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写秋夜雨后与友人听潮。“今夜雨”三字,如同电影的台词,明白地点出时间和自然气象。即使在江南,秋雨也难得。正是秋夜雨“断送”“残暑”,大自然顿时改变模样,词人顿时感到痛快,真是久热逢甘雨。再去会友的江边“听潮声”,将是潮声欢腾,人心甜润,人潮相印,颇有“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桔绿时”的韵味。然而,面对秋夜怡人的潮声,不得不思考“明朝何处去。”这是双关语。一是问明天再去什么地方欣赏自然景色,一是问日后他们的政治归宿是什么,能否再相会。此等句非常妙,起到了总上启下的连带作用。
词的下片,写秋夜雨后与友人饮别。有感于秋雨“断送”“残暑”而饮酒,饮酒也应是祝愿秋雨“断送”“残暑”。“孤负金尊绿醑,来岁今宵圆否。”开头两句,就承上转入感情交流中。古代文人,以酒为酶,以酒开心,是修身的一大法宝。“金尊绿醑”含道义,地久天长现真情。为了不负于秋雨和江潮,痛饮干杯。“来岁今宵圆否”便是文人的共同心愿,但愿一“圆”吧。“酒醒梦回愁几许,夜阑还独语”,借酒感秋,倾诉衷肠。酒醉必入梦,酒醒必梦醒。酒醒梦醒头脑醒,人生话题又面临。自然界的秋雨“断送'’“残暑”,可现实的“残暑”又不知何时“断送”,问君还有“愁几许”,恰是一江秋潮滚滚流,清尊断送秋。现在,“夜阑”了,朋友走吧,酒中多少情,梦中多少诗,留给词人一人“独语”,“明朝何处去”等到“来岁今宵”再谈。
全词,以秋雨“断送”“残暑”起兴,引发了词人政治上的“愁”感:“明朝何处去”“夜阑还独语”,一说明北宋社会禁锢较严,无有言论自由,二表示词人胸有不平,无处痛诉。
这首诗是批评晚唐诗人陆龟蒙。晚唐后期,唐帝国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不少文人在时代的衰飒气氛中走向明哲保身的退隐之路,创作的诗句表现出一种僻世心态和淡泊情思。元好问借用陆龟蒙《自遣诗三十首》之二十四中“恐随春草斗输赢”来批评陆龟蒙等隐士生活在晚唐社会动荡时代,不作忧国感愤之辞而徒兴春草输赢的叹惜。这里也反映了元好问在强调真情实感时是注意到社会现实内容的。不过陆龟蒙象古代许多隐士一样,并非真正忘怀世事,陆龟蒙也写过讽刺现实的作品如《新沙》、《筑城池》、《记稻鼠》等。
刘禹锡的乐府小章《杨柳枝词》,一共有九首,这是其中的第一首,可说是这组诗的序曲,鲜明地表现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革新精神。
首句“梅花”,指汉乐府横吹曲中的《梅花落》曲,用笛子吹奏(羌笛是笛的一种),其曲调流行后世,南朝以至唐代文人鲍照、吴均、徐陵、卢照邻、沈佺期等都有《梅花落》歌词,内容都与梅花有关。(见《乐府诗集》卷二四)这句意思说,起源于塞北的《梅花落》是用笛子吹奏的乐曲。
次句讲的是《楚辞》中的《招隐士》篇。相传西汉淮南王刘安门客小山之徒作《招隐士》篇来表现对屈原的哀悼。《招隐士》首句云,“桂树丛生兮山之幽”,下文又两处有“攀援桂枝兮聊淹留”之句,所以刘禹锡诗中以桂树指代《招隐士》篇。《招隐士》虽然篇章短小,但情辞悱恻动人,为后代所传诵。篇中“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两句尤为后世文人所赏爱,乐府杂曲歌辞有《王孙游》曲,南齐谢朓与王融、唐崔国辅均有歌词,即从此两句衍化出来。(见《乐府诗集》卷七四)次句意思是说,《招隐士》是淮南小山的歌词。《梅花落》曲原出塞北,歌咏梅花,《招隐士》出自淮南王门下,屡屡咏及桂树,它们与《杨柳枝词》(咏柳)都以树木为歌咏对象,在内容上有相通的地方,所以刘禹锡拿它们来与《杨柳枝词》相比。
《梅花落》、《招隐士》虽是产生于西汉的作品,但长久流传后世,到唐朝仍为人们所吟唱传诵。唐代文士不但写《梅花落》、《王孙游》乐府古题诗,而且在其他篇什中也常咏及这两个作品。如李白诗云:“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落梅花”即指奏《梅花落》曲。王维诗云:“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送别》)即化用《招隐士》句意。这都可以说明这两个作品在唐代的影响。
刘禹锡固然也重视这两个作品的历史地位和长远影响,但他本着文学必须创新的原则,向时人提出:“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指出:《梅花落》、《招隐士》这两个作品毕竟是前朝之曲,不要再奏了,现在还是听他改旧翻新的《杨柳枝词》吧。《折杨柳》原来也是乐府旧曲。乐府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曲,鼓角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歌辞》、《折杨柳枝词》,相和歌辞中有《折杨柳行》,清商曲辞中有《月节折杨柳歌》,其歌辞大抵是汉魏六朝的作品,都用五言古体来抒写。唐代不少文人所作《杨柳枝词》,从白居易、刘禹锡以至晚唐的李商隐、温庭筠、薛能等的许多作品,却都用七言近体的七绝形式来写作,虽然内容仍咏杨柳或与杨柳有关的事物,在形式上确是翻新了。唐人常用绝句配乐演唱,七绝尤多。《乐府诗集》都编入近代曲辞,表明它们是隋唐时代的新曲调。
刘禹锡晚年与白居易唱和酬答,白居易有《杨柳枝》组诗八首,其第一首云:“《六么》《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刘禹锡的《杨柳枝》组诗九首,就是与白居易唱和之作,因此首篇“塞北梅花”一章,在构思、造语上都非常接近。比较起来,刘的“请君莫奏”二句比白的“古歌旧曲”二句,语言更为精警动人,因而赢得更多读者的喜爱。这两句诗,不仅概括了诗人的创作精神,而且那些致力于推陈出新的人们,也都可以借用它们来抒发自己的胸怀,因此可说含蕴丰富,饶有启发意义。
此篇上下两联都接近对偶,每联意思都对称,词语则是大部分对称,于大体整齐匀称中显出流动自然之美。
勤政楼西的一株柳树,是唐玄宗开元年间(注:开元年间为713年-741年)所种,至822年(唐穆宗长庆二年)已在百龄上下,当时白居易已五十一岁。以垂暮之年对半朽之树,诗人自然会怆然动怀。东晋桓温北征途中,看到他昔日手种的柳树都已经有十围那么粗了,曾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对树伤情,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难怪诗人要良久立马,凝望出神了。树“半朽”,人也“半朽”;人“多情”,而树在诗人眼中,也是物情同人情。宋代辛弃疾就曾写过“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甚矣吾衰矣》)这样情趣盎然的词句。白居易看到这株临风老柳就好像是出于同病相怜,为了牵挽他这位萍水相逢的老人,才摆弄它那多情的长条。
诗的开始两句,把读者带到了一个物我交融、物我合一的妙境。树就是诗人,诗人就是树,既可以说多情之人是半朽的,也可以说半朽之树是多情的。“半朽”和“多情”,归根到底都是诗人的自画像,“树”和“人”都是诗人自指。这两句情景交融,彼此补充,相互渗透。寥寥十字,韵味悠长。
如果说,前两句用优美的画笔,那么,后两句则是用纯粹的史笔,作为前两句的补笔,不仅补叙了柳树的年龄和诗人自己的岁数,更重要的是,把百年历史变迁、自然变化和人世沧桑隐含在内,这是诗人的大手笔。它像画上的题款出现在画卷的一端那样,使这样一幅充满感情而又具有纪念意义的生活小照,显得格外新颖别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