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以文天祥的死讯开篇,首联写文天祥的魂魄飞越千山万水,从遥远的燕京回到南方;颔联中诗人将自己的“死”、“生”与文天祥作比较;颈联承接颔联的蕴藉之意,借用典故正写文天祥的忠贞爱国;尾联写现实处境并表达自己的心志。全诗情感真挚,凄婉哀凉,以白描见长,字字用血泪凝成,读之令人泣下。
起句劈空而来,写文天祥在历尽磨难之后的壮烈牺牲。文天祥殉国的不幸消息传来,谢翱肝胆俱裂,痛不欲生。但作者并不简单叙述自己悲痛欲绝的心情,而是写自己在噩耗传来后的极度痛苦和迷乱中,突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要飞越千山万水,到万里之外的北国去和死者见面。分别久长,思念深切,因此在乍一听见英雄的死讯后,产生了这样的愿望,看来奇特,其实也是很自然的。“飞”,写出了作者心情的焦灼不安。明知对方已经死去但仍希望见面,这里头有多少痴情,多少渴望!“魂飞万里程”,这是从比悲痛更深的层次落墨的,即所谓“透过一层”的写法。
次句承上而来,却又急转直下。当精魂不辞万里之遥,跋山涉水,到达北国之后,却又“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在深深的悲哀和失望中,梦魂猛醒过来,原来所知已物化,幽明隔绝,再无相见之时。这是何等痛心的事,对飞越万里的精魂来说,无异于一声晴天霹雳。然而这是严酷的事实。“飞”的急切和“隔”的绝望,在这里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照。
诗人悲不能已,痛哭着迸出了下面两句:“死不从公死,生如无此生。”忠臣死得其所,自己苟且偷生,了无意趣。这两句用“死”、“生”二字所组成的奇特对偶句,蕴蓄着极深挚的感情,格外哀切动人。
第三联转向正面写文天祥,进一步抒发哀痛心情。“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文天祥表明心迹、充满正气的诗句。如今,耿耿丹心仍在,而英雄却带着未酬的壮志,含恨离开了人世。唯其丹心未化,愈觉其碧血先成的可悲可叹;唯其碧血先成,愈觉其丹心未化的可歌可泣。这联写文天祥,仍归结于自己的悼念之情,感情郁结而悲壮。
尾联推进一层。痛苦是需要发泄的,尤其是郁结已久之情。然而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竟然没有可以发泄自己感情之处。伤心之泪,未能明流,只得暗吞。懂得了诗人“无处堪挥泪”的难以言说的隐痛,在此后多年中,他浪迹四方,“每至辄感哭”之情,也就可以理解了。末句委婉地表示决心,将埋名隐姓,遁迹山林,决不与统治者合作。语气平和,但忠愤抑郁之气仍勃勃于言意之表。
《书文山卷后》以饱含感情的笔触,抒写深沉的家国兴亡之痛。由闻知死讯、渴求重见到死生相隔、无缘重逢;再由壮志未酬、血沃大地,到无处挥泪,决心归隐,百转千回,从深处着笔,写到至情处,不辨是诗是泪。作者本以工于锤炼著称,这首诗却以白描见长,字字用血泪凝成,读之令人泣下。
王安石早年创作诗歌学习杜甫关心政洽、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风也有取于杜诗的“沉郁顿挫”。这首诗在王安石的早期诗作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诗中反映河北人民在天灾人祸双重折磨下的苦难生活,字字句句饱含血泪,并透露出诗人内心无比的沉痛和人溺己溺的焦虑。这就有几分逼近杜诗的“沉郁”。而诗人因采取转折累益、渐层深入、对比寄慨等表现手法而造成的文势跌宕之美,又可说是得力于杜诗的“顿挫”之妙。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两句,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一篇的题意。辽与西夏是宋朝的敌国,按一般的想法,这一带的人民大概困于连年的战祸,自然难免要“长苦辛”了,但诗人压根儿没有提到这一点。当时北宋王朝用屈辱的妥协换来了苟安局面,边界上本无大的战事,而边民的“辛苦”究竟有哪些,作者分三层来回答这一问题。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这是第一层。河北之民,勤劳成习。“家家”者,风气普遍,无一例外之谓也。勤劳是取富之道。男耕女织,勿使相失,按照孟子的说法,可“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可是现在的倩况却不然。劳动所得先交给朝廷,朝廷转手送给辽国与西夏。送的名目,说来痛心,对辽称“纳”,对西夏称“赐”。“赐”字虽然比“纳”字中听些,但没有受人威胁而又“赐”人以物之理,王安石用一个“事”字来概括,可谓得体。用予敌银、绢的办法来御敌,虽然有点荒唐,但这是北宋的一项国策,要长期奉行,因此河北之民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比中造成转折之势,从而波浪式地把诗意向前推进。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这是第二层。大旱之年,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作为官府,理应开仓赈济,活彼黎庶,但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州县两级官吏不顾人民死活,把最有生产自救能力的丁壮抽去上河工,丢下老弱妇孺不管。“仍”字见官府墨守陈规,赋役杂税,无一减免。“催”字状其急如星火。用字极为精确。对外怯儒畏葸,对内凶狠强横,这也是北宋朝廷长期奉行的国策,因此河北之民又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照中造成累叠之势,这是诗家所谓的“加一倍写法”,从而使文气旋转而下。以下即写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这是第三层。边地既无活命希望,边民只好向南逃荒求生。“老小相携”四字寓无限悲惨之意。因为丁壮既为官府抽调,所剩只有老弱妇孺。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长途跋涉,老弱需要搀扶,妇孺需要照顾,而现在一切都无所巴望,只好老小相携而行。而一个诱人的消息在鼓舞着他们:南方丰收,就食有望。但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黄河之南以后,竟发现河南人民也在挨饿。希望终于破灭。至此,二边人民的生计完全断绝。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必将困饿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人,则更将“长”伴“苦辛”,永无尽期。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映衬中造成开拓之势,从而暗示出“长苦辛”不是河北之民所独罹,河南之民以及其他内地之民无不如此;“长苦辛”的原因,不止是因为“近边”、“大旱”,即使是内地与丰年照样不能幸免。这就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留下了想象空间,扩展了全诗的思想意义。
上述三层,紧扣开头“长苦辛”三字而来,一层比一层深入地铺叙了河北之民所受“苦辛”的可悲,字里行间还透露出诗人对这种现象的严重关注和对受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尽管前者是明写,后者是暗寓,但正由于在叙事中有主观的情韵,所以虽然用的是赋法,而感人的力量同样极为强烈。至第三层叙毕,边民的深愁极苦已无以复加,作者的心情也惆怅难述,于是便转换角度,专事气氛的渲染:“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上句为正面描写,形容边民的悲愁之气犹如阴云惨雾,弥漫太空,致使白日为之无光,
天地为之昏黑。下句为侧面描写,指出道旁行人见此惨象,也不禁感到悲痛欲绝,色沮神丧。这两句都承上文理路而来,但前者虚,后者实,通过虚实相生,使诗中所写的内容更为惊心动魄,作者的感情脉络也趋于明朗。篇末两句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深意:“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曾对侍臣谈到自己有二喜:“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虎,二喜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和对外退让的情形正好与唐太佘所说的“二喜”构成鲜明对比。王安石用感叹的口吻对流民宣传“贞观之治”的美好,这不仅是对流民的安慰,更是对时政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