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诗前六句赞颂李白善于写明月，说李白的诗至今还有人在吟诵。中间四句表示向李白学习的愿望，特别要学习李白饮酒赋诗的狂放性格。最后六句写作者自己虽无李白那样的诗才，但一定要像李白那样，不追慕功名，藐视权贵。这首诗通过歌咏李白，表现了作者蔑视权贵，视功名如粪土而以诗酒自娱，不拘礼法的豪迈情怀。

　　“把酒对月”这个题目本是李白所作的一首诗。李白一生爱月，所咏明月诸诗脍炙人口。这首诗一开始就以兀傲的口气，推倒一切月诗，独尊李白：“李白前时原有月，惟有李白诗能说。”有这样的气概，方许歌咏李白。这里推崇的“李白诗”，主要是指《把酒问月》这首诗。而作者唐寅这首诗，主要就受李白诗篇句调的影响，但他在诗中把李白加进去与明月反复对举，又是李白本人不能写的光景。“李白如今已仙去，月在青天几圆缺？”后句是李白式的，但配合前句，则是作者新意。月固有阴晴圆缺，但卒莫消长，而诗仙却不能复生。作者接着说其实这并不遗憾，因为“今人犹歌李白诗，明月还如李白时”，这句侧面说李白和明月一样永存。这调门是李白的，新意是作者的。

　　这首诗最好的还是诗中在李白与明月之间，加入了“我”。如果失去了这个“我”，也就失去了李白精神。“我学李白对明月，白与明月安能知？”李白固不能知，但月能知。于是作者引李白自况：“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杯复千首。”“百杯复千首”就是“能诗复能酒”，也就是杜甫所说的“一斗诗百篇”。敢于自比李白，这也是李白风度，有胆量有信心，并非等同于狂妄，以下一转一合最为妥帖：“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前句妙在自知之明；后句妙在不卑不亢，联想到辛弃疾诗句：“我爱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爱我应如是。情与貌，两相似。”这种有分寸的自负之语，读者反而不会感到反感而会容易接受。好比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诗人是说，对李白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对他人则不多让。语意皆妙。

　　最后作者讲出了他和李白同而不同的一点：“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诗句化杜甫《饮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里是说，我虽然没有李白得到皇帝征诏的经历，但也有他那种豪放不羁的禀性，“不上长安”倒也乐得：“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这个茅屋就是作者在苏州建的桃花庵，作者晚年经常在桃花庵饮酒自乐。

　　这首诗倜傥不群、超尘脱俗地追求自由反抗权势的精神，和豪放飘逸的句调风格都酷似李白。以其人之风格还咏其人，妙在古今同调。

　　作者在这首诗中，用“把酒对月”的举动，处处将自己和李白相联系、相对比，用“月”、“诗”、“酒”为诗思的契机，并贯穿全篇，抒写了李白敢于蔑视权贵的品质，表明了作者学习李白不求功名利禄的愿望和蔑视权贵的态度。

　　全诗六章，前三章每章八句，后三章每章七句。

　　第一章突兀起句，以怨天的口气发端，指出当前王朝政治的灾难是“谋犹回遹”，昏庸的国王是非不辨、善恶不分，结果“谋臧不从，不臧覆用”，表现出作者对国家命运的愤慨和忧虑。第二章进一步指出，所以造成这种政治上的混乱局面，是由于一些掌权者叽叽喳喳、党同伐异。他们“谋之其臧，则具是违；谋之不臧，则具是依”，因而诗人再次发出感叹：这样下去，不知国家要弄到什么地步！从而加深了第一章内容的表述。第三章，作者用“我龟既厌”这一典型的事例再次表示对王朝政治、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并指出，朝廷上虽然“谋夫孔多”、“发言盈庭”，但都是矢不中的、不着边际的空谈。接着第四章又进一步说明，当前王朝的政令策谋，上不遵古圣先贤、下不合固有规范，而国王还偏听偏信、不加考究，就使王朝的策谋更加脱离实际了。第五章作者又以谏劝的口气说，国家各种人才都有，国王要择善而从，不要使他们流散、消亡。这实是对周王发出了警告。最后一章，作者再次表达了自己忧虑国事的深沉心情，其中“战战兢兢”三句，生动形象、寓意鲜明，写出了自己焦虑万状的心态，广为后世所引用，早已成为著名的成语。

　　由上述内容，与其说这是一首政治讽刺诗，不如说它是一首政治抒情诗更确切些。当然，政治讽刺也是一种政治抒情。作者以“谋犹回遹”为此诗中心议题，以对国事的忧虑为主线，以感叹的语气贯穿始终，从中把叙述、揭露、讽刺和议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来表述，从而形成了此诗主题明确、内容丰富和感情深厚的显著特色。从谋划的正邪、决策的当否，能看到政治的弊端以至国家的命运，表现了作者具有比较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并忧心忡忡，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为国事操心，表现了作者具有比较深厚的爱国感情，这些也就是此诗思想价值之所在。

　　黄景仁在乾隆中后期，是著名的诗家，也工词，这首《沁园春·生日自寿》，作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壬辰，时年二十四岁。据年谱，作者的生日是正月初四，但在词中，既没有涉及新春的景象，也没有家人团聚的情景，可以断言是客中之作。词的内容，主要是抒吐自己身世的悲辛，以及生计艰难才命相妨的酸楚，基调是非常凄苦的。

　　作者志大才高，孤寒清苦，何以在生辰之日，有如此悲痛的措词，请先略述他的身世：作者生四岁而孤，家境贫寒，全靠寡母抚养。他天资聪慧，八岁能属文，九岁赋诗即有“江头一夜雨，楼上五更寒”佳句。十六岁时应县试，在应试的三千士子中，一举夺冠，显露出非凡的才华。十七岁补博士弟子员，十九岁应乡试不第。当时常州知府潘恂升任浙江观察使，他被邀至杭州，曾往钱塘观潮，作《后观潮行》，一时传诵。二十一岁，再应乡试，仍未中式，困穷愈甚。二十二岁至二十四岁，与友人洪亮吉同入安徽提学使朱筠幕中，虽然受到礼遇，但仍悒悒不得志，感到长期为贫困、折磨所扰。估计作此词时，他人在安徽。

　　词的起三句“苍苍者天，生我何为？令人慨慷”，词人以激动的心情，大声呼天：为什么生下我来，使我心情如此愤激？三句笼罩全篇，引出下文的无穷感慨。“叹其年难及”等四句是说：论年龄我已二十四岁，该是奋发有为的时候，然而岁月匆匆，丁年（二十岁成丁）早已超过，而我竟困顿如斯；长期觅食他乡，至今还是一介书生，论功名事业，都无成就，而且是“一寒至此”，幕僚微俸，无以解家人的饥寒，人生艰辛的滋味，算是尝尽了。“一寒至此”，用《史记·范雎传》典故。范雎初事魏中大夫须贾，为贾毁谤，答辱几死。逃至秦国，更名张禄，为秦丞相。后须贾奉使人秦，雎故着敝衣往视，贾怜其寒，曰：“范叔一寒至此乎！”因取一绨袍为赠。旋知雎为秦相，大惊请罪，雎念其尚有眷怜故人之意，故释之。作者用这一典故，表明自己虽年已二十四岁，却已贫寒到如此程度，家徒四壁，四岁丧父、祖父、祖母、长兄相继去世，靠母亲守节抚养成人，尝尽辛酸，怎能不有“生我何为“之痛。下一韵“似水才名，如烟好梦，断尽黄灌苦笋肠”，作者感叹才名和好梦，都靠不住，论才名，则是寄人篱下，乞食他乡，论好梦，则乡试落第，功名之事，渺如云姻。“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占来薄幸名”，作者在十九岁的时候，就曾有此感，现在又过了五年，青衫依旧，白袷自怜，怎不令人伤感。“断尽黄蜜苦笋肠”这一叹，当令天下有才有志的贫寒之士，同声一哭。“黄虀苦笋”，都是味辛味苦的食物，吃黄虀苦笋饱受饥寒的穷孩子，成为一代的大诗人，这是朱门酒肉、脑满肠肥的俗人所不能理解的。记得陈迦陵在《沁园春·赠别芝麓先生》的词中，曾有“酒则数行，食而三叹，断尽西风烈士肠”的酸辛之语，同样使用“断肠”一词，而作者此时处境，比之迦陵，其困苦实远过之，怎能不临风悲叹！而在此时，作者更念及六旬老母，一生苦节，也竟未能在儿子身上，取得菽水承欢的报答，真是苦节难偿，徒增悲感。也就在去年（1771)作者《别老母》诗中云：“搴帷别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作为儿子，不能赡养衰年的慈亲，反而使老母在柴门风雪之夜，增添泪眼欲枯的别离悲痛。这样的儿子，真是不如没有的好。

　　下片“男儿堕地堪伤，怪二十、何来镜里霜”两句，紧承前文，上句与起笔“苍苍者天，生我何为”相应，下句感叹华年已逝，华发已生，引出古人和自己相比，痛感天之生才，有时未必能尽其用。“况笑人寂寂，邓曾拜衮；所居赫赫，周已称郎”四句，言历史上东汉邓禹二十四岁的时候，已经位列三公（“拜衮”，指古代拜授三公之职），拜官大司徒，掌管朝政；三国吴周瑜，也在二十四岁时，已经掌握兵权，为建威中郎将，吴人称为周郎，声名显赫。再看自己，同样是二十四岁，依然是一衿寒士，同样有才，而时运名位有云泥之别。可见天之生才，有用有不用，有的乘时而起，有的身在草莱，是天公有意对人戏弄，还是才命相妨？又怎能不使人悲慨。思念及此，作者以“寿岂人争，才非尔福，天意兼之忌酒狂”诸语自解：寿命不是人所能争的，而我已达到能展露才华的年龄，有才也不一定有福，而我却是有才无福，而今乃一寒至此，只能借酒消愁，以酒狂自命了。（“酒狂”一词，见《汉书·盖宽饶传》：“无多酌我，我乃酒狂。”意谓纵酒使气）最后，作者以“当杯想，想五湖三亩，是我行藏”三语作结，表明自己并非狂于酒者，在感慨万端的情况下，只能举酒消愁，含辛凝想，看来自己只有在五湖边上，躬耕三亩土地，聊作用舍行藏的归宿了。（“五湖”：指太湖，作者家近太湖。“行藏”一词，出《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这首词写得非常激楚，而在字里行间，和他的许多诗章一样，不掩其高傲真挚的本色。他所抒发的，乃是内心世界中深藏的激情，他是才华横溢有理想有抱负的诗人，似乎成熟得过早一些，二十四岁的人，在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在小青年之列，然而他在诗词创作方面，则是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就其秉赋而言，确有惊人之处。他在生辰之日，虽然触绪自伤，却也并非就此消沉下去。就在这年三月上巳日，朱筠学使曾集安徽文士，会于采石之太白楼，一时授简赋诗者数十人，他年纪最少，乘醉著白袷立日影中，落笔顷刻数百言，一座皆惊。结句云：“高会题诗最上头，姓名未死重山丘。请将诗卷掷江水，定不与江东向流。”与会者无不惊为奇才。可惜他在所谓乾隆盛世，竟不能尽其才行其志！读了这首自寿词，不禁为之三叹。

　　《五帝本纪》为《史记》的第一篇。司马迁在写这篇传记时，遇到了两个困难：一为史料的缺乏。司马迁决定从黄帝写起，矣《尚书》所载的史实却是从唐尧开始的，前面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二为史料的真伪难辨。当时的学者多称五帝，矣诸子百家传说的黄帝早已被神化、文学化，难以使人完全相信。在此种情况下，司马迁作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到各地漫游，将民间传说和信史材料相互印证；二是对现存史料进行梳理，不仅到《春秋》《国语》等史书中去寻找材料，矣且对儒家的典籍的有关记载，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司马迁终于成功了，他不仅发现了民间传说和信史记载中的许多一致之处，矣且切身感受到了各地区和不同部族的文化差异，他还在《尚书》以外找到了许多可资利用的信史材料，为他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五帝本纪赞》乃是对《五帝本纪》写作情况的说明。司马迁在文中连续运用转折句式，用以表达其感慨和体会。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评点中，把这篇文章归结为“九转”，尽管划分略嫌琐碎，但也确实体会到作品的神韵。这些转折有的表困扰，有的表叹惋，有的表喜悦，有的表自信，均道出了司马迁写作的甘苦，造成转折委曲，往复回环的文势，颇具文简意深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