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上片基本上是围绕欧阳修“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梅圣俞诗集序》)的观点来写的,同时也写出了自己的感受。下片以达官贵人与贫寒诗人进行对比,认为诗人要比煊赫一时的金张许史之流有贡献,进一步抒发了词人蔑视权贵的激情。该词观点明确,情调乐观,用词很有分寸;而采用反复对比的手法,对突出主题起了很大的作用。
“诗不穷人,人道得诗,胜如得官。”作者起句指出诗并不使人“穷”,后两句化用唐郑谷《静吟》“相门相客应相笑,得句胜于得好官”句,作者对郑谷语是充分肯定的。词的开篇就以简洁、明快的语言,把作诗和作官对立起来,以诗人得诗胜于得好官来充分肯定诗人的价值,反映了古代文人投身诗文创作的执着追求和对此的真切热爱的语言。
“有山川草木,纵横纸上;虫鱼鸟兽,飞动毫端。”此四句化用欧阳修之语,言诗人胸中蕴藏着广阔的世界,笔端能驱使山川草木、虫鱼鸟兽,万事万物都将进入诗篇。这里的“纵横”和“飞动”两个词语非常生动传神,把郁郁苍苍的山川草木和生机勃勃的虫鱼鸟兽表现得十分淋漓尽致,勾勒出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世界。“水到渠成,风来帆速,廿四中书考不难。”这些不仅为世俗的目光所仰慕,即使在正统史家看来也是难能可贵,可是作者用“水到渠成,风来帆速”两个浅而生动的比喻,说明他们的累至高官,其实并不难,只不过是时会所致而已。名垂千古的忠臣良将不过如此,其他平庸之辈便更不在话下了。人们所说的,作者如此用笔,目的还在于反衬诗人之难得,并进一步把为官和作诗来进行比较。
引出什么比作官还难的问题,作者答道:“惟诗也,是乾坤清气,造物须悭。”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他认为文章根据作者气质不同,分清浊二体。这里作者把秉沉浊之气者排出诗人行列,认为诗是天地间清气的集中表现,因此,造物者是不愿轻意给予的。言外之意是诗才难得,只有超脱了世间的庸俗气息才能得到天地间清气,写出清澈的诗篇。作者将写诗与天地间的传扬之气紧密相连,实则指出诗人乃得天地之最精而生,可谓将诗人价值推崇到极致。
下片又从世间权贵不足贵说起。“金张许史浑闲,未必有功名久后看。”金日磾、张汤的后代,世为贵显,与外戚许氏、史氏交好,是西汉宣帝时的四大家族,他们或是高官,或是贵戚,都曾权倾一时,为人们所羡慕,作者则认为极为平常,用“浑闲”二字,将这些当时大人物一笔抹杀。
“算南朝将相,到今几姓;西湖名胜,只说孤山。”这一韵把历史上的权贵和历史上的诗人作了生动的比较。“南朝”指宋齐梁陈,当时将相多为腐败衰朽的高门士族,王、谢、瘐、顾几大姓之间轮流执掌国政。他们当时都曾不可一世,可是到此时人们对豪门贵胄记忆颇少,这里(包括上韵的“金张许史”)说的虽是古代的权贵,实际上指南宋王朝的权贵奸佞如史弥远、贾似道一类的人,他们或是已死,或正在气焰嚣张,世人为之侧目,作者认为他们迟早要被人们所唾弃。与此相反,那位宋初隐居于西湖孤山、妻梅子鹤的诗人林逋,虽然他也没有什么“功名”,但因为他不趋慕富贵,写下许多清丽的诗篇,因此被人们永远记忆,他的居住之地也成为西湖名胜,给湖山也增加无穷的魅力词人赞美创造精神财富的诗人,极力贬低富贵荣华,功名利禄,抒发词人蔑视权贵的激愤之情。到此作者意犹未尽。
“蝉冠”二句言贵族之家尽可安排自己的子弟占据高官要职,传给他们财富权势,但却不可能给他们以济世的才华。他们不会有传世的诗句流传在人间,他们无法创造精神财富。写到这里,作者充满诗人的自豪感,因之,他举出了最能引起诗人骄傲的杜甫。
“杜陵老,向年时也自,井冻衣寒。”这位诗国的圣人,精神财富创造者的巨人,他为人们留下无比丰厚的精神财富,他终生关注国家和人民的疾苦。可是他自己却常为饥寒所困,一子一女冻饿而死,自己最后也死于贫病交加。作者所举出的诗句是杜甫被安史叛军困于长安之时,至德元载(公元756年)所作,他无衣无食,写下了这篇著名的《空囊》。其中有句:“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与杜甫同时的有多少横行一时的“五陵年少”、公侯卿相,乃至风流天子,但他们都如过眼烟云为人们所遗忘了。可是这位当时只“留得一钱看”的诗人却能以他美妙的诗篇,在宋代就受到普遍的尊敬(宋有人将杜甫比喻为集大成的孔子),成为众多诗人的欣慕的楷模,作者用这位诗国的权威压倒了世间(封建社会)以富贵势力为支撑的权威,使全词达到高潮。词至此戛然而止。这三句不仅和词的起韵相照应,也表明作者最尊崇的诗人是爱国忧民的诗人。
该词表达作者对诗歌作用的见解,论述诗人的地位,同时又抒发了作者在饥寒穷困中坚持创作的执著之情,词人贬斥权贵反衬出作者的坚定,全词充满了为诗歌创作的献身精神,表现出“贫贱不能移”的豪情。
词的基调高昂,激越气势磅礴,笔意跌宕。作者把诗人和权贵反复对比,层层深入,权贵越来越遭贬仰,“二十四考中书”的郭子仪真正是国家的功臣,平安史之乱,拒吐蕃入侵,勋劳卓著,而“金张许史”则半是功臣,半是外戚,但这些功臣也只是忠诚于汉室,和安邦定乱关系不大,这比郭子仪就差了许多,而南朝将相则多腐朽不堪,能定国安邦者少而又少,列“家笏”、“蝉冠”指那些借祖先荫庇而腾达的纨绔子弟,这些人更不足挂齿;用于对比的诗人,则从一般的诗人到隐逸山林的林逋,再到杜甫,逐级提高,更为鲜明地突出了主题,安排可谓匠心独运。与表现内容相适应,作者用词颇为恰当精准,对郭子仪这样的功臣,只言达到也“不难”,只要客观条件具备。对“金张”等人则用“浑闲”,表现了作者对他们的轻视。对“南朝将相”则用了一个“算”字,有“何足算也”之意。对贵族子弟则一笔否定。
由此看来,此词的修辞虽然朴素、通俗易懂,但却富于表现力。词人通过这首《沁园春》表达自己对诗歌作用的见解,论述诗人的地位,同时又抒发了自己在饥寒穷困中坚持创作的执著之情词。
中唐诗人戎昱这首《咏史》,题又作《和蕃》,最早见于晚唐范摅的笔记小说《云溪友议》“和戎讽”条。据说,唐宪宗召集大臣廷议边塞政策,大臣们多持和亲之论。于是唐宪宗背诵了戎昱这首《咏史》,并说:“此人若在,便与朗州刺史。”还笑着说:“魏绛(春秋时晋国大夫,力主和戎)之功,何其懦也!”大臣们领会圣意,就不再提和亲了。这则轶闻美谈,足以说明这首诗的流传,主要由于它的议论尖锐,讽刺辛辣。
这是一首借古讽今的政治讽刺诗。唐代从安史乱后。朝政紊乱,国力削弱,藩镇割据,边患十分严重,而朝廷一味求和,使边境各族人民备罹祸害。所以诗人对朝廷执行屈辱的和亲政策,视为国耻,痛心疾首。这首讽喻诗,写得激愤痛切,直截了当,一针见血。
在中唐,咏汉讽唐这类以古讽今手法已属习见,点明“汉家”,等于直斥唐朝。所以首联是开门见山,直截说和亲乃是有唐历史上最为拙劣的政策。实际上是把国家的安危托付给妇女。三联更鞭辟入里,透彻揭露和亲的实质就是妄图将女色乞取国家的安全。诗人愤激地用一个“岂”字,把和亲的荒谬和可耻,暴露无遗。末联以斩钉截铁的严峻态度责问:是谁制订执行这种政策?这种人难道算得辅佐皇帝的忠臣吗?诗人以历史的名义提出责问,使诗意更为严峻深广,更加发人思索。此诗无情揭露和亲政策,愤激指责朝廷执政,而主旨却在讽谕皇帝作出英明决策和任用贤臣。从这个角度看,这首诗虽然尖锐辛辣,仍不免稍用曲笔,为皇帝留点面子。
对于历史上和亲政策的是非得失要作具体分析,诗人极力反对的是以屈辱的和亲条件以图苟安于一时。由于“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一联,击中了时政的要害,遂成为时人传诵的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