笔，最后以散句作结，在精整中不乏自然之姿，在谨严中又留下不尽的余响，耐人寻味。
文章开头在点明韩愈以潮州刺史身分派遣下属致祭之后，第一段先回顾漫长的历史，拿先王和后王对比，以阐明鳄鱼得以长期肆虐的原因。古代的圣王统治天下，放火焚烧山野草泽，用绳网利刃来消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但是后王德薄，不能统治远方，连江汉之间都放弃了，何况潮州处在五岭和南海之间，距离京师有万里之遥的地方。所以鳄鱼在这里潜伏、繁殖，自然也就是它活动的场所了。先王能为民除害，后王则不能。驱逐鳄鱼，追根穷源，先归咎于后王，这是很有胆识的。对安史之乱以来的唐王朝，韩愈虽不敢直斥，但寓意讽谏，确有空谷传音之妙。再从行文上来看，这是故意放宽一步，为下文蓄势，将合先开，欲擒故纵，这是古文家常用的笔法。
第二段陡然折笔回锋，展开堂堂之阵：以今非昔比晓喻之，以大唐天子、刺史、县令、天地、宗庙、百神震慑之。这就使鳄鱼完全丧失了得以肆虐的依据。“况禹迹所揖”以下，语意更进一步，字字跃动，蝉联如贯珠，显得雄辩有力。直到推出“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才揭出一篇之纲。譬如登泰山，攀“紧十八盘”，南天门始赫然在目，以前的“阶崇万级”，均为此铺垫。如果说在这以前是从天子的角度上昭告鳄鱼的话，那么在这以下就是从刺史的职责上阐发议论了：“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鳄鱼岂敢与刺史抗拒。刺史是受天子之命而来，抗拒刺史就是抗拒天子。对鳄鱼而言，抗拒刺史，将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这是不言而喻的；就刺史而言，为民除害，是其职责。退一步说，即使刺史弩弱，也不肯屈服于鳄鱼，矫矫者岂能听之任之。故“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反复晓喻，这就不是“不教而诛”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文字里，韩愈顺便给那些在恶势力面前吓得魂不附体的人给予有力的讽刺，意在言外，耐人寻味。
在待之以礼、晓之以理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凌之以威、绳之以法了。第三段以“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开头，正式堂而皇之地宣布了驱逐鳄鱼的命令。为鳄鱼指出去路，限定了时间，限期也是宽之又宽，做到仁至义尽。但是，如果七日内不能迁徙，文笔又陡起层叠而下：“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这段判决文字写得极为严正，十分果决、犀利。最后落到“杀”字上，使正义之力大大变强。更有甚者，不仅要杀，而且要斩尽杀绝。诛杀的方法，也写得明明白白，以示有绝对的把握。那些“为民物害者”，对此必会心惊胆战。结尾“其无悔”只有三字，戛然而止，尤见峭劲。韩愈有言“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从他这篇文章来看，确实表现了这一特点。
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这在韩愈的文章中是说得一清二楚的。既然鳄鱼无知，韩愈的写作目的有何，“好游戏”（清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五）的韩愈，无非是在借题发挥而已。在指责鳄鱼的背后，有比鳄鱼更为凶残的丑类在。安史之乱以来那些拥兵割据的藩镇大帅，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更为祸国殃民。所以这篇貌似“游戏文字”的文章，显然寓有鲜明的主题，它因小见大；发人深思，有着严峻的现实意义。
《卜居》是《楚辞》篇名。王逸认为屈原所作﹐朱熹从其说。近世学者多认为非屈原作﹐但也还不能作定论。篇中写屈原被放逐﹐“三年不得复见”﹐为此心烦意乱﹐不知所从﹐就前去见太卜郑詹尹﹐请他决疑。屈原先述世道不清﹑是非善恶颠倒的一连串疑问﹐然后詹尹表示对这些疑问“龟策诚不能知事”﹐只好说“用君之心﹐行君之意”。显然﹐《卜居》并非真的问卜决疑之作﹐只不过设为问答之语﹐以宣泄作者的愤世嫉俗之意而已。篇中多用譬喻﹐如“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等﹐形像鲜明﹐而且音节嘹亮﹐对比强烈﹐体现了激愤的情绪。就形式而言﹐《卜居》全篇用对问体﹐凡提八问﹐重重叠叠而错落有致﹐决无呆板凝滞之感。后世辞赋杂文中宾主问答之体﹐实即滥觞于此。
《卜居》记述了屈原对人生道路的坚定选择，显示了一位伟大志士身处黑暗世道的铮铮风骨。也许因为构成全文主体的，乃是诗人自己言论的缘故吧，后世往往又直指其作者为屈原。 即使是伟大的志士，也并非总是心境开朗的。不妨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他们的个人遭际，关联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所以心中反而更多不宁和骚动。其痛苦、愤懑的抒泻，也带有更深切的内涵和远为强烈的激情。 屈原正是如此。当他在《卜居》中出现的时候，已是强谏遭斥、远放汉北的“三年”以后。“忠而被谤”，能无哀愤？“既放”在外而找不到报效家国之门，能不痛苦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本文开篇描述他往见郑詹尹时的神思萧散之状，正告诉读者：一种怎样深切的痛苦和骚动，在折磨着这位哲人的心灵。
这痛苦和骚动的展开，便是构成全文主体的卜问之辞。篇目题为“卜居”，可见卜问的是有关安身立命的大问题。而当诗人发出“宁……将……”的两疑之问时，显然伴随着对生平遭际的庄肃回顾。因而诵读这节文字，只有联系屈原的崎岖经历，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其间的情感推涌和涨落。
“吾宁悃悃款款（勤苦忠厚貌）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这庄严的回顾，似于是从青年时代的修身立业开始的。思绪悠悠却又突兀而问，平静中带着自信，突兀中夹几分焦虑，表现的是一种志在兴邦，而急于有所作为的青年之思考和选择。接着的“吾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权贵）以成名乎？”则又情绪激昂起来，于自信中汩汩涌腾出一派傲气——正如屈原在《桔颂》中就骄傲表述的，他“苏世独立”、“廓其无求”，誓志靠自己的“力耕”，来实现“诛锄”天下“草茅”的壮愿，而决不愿向腐朽的权贵攀附、折腰！这便是青年屈原，在踏上楚国政坛前夕所作出的人生选择。这与当时的许多纨袴子弟，为了实现个人对名位、富贵的企盼，而奔走钻营于王公大人府邸，构成了何其鲜明的对比！
到了“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句的跳出，屈原的思绪，大抵已回顾到他担任楚怀王左徒时期。当时，诗人正以“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离骚》）的满腔热忱，投身于振兴楚国、改革朝政的大潮之中，同时也就与朝中的旧贵族势力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卜问中由此滚滚而发的两疑之问，正成了这一冲突景象的惊心写照：一边是屈原的“竭知尽忠”，“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的“竞进贪婪”，不惜走后宫“妇人”（怀王之妃郑袖）的门路，以“哫訾栗斯”的阿谈献媚，换取权位和私利。一边是屈原“廉洁正直”，为楚之安危强谏怀王，甘冒“正言不讳以危身”之祸；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突梯滑稽”（圆滑讨好）的巧言令色、颠倒黑白，向屈原施以中伤和谗毁。屈原的遭受迫害和被怀王暴怒“放流”，就正发生在这十数年间。当诗人回顾这一段遭际时，胸中便充塞了无量的悲愤。两疑式的发问，因此挟带着怫郁之气排奡直上，正如阵阵惊雷碾过云霾翻沸的夜天，足令狐鬼鼠魅为之震慑。两种绝然相反的处世哲学的尖锐对立，在这节铺排而出的卜问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
在如此尖锐的对立中，屈原的选择是孤傲而又坚定的：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为国为民的献身之路，愿效“骐骥”的昂首前行和“黄鸽”的振翮高翥，而决不屑与野凫“偷生”、与鸡鹜“争食”！但这选择同时又是严峻和痛苦的，因为它从此决定了屈原永不返朝的悲剧命运。忠贞徙倚山野，邪佞弹冠相庆，楚国的航船触礁桅折，楚怀王也被诈入秦身死！处此“溷浊而不清”的世道，诗人能不扼腕啸叹？文中由此跳出了最愤懑、最奇崛的悲呼之语：“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佞的嚣张、朝政的混乱，用“蝉翼”的变轻为重、“瓦釜”的得意雷鸣喻比，真是形象得令人吃惊！全篇的卜问以此悲呼之语顿断，而后发为 “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的怆然啸叹。其势正如涌天的怒浪突然凌空崩裂，又带着巨大的余势跌落。其间该蕴蓄着这位伟大志士，卓然独立、又痛苦无诉的几多哀愤！
这就是构成《卜居》主体的卜问之辞，从形式上看，它简直就是一篇直诘神明的小《天问》。但由于《卜居》所问，均为诗人身历的现实遭际，其情感的抒泻就不像《天问》那般舒徐，而是与自身奋斗道路的选择、蒙谗遭逐的经历一起，沸涌直上、翻折而下，带有了更大的力度。其发问也不同于《天问》的一气直问，而采取了“宁……将……”的两疑方式，在对立铺排中摩奡震荡，似乎表现出某种“不知所从”、须由神明决断的表象。但由于诗人在两疑之问中寓有褒贬笔法，使每一对立的卜问，突际上都表明了诗人的选择立场。如问自身所欲坚守的立身原则，即饰以“悃悃款款”、“超然高举”、“廉洁正直”之词，无须多加探究，一股愿与慨然同风的正气，已沛然弥漫字行之间。对于群小所主的处世之道，则斥之为“偷生”、“争食”，状之为“喔咿儒儿”、“突梯滑稽”，那鄙夷不屑之情，正与辞锋锐利的嘲讽勃然同生。与对千里之驹“昂昂”风采描摹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对与波上下之凫“氾氾”丑态的勾勒——其间所透露的，不正是对贵族党人处世哲学的深深憎恶和鞭挞之情么？明睿的“郑詹尹”对此亦早已洞若观火，所以他的“释策而谢”，公然承认“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也正表达了对屈原选择的由衷钦佩和推崇。
寓诗人的选择倾向于褒贬分明的形象描摹之中，而以两疑之问发之，是《卜居》抒泻情感的最为奇崛和独特之处。正因为如此，此文所展示的屈原心灵，就并非是他对人生道路、处世哲学上的真正疑惑，而恰是他在世道溷浊、是非颠倒中，志士风骨之铮铮挺峙。《卜居》所展示的人生道路的严峻选择，不只屈原面对过，后世的无数志士仁人千年来都曾面对过。即使在今天，这样的选择虽然随时代的变化而改换了内容，但它所体现的不坠时俗、不沉于物欲的伟大精神，却历久而弥新，依然富于鼓舞和感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一读《卜居》无疑会有很大的人生启迪：它将引导人们摆脱卑琐和庸俗，而气宇轩昂地走向人生的壮奇和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