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表达了他对眼前市井众生的观感,但诗中绝没有那种慧眼看世界的达观,而更像是晨起(或者干脆一夜没睡)后对眼前劳碌营生所发的牢骚。
在这首诗中,诗人李贺看似没有出场,字里行间却都渗透着李贺的影子——他观望着为生计奔波忙碌的人们:“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看到这种景象,得道的隐者高上可能会淡淡一笑,矢志“独善、兼济”的人志士可能会激起建功立业、济助苍生的冲动,结营的市侩小人可能会盘算着应该如何去谋得个人名利,引车耕田的俗众可能会迫切地希望加入其中,开始他们的市井人生。唯有李贺站在人群的边缘,没有哪个人群是他真正的归属,他只是个观塑者。眼前的每一扇门似乎都向他敌开着,他都想推开看一看,但是每个房间都没有他的位置。他俨然是个无家可归的人,这个闹市对他来说无异空巷。
然而他没有退路。严君平与韩伯休那样的高士早已经远逝了。严君平以出世之心投入市井人生,承担了众生的”"人生导师”角色。康伯休以“高尚道德化身”的角色于市井,为避名而归隐,名声反而更噪。李贺不能效法严君平与康伯休中的任何一个。他想从平凡的市井人生中抽身出来,但他又不得不为了简单而严酷的生存不情愿地加入这个灰色的市井;他总在幻想着求取功名,但是功名却迟迟不肯光顾他,更谈不到像康伯休那样避名了。
诗头两句回顾自己的过去。“遑遑三十载”,诗人此时四十一岁,自发蒙读书算起,举成数为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史记》载:项羽年轻的时候,“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诗中用以自况,说自己三十多年辛辛苦苦地读书,结果一事无成。其实是愤激之语。
“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两句前后倒装,每句句中又倒装。本来是因为“厌洛京风尘”,所以“寻吴越山水”。一倒装,诗句顿时劲健,符合格律,富于表现力。一个“厌”字,形象地表现出诗人旅居长安洛阳的恶劣心绪。诗人在长安是求仕,从他在洛阳与公卿的交往看,仍在继续谋求出仕。但是,半年多的奔走毫无结果,以致诗人终于厌烦,想到吴越寻山问水,洗除胸中的郁闷。
“扁舟泛湖海”是“山水寻吴越”路线的具体化。
诗人游吴越的路线是,乘船从洛阳出发,经汴河而入运河,经运河达于杭州(越中)。诗人计划要游太湖,泛海游永嘉(今浙江温州),因此湖海并非泛泛之辞。公卿,指达官显贵。古代百姓见公卿要行叩拜的大礼,而诗人告别他们却用平辈交往的礼节——长揖,作个大揖,表现出诗人平交王侯的气概。诗人一生为人傲岸,“长揖谢公卿”表现的也正是这种傲岸。诗人并不因为求仕失意,就向公卿摇尾乞怜,因此李白说他“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
“且乐杯中物”,借用陶渊明《责子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末尾两句暗用张翰的话:“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晋书·文苑·张翰传》)大意说:“我且喝酒乐我的,管他什么名不名。这也是愤激之辞。诗人素有强烈的功名心,希望像鸿鹄那样搏击长空,一展宏图。但是,怀才不遇,不被赏识,报国无门,只好去游山玩水。
这首诗词旨深厚,感情表达恰如其分。诗人原本满腹牢骚,但表达时处处自怨自艾,而流落不偶的遭际却不言自明。
诗在选材和布局上独具匠心。中间两联扣题,实写自洛赴越,把洛阳与吴越联系起来,具体而开阔。中间两联意思连接很紧,首尾跳跃很大。首联总结自己勤勉失意的一生,尾联表明自己对人生的态度。两联从虚处着笔,气象悠远阔大。
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是在内容上相互衔接的姊妹篇,两篇赋都是写楚王与巫山神女梦中相会的爱情故事,但两篇赋的神女形象差别很大。
《高唐赋》中的神女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她自由奔放、大胆追求爱情的举动,所谓“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这是一片赤裸裸的原始激情和欲望的自然流露,是未曾受到任何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束缚的人性的直接张扬。这种随意放任的性关系并非宋玉的凭空想像,而是原始初民爱情生活的真实反映,是对于原始时代“自由”婚姻的朦胧回忆。就是说,在原始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上,确实存在着无限制的随意婚姻和自由放任的性关系。并且,原始社会结束后,这种状况还有延续。不要说更远,即使是到了一夫一妻制已经建立起来,配偶关系相对稳定的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制社会初期,受传统习俗的影响,性关系还是相当自由和放任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旧时性交关系的相对自由,绝没有随着对偶婚制或者甚至个体婚制的胜利而消失。”至于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如一些重大的节日,性关系更是随意而放任。古罗马的沙特恩节要举行群众性的盛宴和狂欢,同时“盛行性关系的自由”,沙特恩节因而也就成为纵情欢乐的代名词。中国古代也是如此,《周礼·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郑玄注:“阴讼,争中冓之事以触法者。”从“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甚至有因婚媾而争讼的情况,说明当时的性关系也是相当自由的。《周礼》所记反映的大约是商周时代的事,是传统习俗的延续和发展,由此不难想像神话产生的原始时代性关系的更大自由和放任。从这个角度来看巫山神女“愿荐枕席”,主动寻求匹偶交欢的举动就很好理解了:既不是反常,也不是“淫惑”,而是她那个时代(即神话时代)的十分正常而普遍的行为。
巫山神女神话特征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她的神奇变化:“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巫山神女没有通过任何中间环节,即直接变为朝云和行雨,是非常神奇的。这种情况根本无法通过经验和理智去解释,而只能通过神话的逻辑——变形法则——去说明。在原始人看来,“在不同的生命领域之间绝没有特别的差异。没有什么东西具有一种限定不变的静止状态:由于一种突如其来的变形,一切事物都可以转化为一切事物。如果神话世界有什么典型特点和突出特征的话,如果它有什么支配它的法则的话,那就是这种变形的法则。”原始初民的想像正是由于轻而易举地越过决定事物性质的界限而显得丰富和大胆。
以上两个方面即追求爱情的方式和神奇变化,充分说明《高唐赋》中的神女是一个具有明显原始神话特征的神话式人物,一个地地道道的女神。
而《神女赋》中的神女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这是一个服饰华美、容貌姣丽、举止端庄、神态娴静的女性。宋玉除了强调她的光彩照人的外貌之外,更强调她的内在的精神和气质,主要突出了两个方面:一是温柔和顺,安闲自得,骨法奇美,适于侍奉君上;一是贞谅清洁,意态高远,以礼自持,凛然难犯。可以看出,以上两个方面无论哪个方面都与原始神话中的女神格格不入,她完全属于另一个时代。《高唐赋》的巫山神女和《神女赋》不是一个形象。
关于《高唐赋》的主题思想,有学者认为高唐神女化为云雨是一种艺术想像,由于这种想像表现了男女交欢时那种像云一样飘忽,像雨一样空灵的感受,符合人们接受的心理基础,因而成为一种文学意象并对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种艺术想像正是宋玉突发奇想的神来之笔,是宋玉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这些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实际上并不符合实际。
事实上,把男女交欢与云雨联系起来并非宋玉的发明。有学者以中外古代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种联系实乃出于一种古老的宗教观念,是交媾致雨宗教观念的反映。原始宗教认为人与自然是交相感应的,人的主观意念和行为可以影响客观事物的发展,巫术“相似律”原理认为,“仅仅通过模仿就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而男女交媾诱发降雨正是这种神秘的交感观念的反映。他们认为,行云降雨是天地阴阳交会的结果,所谓“天地相会,以降甘露”。(《老子》第32章)《周易·系辞下》:“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而云雨则是使万物化生的最重要条件。原始初民的祈雨方式有多种多样,而交媾致雨的方式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便成为他们比较常用和普遍的一种方式,有的民族还因此形成了有关的宗教仪式。
有了雨露滋润,草木得以茂盛,五谷得以丰收,因而由交媾致雨又进一步发展为可以促进丰收、富足乃至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闻一多先生在研究《诗经》婚俗诗时曾指出:“初民根据其感应魔术原理,以为行夫妇之事,可以助五谷之蕃育,故嫁娶必于二月农事作始之时行之。”初民相信“如果没有人的两性的真正结合,树木花草的婚姻是不可能生长繁殖的”。弗雷泽在考察了中美洲、非洲、澳洲以及亚洲的原始民族之后得出结论:“他们仍然有意识地采用两性交媾的手段来确保大地丰产”,并相信与传说中的神灵交媾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类似的观点在其他宗教文化学和人类文化学著作中也时有所见。
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是特定宗教民俗背景下的产物,是多次发生过的“现实”,高唐神女与怀王交欢之后化为云雨的故事不过是它的神话反映而已,是宋玉对传统宗教和神话所做的比较忠实的记录。宋玉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大胆地吸收民间神话,巧妙地运用它为自己的立意构思服务:借助神话所固有的观念内涵和文化意蕴来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这就是说,《高唐赋》正是在这则神话所固有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基础上的再创作。明确了《高唐赋》与高唐神女神话及其文化观念意蕴之间的关系,实际也就找到了认识作品的思想指向。
《高唐赋》由序和正文构成,实际写了三个内容:一、高唐神女神话及其所体现的交媾致雨的宗教观念。之所以在作品的开头先讲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就是以它的文化观念意蕴统摄全文。二、云雨之后山河更加宏伟壮丽,万物充满勃勃生机。这部分篇幅最长,是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形象表现。三、鼓励襄王往会神女,希望通过与神女交欢给国家和个人带来福祉。这部分是全文的结尾,表明往会神女的目的。这个目的与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是完全一致的。
《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可以概括如下:根据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宋玉在赋文中鼓励襄王往会神女,与神女交欢,希望借此达到政治清明、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以及个人身心强健、延年益寿的目的。同时,由衷赞美山河大地的宏伟壮丽和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赞美由神女所化的云雨给世界带来的生机和活力。可以看出,《高唐赋》的立意完全建立在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基础上,是按照古老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展开铺写的,因此,全文都以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为统摄。也正是因为如此,从文中对于山河大地和云雨的由衷赞美,依稀可以看到原始的自然崇拜观念的踪影。这样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使序和正文有机结合起来,从根本上避免了其他各种说法导致的“两回事”的缺欠,并可以从神话故事本身得到进一步的印证:《渚宫旧事》之三引《襄阳耆旧传》写怀王游高唐梦神女与之交欢,神女临别时说:“妾处之,尚莫可言之。今遇君之灵,幸妾之搴。将抚君苗裔,藩乎江汉之间。”原文可能有脱误,大致意思是:“蒙你不弃我的陋质,爱幸于我,我将保佑你的子孙使他们世世代代藩昌于江水和汉水之间。”神话故事本身就说明与神女交欢即可受到神女的保佑,使人口繁衍,民族兴旺。这对于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很有启发。
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张俭和杜根的典故,揭露顽固派的狠毒,表达了对维新派人士的思念和期待。后两句抒发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全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全诗用典贴切精妙,出语铿锵顿挫,气势雄健迫人。诗中寄托深广,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胸中意气奈情的表达兼具含蓄特色。
此诗前两句写秦淮河秋季的景物,后两句则写柳枝不能留住行人来减少人间别离之苦而柳絮飞舞如雪却使谢道韫咏出佳句。全诗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用典贴切而颇具情韵。
这是一首咏秋柳的诗,全诗不着一个“柳”字,而句句蕴含着柳树的风韵。
此诗前两句写秦淮河的景物:栖息在枝头的乌鸦,伴着秦淮河的流水,点缀着秋天的风光,它们都深深恋爱着这里的几行萧瑟稀疏的树。“萧疏”与“秋光”照映,“栖鸦”和“树”关联,使前后句紧密扣合,因而呈现诗人笔端的是一幅深秋萧条凄冷的画图。其中,前句写柳树的特性:“栖鸦”明写鸟而暗点树,以实带虚的手法点出了薄暮中乌鸦栖宿的树;“流水”看似泛指而特指秦淮河。“栖鸦流水”,虽不明言柳树,但已写出柳树常生长在河边的特性。这样写,较之直言“河边柳”来,不仅含蓄,而且静中有动,增加生气。也正是这些上有栖鸦,下依秦淮的柳树,装点金陵,为秋色增辉。后句则点染秋柳的萧疏之态:萧疏是秋柳的特征——秋柳既不像春柳那样金碧染两、临风起舞,也不像夏柳那样繁枝拂地、密叶藏莺,而是落叶纷飞、意态萧疏。但诗人对此并没有精雕细绘,只是以疏荡的笔触,略加点染而已。这种艺术情趣,与秋柳的萧疏风姿互相映衬,相得益彰。
后两句则写柳枝不能留住行人来减少人间别离之苦而柳絮飞舞如雪却使谢道韫咏出佳句。其中,前句反用前人诗意,偏说“不与行人绾离别”,点明秦淮河畔的秋柳只是供人赏玩而不为人攀折赠别。其中,“不与”两字,不仅翻出了新意,而且用拟人的口吻,增添了一层情韵。后句则是谢道韫咏雪的典故和李白的诗句的结合,写收条通过联翩浮想,展望秋柳的未来:秋柳到了第二年,也将枝繁叶茂,飞絮蒙蒙,而且象瑶台雪花一样地散发出香气来。
全诗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用典贴切而颇具情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