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十八句，可分为前后二部分，前八句借韩信事自喻。淮阴人韩信，开始为布衣，“贫无行，不得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人多厌之者”。后来碰到一位“漂母”，她见韩信饥饿，就给他饭吃，一连数十日。……当时淮阴屠中有恶少公开欺侮韩信说：你虽然个儿大，还喜欢带着刀剑，其实是个胆小鬼，如果你有胆量不怕死，就用剑刺我，如果贪生怕死，就从我胯下爬过去！韩信冷冷地看了他们一下，忍受着暂时的屈辱照办了。“众皆笑，以为怯。”……后来韩信碰到汉高祖刘邦，得到重用，为汉朝的开国立下大功，被封为淮阴侯。韩信出头后，“召所食漂母，赐千金。”这个故事一直为后人传诵。八句诗概述的就是这段史事，见于《史记·淮阴侯列传》。李白自幼聪颖，满腹经纶，自认有韩信那样的辅国才智，自比眼前遭遇有如韩信未遇汉王前在淮阴的处境。“少年相欺凌”句，是否李白在邠州也遭到过像淮阴屠中少年欺韩信那样的事，今无可考。但落魄文人到处受人白眼，在李白诗中多有记载，其忍气吞声的苦状可以由此体会。“屈体若无骨”句，原出蔺相如故事，此处承前之意仍应指韩信受辱事。意思是说，韩信从恶少袴下钻过，是一时之辱，而心中却怀抱着自己的“壮志”。“一遭龙颜若，啸咤从此兴”两句是说：韩信遇到刘邦后，受到重用，从此叱咤风云，为汉朝的统一大业大大地干了一番事业，为人万古传颂。
“而我竟何为”以下，由上八句咏史转入言志。这十句又可分为几层，前六句慨叹自己的困顿处境。李白二十四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去成都，下渝州；二十五岁出三峡，过荆门，到江陵，游洞庭，登庐山，抵金陵，二十六岁往扬州，西达陈州；二十七岁娶妻孙氏，遂家安陆，直到三十四岁西谒长安。这期间他游历祖国名山大川，饱尝旖旎风光。但其真正目的在于从事干谒活动，广交豪士，寻求政治出路，希望以布衣直接进入仕途。据《与韩荆州书》所云：“十五学剑术，遍干诸侯”，他的干谒活动从十五岁就开始了。其诗歌中明白记载的如：二十岁谒益州长史苏颋，得到称赏，说他“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上安州裴长史书》）；二十六岁由扬州谒陈州刺史李邕，《上李邕》诗：“大鹏一日同自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李白以大鹏比，语极狂放；二十九岁谒安州李长史遭辱，后来连交情较深的裴长史也不理解他，一次又一次干谒失败。三十岁已是而立之年，本望来京都能有所获，结果仍是一无所得，“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栏，微霜凄凄簟色寒”！（《长相思》）。
李白来邠州以后的遭遇，还是一派凄寒孤寂的惨景：“长风入短袂，内手如怀冰，故友不相恤，新交宁见矜？”这二句与前一句“寒苦坐相仍”是写气候，写环境，写愁情。北风呼哨，客舍枯坐，两手如冰，一腔苦水，无法倾吐！同时同地之作《邠歌行上新平长史兄粲》中有句：“哀鸿酸嘶暮声急，愁云苍惨寒气多”“寒灰寂寞凭谁暖，落叶飘扬何处归”，正好用作这几句的注释。“故友不相恤，新交宁见矜”是写世态、写人情。“故友”当指入长安前曾八、九次干谒过的裴长史等一班人；“新交”或指来长安拜见的张垍、来新平后结交的同族李粲等。投靠无门的一介书生，旧友既不能扶持救济，新知也没有谁能怜悯。
最后四句“摧残槛中虎，羁绁韝上鹰。何时腾风云，搏击申所能！”李白以猛虎、雄鹰自比，说自己目前的处境，有如被囚的猛虎，任人“摧残”；有如束缚着的雄鹰，不能展翅。呼哨腾越、博击长空之宏志无法实现。李白自少以神鸟大鹏自况，廿五岁那年在江陵遇见道士司马承祯，作有《大鹏希有鸟赋》，后改定为《大鹏赋》，希望自己能像大鹏那样展翅翱翔，为国家建立功业，对前途充满信心，他是乐观的。这年他才三十岁，风华正茂，所以坚信“腾风云”，“申所能”的机会一定会到来。用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为榜样，以山川鱼鸟为比拟，咏史言志，赋物抒情，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的一个特色。他对光明前途的执着追求，对暂时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在这首诗中也表现得很突出。
“和烟和露一丛花，担入宫城许史家。”这一联交代卖花翁把花送入贵家的事实。和烟和露，形容花刚采摘下来时缀着露珠、冒着水气的样子，极言其新鲜可爱。许氏与史氏，汉宣帝时的外戚。“许”指宣帝许皇后家，“史”指宣帝祖母史良娣家，两家都在宣帝时受封列侯，贵显当世，所以后人常用来借指豪门势家。诗中指明他们住在宫城以内，当是最有势力的皇亲国戚。
“惆怅东风无处说，不教闲地著春华。”这后一联抒发作者的感慨。东风送暖，大地春回，鲜花开放，本该是一片烂漫风光。可豪门势家把盛开的花朵都闭锁进自己的深宅大院，剩下那白茫茫的田野，不容点缀些许春意，景象十分寂寥。“不教”一词，显示了豪富人家的霸道，也隐寓着诗人的愤怒，但诗人不把这愤怒直说出来，却托之于东风的惆怅。东风能够播送春光，而不能保护春光不为人攫走，这真是莫大的憾事；可就连这一点憾恨，也无处申诉。权势者炙手可热，于此可见一斑。
诗篇由卖花引出贵族权门贪婪无厌、独占垄断的罪恶。他们不仅要占有财富，占有权势，连春天大自然的美丽也要攫为己有。诗中蕴含着的这一尖锐讽刺，比之白居易《买花》诗着力抨击贵人们的豪华奢侈，在揭示剥削者本性上有了新的深度。表现形式上也不同于白居易诗那样直叙铺陈，而是以更精炼、更委婉的笔法曲折达意，即小见大，充分体现了绝句样式的灵活性。
这首诗首联写出了当时极其艰难危险的处境，在远离京都七千里外，水流湍急的险恶的惶恐滩上，诗人仿佛像一叶小舟，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巧妙的数字，强烈的对比，给人以惊心动魄的感觉。诗人用“七千里外”和“十八滩头”、“二毛人”和“一叶身”形成强烈的对比，将诗人晚年被贬谪的凄凉孤苦，生动展示在读者面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文天祥这一名对大概是受苏轼这联诗的启发才写出来的，而两人的心情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苏轼绝没有柳宗元“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那么凄惨，毕竟还有家乡的“远梦”，这喜欢虽是淡淡的，却可抵销一些孤臣的惶恐。谐音双关修辞手法的运用，增添了许多机趣，一语双意，并蒂同枝，妙合无垠，令读者产生无穷的兴味。
颈联两句所写不只是行船的情境描写，又有象征的暗示，轻快旋律，恰好显示出诗人顺风行舟观赏美景的快意。诗上半篇的低沉凄凉一扫而空。“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的诗句浮上诗人的脑海，虽然此时他没有李白那么充满信心，却也不乏坦然自适，不乏达观豪放。
尾联苏轼充满自信地说：“我一生长途行船，经历多少大风大浪，岂止是知道几个渡口而已。”所以，诗人没有愁眉苦脸，却有诙谐和幽默，说自己可以为官家当“水手”，这官船要走的路早以娴熟在心，还要向谁去问津。蔑视与嘲笑到此融为一炉，真是嬉怒笑骂皆成诗。倘若苏轼能过像宋仁宗所希望的那样，早早就成为水手长──宰相，恐怕宋徽宗、宋钦宗也不至“坐井观天”于异域他乡。
这首诗前四句表现自己被政敌迫害、晚年被贬谪的凄凉情况，格调低沉。接下来的四句描写行船的情境，格调也有凄苦转为豪放，沉重转为轻快。因为，苏轼是一个性格坚韧、胸襟开阔的诗人和哲人，面对再次降临的人生劫难，他以顽强的意志和达观的态度去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