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前六句赞颂李白善于写明月,说李白的诗至今还有人在吟诵。中间四句表示向李白学习的愿望,特别要学习李白饮酒赋诗的狂放性格。最后六句写作者自己虽无李白那样的诗才,但一定要像李白那样,不追慕功名,藐视权贵。这首诗通过歌咏李白,表现了作者蔑视权贵,视功名如粪土而以诗酒自娱,不拘礼法的豪迈情怀。
“把酒对月”这个题目本是李白所作的一首诗。李白一生爱月,所咏明月诸诗脍炙人口。这首诗一开始就以兀傲的口气,推倒一切月诗,独尊李白:“李白前时原有月,惟有李白诗能说。”有这样的气概,方许歌咏李白。这里推崇的“李白诗”,主要是指《把酒问月》这首诗。而作者唐寅这首诗,主要就受李白诗篇句调的影响,但他在诗中把李白加进去与明月反复对举,又是李白本人不能写的光景。“李白如今已仙去,月在青天几圆缺?”后句是李白式的,但配合前句,则是作者新意。月固有阴晴圆缺,但卒莫消长,而诗仙却不能复生。作者接着说其实这并不遗憾,因为“今人犹歌李白诗,明月还如李白时”,这句侧面说李白和明月一样永存。这调门是李白的,新意是作者的。
这首诗最好的还是诗中在李白与明月之间,加入了“我”。如果失去了这个“我”,也就失去了李白精神。“我学李白对明月,白与明月安能知?”李白固不能知,但月能知。于是作者引李白自况:“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杯复千首。”“百杯复千首”就是“能诗复能酒”,也就是杜甫所说的“一斗诗百篇”。敢于自比李白,这也是李白风度,有胆量有信心,并非等同于狂妄,以下一转一合最为妥帖:“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前句妙在自知之明;后句妙在不卑不亢,联想到辛弃疾诗句:“我爱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爱我应如是。情与貌,两相似。”这种有分寸的自负之语,读者反而不会感到反感而会容易接受。好比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诗人是说,对李白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对他人则不多让。语意皆妙。
最后作者讲出了他和李白同而不同的一点:“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诗句化杜甫《饮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里是说,我虽然没有李白得到皇帝征诏的经历,但也有他那种豪放不羁的禀性,“不上长安”倒也乐得:“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这个茅屋就是作者在苏州建的桃花庵,作者晚年经常在桃花庵饮酒自乐。
这首诗倜傥不群、超尘脱俗地追求自由反抗权势的精神,和豪放飘逸的句调风格都酷似李白。以其人之风格还咏其人,妙在古今同调。
作者在这首诗中,用“把酒对月”的举动,处处将自己和李白相联系、相对比,用“月”、“诗”、“酒”为诗思的契机,并贯穿全篇,抒写了李白敢于蔑视权贵的品质,表明了作者学习李白不求功名利禄的愿望和蔑视权贵的态度。
全诗六章,前三章每章八句,后三章每章七句。
第一章突兀起句,以怨天的口气发端,指出当前王朝政治的灾难是“谋犹回遹”,昏庸的国王是非不辨、善恶不分,结果“谋臧不从,不臧覆用”,表现出作者对国家命运的愤慨和忧虑。第二章进一步指出,所以造成这种政治上的混乱局面,是由于一些掌权者叽叽喳喳、党同伐异。他们“谋之其臧,则具是违;谋之不臧,则具是依”,因而诗人再次发出感叹:这样下去,不知国家要弄到什么地步!从而加深了第一章内容的表述。第三章,作者用“我龟既厌”这一典型的事例再次表示对王朝政治、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并指出,朝廷上虽然“谋夫孔多”、“发言盈庭”,但都是矢不中的、不着边际的空谈。接着第四章又进一步说明,当前王朝的政令策谋,上不遵古圣先贤、下不合固有规范,而国王还偏听偏信、不加考究,就使王朝的策谋更加脱离实际了。第五章作者又以谏劝的口气说,国家各种人才都有,国王要择善而从,不要使他们流散、消亡。这实是对周王发出了警告。最后一章,作者再次表达了自己忧虑国事的深沉心情,其中“战战兢兢”三句,生动形象、寓意鲜明,写出了自己焦虑万状的心态,广为后世所引用,早已成为著名的成语。
由上述内容,与其说这是一首政治讽刺诗,不如说它是一首政治抒情诗更确切些。当然,政治讽刺也是一种政治抒情。作者以“谋犹回遹”为此诗中心议题,以对国事的忧虑为主线,以感叹的语气贯穿始终,从中把叙述、揭露、讽刺和议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来表述,从而形成了此诗主题明确、内容丰富和感情深厚的显著特色。从谋划的正邪、决策的当否,能看到政治的弊端以至国家的命运,表现了作者具有比较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并忧心忡忡,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为国事操心,表现了作者具有比较深厚的爱国感情,这些也就是此诗思想价值之所在。
黄景仁在乾隆中后期,是著名的诗家,也工词,这首《沁园春·生日自寿》,作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壬辰,时年二十四岁。据年谱,作者的生日是正月初四,但在词中,既没有涉及新春的景象,也没有家人团聚的情景,可以断言是客中之作。词的内容,主要是抒吐自己身世的悲辛,以及生计艰难才命相妨的酸楚,基调是非常凄苦的。
作者志大才高,孤寒清苦,何以在生辰之日,有如此悲痛的措词,请先略述他的身世:作者生四岁而孤,家境贫寒,全靠寡母抚养。他天资聪慧,八岁能属文,九岁赋诗即有“江头一夜雨,楼上五更寒”佳句。十六岁时应县试,在应试的三千士子中,一举夺冠,显露出非凡的才华。十七岁补博士弟子员,十九岁应乡试不第。当时常州知府潘恂升任浙江观察使,他被邀至杭州,曾往钱塘观潮,作《后观潮行》,一时传诵。二十一岁,再应乡试,仍未中式,困穷愈甚。二十二岁至二十四岁,与友人洪亮吉同入安徽提学使朱筠幕中,虽然受到礼遇,但仍悒悒不得志,感到长期为贫困、折磨所扰。估计作此词时,他人在安徽。
词的起三句“苍苍者天,生我何为?令人慨慷”,词人以激动的心情,大声呼天:为什么生下我来,使我心情如此愤激?三句笼罩全篇,引出下文的无穷感慨。“叹其年难及”等四句是说:论年龄我已二十四岁,该是奋发有为的时候,然而岁月匆匆,丁年(二十岁成丁)早已超过,而我竟困顿如斯;长期觅食他乡,至今还是一介书生,论功名事业,都无成就,而且是“一寒至此”,幕僚微俸,无以解家人的饥寒,人生艰辛的滋味,算是尝尽了。“一寒至此”,用《史记·范雎传》典故。范雎初事魏中大夫须贾,为贾毁谤,答辱几死。逃至秦国,更名张禄,为秦丞相。后须贾奉使人秦,雎故着敝衣往视,贾怜其寒,曰:“范叔一寒至此乎!”因取一绨袍为赠。旋知雎为秦相,大惊请罪,雎念其尚有眷怜故人之意,故释之。作者用这一典故,表明自己虽年已二十四岁,却已贫寒到如此程度,家徒四壁,四岁丧父、祖父、祖母、长兄相继去世,靠母亲守节抚养成人,尝尽辛酸,怎能不有“生我何为“之痛。下一韵“似水才名,如烟好梦,断尽黄灌苦笋肠”,作者感叹才名和好梦,都靠不住,论才名,则是寄人篱下,乞食他乡,论好梦,则乡试落第,功名之事,渺如云姻。“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占来薄幸名”,作者在十九岁的时候,就曾有此感,现在又过了五年,青衫依旧,白袷自怜,怎不令人伤感。“断尽黄蜜苦笋肠”这一叹,当令天下有才有志的贫寒之士,同声一哭。“黄虀苦笋”,都是味辛味苦的食物,吃黄虀苦笋饱受饥寒的穷孩子,成为一代的大诗人,这是朱门酒肉、脑满肠肥的俗人所不能理解的。记得陈迦陵在《沁园春·赠别芝麓先生》的词中,曾有“酒则数行,食而三叹,断尽西风烈士肠”的酸辛之语,同样使用“断肠”一词,而作者此时处境,比之迦陵,其困苦实远过之,怎能不临风悲叹!而在此时,作者更念及六旬老母,一生苦节,也竟未能在儿子身上,取得菽水承欢的报答,真是苦节难偿,徒增悲感。也就在去年(1771)作者《别老母》诗中云:“搴帷别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作为儿子,不能赡养衰年的慈亲,反而使老母在柴门风雪之夜,增添泪眼欲枯的别离悲痛。这样的儿子,真是不如没有的好。
下片“男儿堕地堪伤,怪二十、何来镜里霜”两句,紧承前文,上句与起笔“苍苍者天,生我何为”相应,下句感叹华年已逝,华发已生,引出古人和自己相比,痛感天之生才,有时未必能尽其用。“况笑人寂寂,邓曾拜衮;所居赫赫,周已称郎”四句,言历史上东汉邓禹二十四岁的时候,已经位列三公(“拜衮”,指古代拜授三公之职),拜官大司徒,掌管朝政;三国吴周瑜,也在二十四岁时,已经掌握兵权,为建威中郎将,吴人称为周郎,声名显赫。再看自己,同样是二十四岁,依然是一衿寒士,同样有才,而时运名位有云泥之别。可见天之生才,有用有不用,有的乘时而起,有的身在草莱,是天公有意对人戏弄,还是才命相妨?又怎能不使人悲慨。思念及此,作者以“寿岂人争,才非尔福,天意兼之忌酒狂”诸语自解:寿命不是人所能争的,而我已达到能展露才华的年龄,有才也不一定有福,而我却是有才无福,而今乃一寒至此,只能借酒消愁,以酒狂自命了。(“酒狂”一词,见《汉书·盖宽饶传》:“无多酌我,我乃酒狂。”意谓纵酒使气)最后,作者以“当杯想,想五湖三亩,是我行藏”三语作结,表明自己并非狂于酒者,在感慨万端的情况下,只能举酒消愁,含辛凝想,看来自己只有在五湖边上,躬耕三亩土地,聊作用舍行藏的归宿了。(“五湖”:指太湖,作者家近太湖。“行藏”一词,出《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这首词写得非常激楚,而在字里行间,和他的许多诗章一样,不掩其高傲真挚的本色。他所抒发的,乃是内心世界中深藏的激情,他是才华横溢有理想有抱负的诗人,似乎成熟得过早一些,二十四岁的人,在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在小青年之列,然而他在诗词创作方面,则是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就其秉赋而言,确有惊人之处。他在生辰之日,虽然触绪自伤,却也并非就此消沉下去。就在这年三月上巳日,朱筠学使曾集安徽文士,会于采石之太白楼,一时授简赋诗者数十人,他年纪最少,乘醉著白袷立日影中,落笔顷刻数百言,一座皆惊。结句云:“高会题诗最上头,姓名未死重山丘。请将诗卷掷江水,定不与江东向流。”与会者无不惊为奇才。可惜他在所谓乾隆盛世,竟不能尽其才行其志!读了这首自寿词,不禁为之三叹。
《五帝本纪》为《史记》的第一篇。司马迁在写这篇传记时,遇到了两个困难:一为史料的缺乏。司马迁决定从黄帝写起,矣《尚书》所载的史实却是从唐尧开始的,前面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二为史料的真伪难辨。当时的学者多称五帝,矣诸子百家传说的黄帝早已被神化、文学化,难以使人完全相信。在此种情况下,司马迁作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到各地漫游,将民间传说和信史材料相互印证;二是对现存史料进行梳理,不仅到《春秋》《国语》等史书中去寻找材料,矣且对儒家的典籍的有关记载,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司马迁终于成功了,他不仅发现了民间传说和信史记载中的许多一致之处,矣且切身感受到了各地区和不同部族的文化差异,他还在《尚书》以外找到了许多可资利用的信史材料,为他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五帝本纪赞》乃是对《五帝本纪》写作情况的说明。司马迁在文中连续运用转折句式,用以表达其感慨和体会。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评点中,把这篇文章归结为“九转”,尽管划分略嫌琐碎,但也确实体会到作品的神韵。这些转折有的表困扰,有的表叹惋,有的表喜悦,有的表自信,均道出了司马迁写作的甘苦,造成转折委曲,往复回环的文势,颇具文简意深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