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在贞元（唐德宗年号，785—805）年间曾在幽燕一带度过了十多年的戎马生涯，对边疆战士的生活极为熟悉，十分同情他们的痛苦，这首诗便揭露了唐王朝远征高丽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渡辽水，此去咸阳五千里。”这两句写出征的战士背井离乡，长途征战。
“来时父母知隔生，重著衣裳如送死。”“隔生”之感、“送死”之别深刻地揭示了唐代对外战争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父母与儿子、妻子与丈夫、小孩与父亲的生离死别，正是源于统治者的这些对外侵略战争。
“亦有白骨归咸阳，营家（一作‘茔冢’）各与题本乡。”这两句体现了远征之人的思乡之情，即使死了也不忘家乡，希望落叶归根。句中的“白骨”与“茔冢”都是战争留下的凄凉的遗物，是残酷战争的见证。凄凉的遗物与思乡之情融汇在一起，让人伤感莫名，表达了诗人对统治阶级穷兵黩武的控诉与愤慨。
“身在应无回渡日，驻马相看辽水傍。”死的尚有“白骨”“归咸阳”，活着的只能隔着辽水空望家乡。他们只能期望有一天战死沙场后，自己的遗骸能够被幸运地送回长安。远征战士的悲哀，在这字里行间表现得很浓烈。
此诗笔力遒劲，意境苍凉，读来令人心摧骨折、肝肠欲绝。
一个正直无私、胸怀广阔的古代贤者形象跃然纸上。祁奚很有自知之明，年纪大了请求退休，绝无老马恋栈的患得患失心态。晋悼公五次三番征求意见，正是对祁奚人品的高度信任。仇人解狐得到推荐，难道是祁奚刻意讨好献媚吗？让儿子接任，副职之子辅佐，难道不怕授人以结党营私的话柄吗？然而这些，丝毫没有影响祁奚的心态，他已经到了“从心不逾矩”的年龄段。作为老臣，祁奚拥有圆熟的政治智慧和良好的判断力，他公私分明，思虑严密周详，洞察力强，处事很有分寸。“建一官而三物成”，祁奚勇敢无私的政治良心令人肃然起敬。
识才用才是贯穿人类发展的始终话题。人们总希望自己能遇到伯乐。其实，伯乐华而不实，他不过是替君主找找千里马顺便讨些劳务费的帮闲人而已。君主爱作秀，与伯乐沾边，自然也就博到爱才的美名。只有祁奚，才真正懂才、识才、起才，他相当务实，政治经验丰富，思维冷静清晰，更可贵的是正直的政治品格，这就保证经他挖掘乃到推荐使用的人才，含金量更纯，成才率更高。历史上，管仲、萧何、徐庶、鲁肃、魏征、狄仁杰、欧阳修、元脱脱、李善长、曾国藩等，也都是与祁奚同类的贤者仁人，他们举荐了众多忠臣良将，因了他们的合力，中国封建王朝的“龙脉”得以成为世界史上延续最长的典型。
这首诗前两句写秦灭六国的煊赫气势：灭诸侯国，每每依照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将掠夺来的美人钟鼓放置于其中；后两句专就秦事发议论，作翻案文章。此诗通篇使事用典，翻出新意。虽不尽铺陈尽致，然用笔曲折，意蕴丰富，启人深思。
前两句“咸阳宫阙郁鹾峨，六国楼台艳绮罗”都是写实。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官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 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秦统中国后，大肆营造宫室，著名的“阿房官“便是这样的产物。尽管秦国拥有地势高峻的“宫阙”和艳于绮罗的“六国楼台”，但它毕竟是掠夺人民的财产肆意建造的。因此天下人敢怒不敢言。不堪其压榨与掠夺的人民终于“揭竿而起”，推翻了他们残忍的统治，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无论是六国的灭亡，还是秦国被推翻，都是因为他们“日益骄固”而自食其果。诗人在这里明言秦国“宫阙”和“六国楼台”的艳于绮罗，实质是在暗示他们难以逃脱的灭亡命运，这是一层；既然六国与秦国的大建宫室难逃其灭顶之灾，那么，唐敬宗的大建宫室也同样不会有好结果的，这是第二层。如果说第一层意思是作为唐敬宗的一面历史镜子的话，那么第二层的弦外之音，简直就是在向唐敬宗发出严重警告，诗人的此番苦心，是渗透在字里行间的。这就是此诗的含蓄蕴藉、“用意深微”之处。
后二句“自是当时天帝醉，不关秦地有山河”，这里，诗人是在暗里忠告唐朝君主，不要走秦朝掠夺百姓财产的老路。倘若不信，重蹈秦国灭亡之覆辙，即使有像秦地那样坚固险要的山河也是无救的，哪怕是皇权神授也是没有把握的。后来，黄巢起义攻入长安，正应了诗人的逻辑推论。在这里，诗人不说秦王的残暴和昏聩，更不说唐敬宗的巧取和豪夺。而只是说天帝之“醉”，错赐秦地，但等天帝一醒，天帝又要收回原来的赐予的土地。再说，“醉”酒的时间过程毕竟是短暂的，这就意味着秦王占有山河的时间也是不会长久的。一个“醉”字，包蕴着深刻的警策之意，给人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想象余地。
此诗专咏古事，发人所未发。含蕴深折，寄讽深婉，立意精深, 构思巧妙，达到了寓讽于史事之中，寄意于言语之外的艺术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