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黄帝做梦,游历华胥国。)那个国家没有君主和官长,一切只是听其自然。那里的百姓没有嗜好和欲望,一切顺其自然罢了。他们不懂得以生存为快乐,也不懂得厌恶死亡,因而没有夭折与短命的人;不懂得偏爱自身,也不懂得疏远外物,因而没有喜爱和憎恶的东西;不懂得反对与叛逆,也不懂得赞成与顺从,因而没有有利与有害的事情。一切都不去贪恋顾惜,一切都不去畏惧忌讳。他们到水中不会淹没,到火里不会烧伤。刀砍鞭打没有伤痛,指甲抓搔也不觉酸痒。乘云升空就像脚踏实地,睡在虚无里就好像躺在床上。云雾不能遮挡他们的视线,雷霆不能捣乱他们的听觉,美丑不能迷惑他们的心志,山谷不能阻挡他们的脚步,一切都凭精神运行而已。
注释
华胥国:又称华胥古国。
华胥古国是中国传说时代的氏族部落,距今约8000—5000年。
相传隧人氏时代,有一位妙龄少女名华胥,居住在弱山南麓的蓝田县境内。
一日,发现一行巨形脚印,踏之,便有了身孕,在成纪生下伏羲、女娲。
帅长:首领。
嗜欲:嗜好与欲望。
乐生:以生为乐。
恶死:厌恶死亡。
夭殇:夭折。
向顺:顺遂,顺从。
斫:用刀、斧等砍。
挞:用鞭棍等打人。
指擿:用手指抓搔。
硋:古同“碍”,遮蔽。
踬:被东西绊倒。
词云:“细数十年事,十处过中秋。”其实他是“十二年间十处见中秋”,在《吴船录》中他确是“细数”过中秋的十处地点。想起以往十处中秋情景,就为此夕提供了一个对比的对象。此夕如何?“今年新梦,忽到黄鹤旧山头。”“新梦”,未曾料到,下以“忽到”照应,并传达了惊喜之情。“黄鹤旧山头”指黄鹤山,传说仙人王子安曾乘黄鹤过此,故名。中间嵌以一个“旧”字,似有这样意味:昔人已乘黄鹤去,此日他来仙地游,然则他也是仙矣,他之“新梦”、“忽到”,不也像乘黄鹤飘然而来吗?同时他写的《鄂州南楼》诗道:“谁将玉笛弄中秋,黄鹤飞来识旧游。”也有此意味。“老子个中不浅,此会天教重见,今古一南楼。”此地不仅是仙地,还留有历史遗迹。东晋庾亮镇守武昌时,曾在秋夜登上此处的南楼,与僚属吟咏谈笑,高兴地说:“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世说新语·容止》)显然这里以庚亮作比,又是重演九百年前的南楼会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后人登临前人的旧地,除历史沧桑感外还会由仰慕而生出自豪感,古人做到的事我也做到了,何况作者此时地位亦复与庾亮不相上下。所以他也说:“老子于此兴复不浅也!”“星汉淡无色,玉镜独空浮。”因为“天无纤云”,月明星稀,更显出那轮明月(玉镜)的明亮,它的亮色掩住了一切背景,使得它就象悬浮于空际一样。这两句是对月色的描写,不仅写出了“月色甚奇”,同时也写出了自己的怡情。“玉镜独空浮”,他的神思全然贯注到这轮明月上了,“独”,既表示了月在天际的存在,也表示了月在他心中的存在,他也要跟月一道“浮”了。大凡如此月夜,人们凭高望月,每每会生出超凡脱俗之感,何况在这仙迹胜地呢。写到这里,可以回答:“今夕如何”,真是平生少遇啊!
下阕仍写月色。“敛秦烟,收楚雾,熨江。”视野更开阔了。“秦”,泛指江北以外的地方,“楚”,指江汉一带。江北江南,长烟一空,皓月当空,月下的江流就象一匹熨平的白练,这景象又是多么柔美。“熨”字下得神奇,又十分生动,使人想起那种平滑之状,与苏轼“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的比喻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当他神思飙举、游思漫疏之际,忽然清醒过来,面对现实:“关河离合,南北依旧照清愁。”“离合”,这里用作偏义复词,意分裂。眼下情况仍然是:山河分裂,月光仿佛笼罩着无边的“清愁”。这“清愁”,既可以看作是作者的,也可以看作是当夜南北许多像作者这样满怀忧国之情的人的下样望月的人的。这两句是情绪的陡转,但也是有来路的。前面的“秦烟”、“楚雾”已暗示作者在放眼北南两方,就有可能产生河山之异的感触;起拍的“细数十年事”也有这样的内蕴,“十处过中秋”就有一处是在使金途中于睢阳过的,自在此时联想之中。注意句中的“依旧”,可指靖康之后,也可指自使金以后的八年。下面又联想到自己的身世:“想见姮娥冷眼,应笑归来霜鬓,空敝黑貂裘。”姮娥“,即嫦娥。”空敝黑貂裘“,用苏秦事。苏秦游说秦王,”书十上而不行,黑貂之裘敝,终无成而归“(见《战国策·秦策》)。貂裘敝,形容奔走不止,穷困僚倒。
作者此时五十二岁,想起十多年间迁徙不定,“不胜漂泊之叹”(《吴船录》)。“归来”,指此次东归。这里借嫦娥嘲笑,抒发了自己华发已生、而功业无就的感慨,也流露出作者倦于风尘游官的心境。这与苏轼的“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同,而与辛弃疾的“把酒问姮娥,被白发欺人奈何”(《太常引·建康中秋》)异。辛词是主动问姮娥,向白发挑战,表达了作者强烈的进取精神。辛词作于淳熙元年,当为成大所知,只是因经历、心境不同,面对同样的中秋明月而产生了不同的情思。“酾酒问蟾兔,肯去伴沧洲?”“蟾兔”指月亮。“沧洲”,退隐之地,此指故乡。《吴船录》谓:“余以病丐骸骨,傥恩旨垂允,自此归田园,带月荷锄,得遂此生矣。”此次东归他是打算退休的。
写这首词的四年前他在桂林写的《中秋赋》有这样的话:“月亦随予而四方兮,不择地而婵娟。……知明年之何处兮,莞一笑而无眠。”那时心情是激动兴奋的,现在乘舟东下,鲈乡在望,心情自是不同。举酒邀月,结伴沧洲,写出了他的向往,写出了他的思想上的清静,前面时事、身世引起的忧虑不安消泯了,他又可以尽心尽情地赏月了。
这首词的下阕也表现作者对国家分裂的哀怒,对岁月虚度的惋惜,统观全词,看来主要还是抒写自己赏月时的淋漓兴致和暂释官务的快慰。所以起笔便以“十处过中秋”起笔,又从神话、历史故事中生出丰富的想象,神气超怡,心胸高旷,以致后幅万里归来的痕乏也未影响它的情致。这首词的意境是豪放、阔大的,风格飘逸潇洒,语言流畅自如,可以看出它受到苏轼那首中秋同调词的影响。
清·刘熙载《艺概》指斥周邦彦词“周旨荡”,20世纪八九十年代报纸杂志亦不乏贬斥之词。其实,《清真集》编入“春景”类,描写闺情之作的词,情感真挚、内容丰富,委婉含蓄、别开生面,这首小令就是其中一首。
眉共春山争秀,可怜长皱——首先描写女子的外貌。以“春山”喻眉毛,以个别代整体,写人之美,五代冯延巳即有“低语前吹频转面,双眉钦恨春山远”。美成用“争秀”二字,有意同“春山”比秀,比“春山”更秀。“争”字意味深长,以动写静,更见生动。因为词人善于点化,化腐旧为新鲜,远比“淡淡春山”、“淡扫蛾眉”、“春山八字”、“眉蹙春山”具有新意。
“可怜长皱”充满词人的主观情感。“春山”喻眉颇具清俊之气。上句写外貌,下句表现内心愁怨。只描摹秀眉之美,让人想象其容貌之俊。层层翻出新意。
莫将清泪滴花枝,恐花也,如人瘦——承上,以花喻人的容貌,写哀怨情况。“清泪滴花枝”形容女子因伤心而落泪,呈现出一个美的画面,虽非首创,确也奇异。唐·白乐天《长恨歌》用“玉容寂莫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描写杨妃伤心掉泪;冯延巳《归自谣》用“愁眉敛,泪珠滴破胭脂脸”,亦系客观描写,而周词运用翻进一层的手法。用花瘦比人瘦,古人诗词也用过,宋·黄庭坚《蓦山溪》‘‘春风透,花枝瘦,正是愁时候”写伎女陈湘,也是客观描写,没有写出诗人内心之感受。而周词活用前人词句,不重复前人意思,另辟新境:似乎少女娇嫩的脸上,连几滴眼泪都禁受不得,会“滴破胭脂脸”。着眼于花,花人合一,用笔深婉。同宋-李清照的“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有异曲同工之妙。流露出词人无限的怜惜之情,渗透着词人无尽的关切之感。推陈出新,别出心裁,曲折顿挫,摇曳生姿。将那委婉的情致、深厚的意韵,有层次地有深意地不断传出,故有“词家神品”(王又华《古今词论》)之赞誉。
上片主要写外貌,下片着力写内心。
清润玉箫闲久,知音稀有——“清润”句承上,从侧面烘托女子的低沉情绪、满腹愁思。写其愁恨,先写“玉箫”,是象征,作陪衬。人物的风姿、孤寂从“知音稀有”中显露无遗。“知音稀有”是全词之主旨,也是愁恨的原因。既说明其才艺出众,又点出其歌伎身份。昭君出塞,尚有琵琶以寄幽怨,词中女子连托玉箫以寄相思的心情都没有了,深化了“知音稀有”的程度。
欲知日日倚栏愁,但问取、亭前柳——“欲知”、“但问”与上片“可怜”、“莫将”前后照应,连属成句,巧设问答,运用相同的笔法,既像是女子自我内心的剖白,“顾影自怜”,又像是词人对女子的深切怜悯与体贴人微。“日日倚栏”、“亭前柳”,会使人不禁想起唐·王昌龄的《闺怨》诗:“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古代有折柳送别的习俗,所以见柳就会引发离愁,触动闺情。词中女子日日倚栏凝望,离愁别恨,日积月累,积久弥多,足见闺怨之深。杨柳是愁怨的见证,“愁”而但问“亭前柳”。最后轻点一笔,一切都得到解释,全词也一气贯通了。据清·叶申芗《本事词》卷上(天籁轩刊本)云:“周美成精于音律,每制新调,教坊竞相传唱,游汴尝主李师师家,为赋《洛阳春》云……李尝欲委身而未能也。”“欲知……但”,虚词的使用,显示出一种跌宕生姿的态势,回荡着愁恨的旋律。点出“日日愁”,同上片“可怜长皱”上下呼应,又“问取亭前柳”同“莫将清泪滴花枝”前后照应,进一步渲染。向亭前柳“问取”,暗示因离别而伤感而愁怨,含蕴深沉。
一曲小令,化用前人诸多诗词名句,自成佳制,别创新意。诚如《乐府指迷》所云:“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沈义父所说值得仔细体味。宋·张耒《秋蕊香》‘‘别离滋味浓于酒,著人瘦。此情不及东墙柳,春色年年依旧”,可以作为这首词的注脚。
“闺情”这个题目,是宋词中常见的。但周邦彦词写得新颖别致,不同凡响。闺情词自必以描写闺中女子为主,此篇不同凡响,就在于在同类题材中,篇幅短小而内容丰富,无称艳的辞藻,无刻意的雕饰,以清新自然的语言、含蓄委婉的笔致、清淡雅致的风格,给人以轻松率意之感。
这首词以“知音稀有”为主题。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知音之叹是传统的题材。从上古“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楚辞·九歌·少司命》)、“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古诗十九首》之五《西北有高楼》),到中古“斯人不重见,将老失知音”(唐·杜甫《哭李常侍峄》),“知音谙吕”,“知音识曲”。自先秦、汉魏,乃至唐宋,“知音”一词时见出现。就是周邦彦《清真集》中,也时有知音之叹,如《意难忘》‘‘知音见说无双,解移宫换羽,未怕周郎”。至于(玉楼春》所谓“玉琴虚下伤心泪,只有文君知曲意”,乃是词人感伤官场难逢知己而向青楼混迹之悲;《风流子·新绿小池塘》、《少年游·并刀如水》中的女子,以及这首词中的女子,都是写歌伎知音之叹,同时也寄寓了词人个人的知音之感。
这首诗先用四句诗概说黄楼高耸入云的气势作为引首,接着笔锋一转,以极简洁的笔法叙述了大水袭来,苏轼率军民战胜洪水的经过和水后黄楼的修建及修楼的意义。然后再次描绘黄楼的雄伟,叙写楼成后苏轼与民同乐的情景。最后推出诗的主题:但愿永享太平、永无灾变!其间述古征今,微言大义,使诗的内涵更加丰富。此诗结构讲究,语言酣畅,把叙事与抒情、写人与写景、纪实与纪史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确乎是宋诗此类题材中难得的佳作。
开头四句,先写黄楼之高,笔势飞腾。用山丘、云雾、兀月来烘托,气魄宏大。
接着跳开来,回头写黄河决口“水及徐城”之事。先用“黄河西来”四句写水势凶猛,城被水围,刻画生动,写出难写之景。再以“斯民”等句写徐城情势危急与苏轼的勇于尽责。“斯民”句,用“嚣嚣”两字写当时人民惊恐呼号之状,情景逼真;加以“坐恐化鱼鳖”,点明这是人命攸关的人事。“刺史”句写入苏轼。在危急时,苏轼毅然挺身而出,一面发动群众,一面动用驻军,来筑堤护城。诗用“刺史”为“天子分忧”,措词庄重得体。“植材”两句写筑堤措施与工程速度。“神物借力非人谋”,尤得修辞之妙。句意言工程进度之速,如得“神助”,充分表明军民力量之大;说“非人谋”,实则正是赞颂“人谋”,这从下面“匪公”句就可以知道。“河还”两句,借用徐州人民口气,写出筑堤捍水的效果及对苏轼的赞颂,具体生动而又亲切,为传神之笔。
“公来”以下转入黄楼。“公来”两句写苏轼利用筑堤所余的木石修建黄楼。修黄楼并不是苏轼为了个人享受,下面就此细说。根据旧传“五行”说法,土能克水,而土为黄色。用“黄楼”制服水患,这是迷信说法;苏轼、陈师道并不真的相信它,所以用“不独排河流”一语带过,接下便说“壮观弹压东诸侯”。徐州自古为东方军事重镇,在东方起“弹压”作用,这是历史事实。句言“壮观弹压东诸侯”,是说黄楼的“壮观”在东方郡县中为第一,这是就楼而言的。但这还只是一层;更深层的意思是:通过黄楼表明徐州繁荣昌盛,对其他州郡某些阴谋割据者会起镇慑作用。“重檐”两句刻画“壮观”之“壮”,这是写楼的必不可少之笔。妙在用“惊电”、“蟠虬”来形容,写得气势飞动,刻画出一个“壮”字,把黄楼写活了。“乘闲”两句写楼成宴客。苏轼《九兀黄楼作》诗说:“诗人猛士杂龙虎,楚舞吴歌乱鹅鸭”,客人中有文有武,宴会上有舞有歌,可为此句作注脚。句中“诗兴”即指《九兀黄楼作》而言。这两句不仅写出苏轼的文采风流,而且暗示着“与人同乐”。这是修建黄楼的另一作用。这两个作用其实是联结在一起的,因为重镇的繁华,便是“镇压”力量的象征。作者俯仰今古,引起“沉思”:重镇的强大,是否又会被野心家用为割据之地?因而有了下一段议论。
“沉思”四句,就汉唐往事,指出:“怙险”、“逆节”的人,只能自致杀戮,没有好下场;“圣祖”四句,写出宋朝从太祖、太宗以来,统一了中原,并且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局面,使朝庭尊崇,群县肃穆;具体到徐州,人民也就能过着平安无事的兀子。他用“彭门子弟长欢游”,象征地方安定、社会繁华。写得形象生动。这也就暗渡到黄楼。因为黄楼也是歌舞之场,陈师道后来写《寄曹州晁大夫》诗说:“堕絮随风化作尘,黄楼桃李不成春。只今容有名驹子,困倚阑干一欠伸。”陈师道《南乡子》词序中还说:“晁大夫增饰披云,初欲压黄楼……而曹妓未有显者,黄楼不可胜也。”透露出黄楼当时歌舞之盛,下文有“红袖舞华筵”之语,与此承接。
最后,以“随五马”,点明苏轼与民同乐。“五马”是汉代太守仪制,用典恰当。苏轼在徐州作的《江城子》词中有“为报倾城随太守”之句,人民既随太守出猎,也就可随太守观看歌舞。这里主要是为了写水退楼成之后的地方繁华、官民同乐景象。这三句突然换韵,并用长短句写出,从语言风格看,很像民间歌谣。用它来总括全篇,真切而有余味。
这首诗有写景,有写人,有叙事,有议论,有抒情。其中既写了水来与捍水,又写了筑楼与楼成;写了苏轼,也写徐州人民;还写到汉代、唐代往事。内容充实,层次繁多,千端万绪,而作者执简御繁,举重若轻,纵横跳宕,转折自如。这固然由于他诗功纯熟,巧于修辞,精于组织,更由于着眼点高,想象力强,正如朱珪评李白诗时所言:“陵蹈虚空,俯视沧海”,“英光浩气,溢乎毫墨之外”,故“造语豪壮”(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足以上继李白,近比苏舜钦、王令、苏轼。朱珪认为,作者当与“晃、秦同传”,但他与晁补之、秦观风格并不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