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这首词抒写了他的恓惶情绪中对时代苦闷的色彩，有一种爱国情怀包含在里面。
李白《月下独酌》中有一首也写作者的孤独，全诗是：“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作者、影子、月亮在一起，又歌、又舞、又饮，颇有一点热闹气氛。向滈此词写灯、影、人相伴，大半是受了李诗的影响，但两者的情调却是不一样的。李白遇上的是唐帝国最强烈的时，他的个性既旷达不羁又积极向上，因而他的诗总是进取的，活泼的。向滈则不然，生活在那个令人空闷的时代里，加上自己又长年同亲人隔绝，所以他不可能象李白那样即使在孤独之中也充满着希望与活力。比如在这首词中就只有“灯”、“我”和“影儿”，无月，无酒，自然也无歌，无舞。同样是写孤独，但向滈笔下却处处是绝望的影子。
这首词构思新颖，作者把“影儿”写入作品，用以反衬自己的孤独与寂寞的心情，这既避免了纯说愁苦的单调，又使词篇更具形象性，大大增强了艺术效果。词篇用“谁伴”二字开头，一上来就突出了作者在窗前灯下为孤独而久久苦恼的情态，由“谁”字发问，便把读者引向对形象搜索与寻求。果然在问了千万声“谁伴”之后，作者终于发现了只有“影儿”相伴。虽有“影儿”相伴。
可是，就是这无言的、难以发现的影儿，况且也并不能“伴”得持久：“灯烬欲眠时，影也把人抛躲。”找到影儿作伴，为的是给自己寻求安慰，谁料灯灭后连“影儿”不复存在了，加倍衬出了自己的孤单，于是便喊出：“无那，无那，好个栖惶的我”（无那，即无奈的意思）。影儿的恰妙运用，使抽象的愁思更为具体，行文也更生动。与晏几道《阮郎归》词中“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之句，可以先后媲美。
自然，这阕词的新颖构思，还可以从结构的安排上看出来。词作从独坐开始，用唯影相伴表现作者的孤单，这可以算是诗文中的佳境。接着说“影儿把人抛躲”，则将旧境翻新，感情也被深化到了顶点。
羁旅当然是愁苦、寂寥的。不过向滈的孤独似乎在离家别亲之外，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向滈出生时正当南宋初期，正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的时候。小朝廷采承妥协退让的国策；广大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因受到创伤而更加强烈，因而，要求驱逐金、收复失地的呼声高涨。为了给投降路线扫平障碍，统治阶级于是大规模地镇压抗战活动。在这种情况下，那时的有识之士一方面眼看国力日衰，痛感空有报国之志而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又为个人渺茫的前途所烦愁，因此多半处在矛盾与伤感之中。向滈在一首《临江仙》中说：“治国无谋归去好，衡门犹可栖迟”，透露的正是爱国被冷落后的凄凉心情。据此，这阕《如梦令》抒写的恓惶情绪中也应包含有对时代苦闷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