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首诗是情辞并茂的悼友诗。李商隐是一代才人。李商隐的诗辞采精工富丽，韵调婉转，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但是，由于政治宗派斗争的原因，这样的大诗人于病死荥阳后，文坛竟然出奇地沉默，极少有人赋诗撰文来纪念他。现存的当时悼念李商隐的诗仅有两首。这珍贵的两首《哭李商隐》诗出自李的挚友、诗人崔珏之手。
第一首诗表达对亡友李商隐的深切悼念，同时赞叹其文学奇才，感慨其不幸的命运遭遇。
第二首，崔珏说李商隐有“才”且“凌云万丈”，可知其才之高，而冠以“虚负”二字，便写出了对世情的不平。有“襟抱”且终生不泯，可知其志之坚，而以“未曾开”收句，便表现了对世事的鞭辟和对才人的叹惜。首联貌似平淡，实则包含数层跌宕，高度概括了李商隐坎坷世途、怀才不遇的一生。
中间两联，承首联而写“哭”。李商隐有《流莺》诗：“曾苦伤春不忍听，凤城何处有花枝？”以伤春苦啼的流莺，因花落而无枝可栖，自喻政治上的失意。崔诗“鸟啼花落人何在”，则用“鸟啼花落”烘托成一幅伤感色调的虚景，唤起人们对李商隐身世的联想，以虚托实，使“哭”出来的“人何在”三个字更实在，更有劲，悲悼的意味更浓。
第四句以“桐枯凤死”暗喻李商隐的去世。《庄子·秋水》：“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足见其高贵。这鹓雏即是凤一类的鸟。李商隐在科第失意时，曾把排抑他的人比作嗜食腐鼠的鸱鸟，而自喻为鹓雏（《安定城楼》：“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当时凤在，就无桐可栖，无竹可食。此时竹死，桐枯，凤亡，就更令人悲怆了。此句用字平易、精审，可谓一哭三叹也。
“良马足因无主踠”，良马不遇其主，致使腿脚屈曲，步履维艰，这是喻示造成李商隐悲剧的根本原因，要归之于压制人材的黑暗的政治现实。一般人都为此深感悲愤，何况作为李商隐的旧交和知音呢。“旧交心为绝弦哀”，明哭一声，哀得恸切。春秋时，俞伯牙鼓琴，只有钟子期闻琴音而知雅意，子期死后，伯牙因痛失知音而绝弦罢弹。作者借此故事，十分贴切地表达了对亡友真挚的情谊和沉痛的哀思。
尾联作者独运匠心，采用了“欲进故退”的手法，荡开笔触，不说自己的悲哀，却用劝慰的语气说：“九泉莫叹三光隔，又送文星入夜台”。意思是说：莫要悲叹九泉之下见不到日月星三光吧，现在您的逝去，就是送入冥间的一颗光芒四射的“文星”啊！这其实既不是安慰亡友，也不是诗人自慰。李商隐潦倒一生，郁郁而逝，人世既不达，冥间不可期。因此说，这只不过是作者极度悲痛的别一种表达方式，是“反进一层”之法。
撼动人心的悲恸，是对着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两这首诗就是紧紧抓住了这一点，把誉才、惜才和哭才结合起来写，由誉而惜，由惜而哭，以哭寓愤。誉得愈高，惜得愈深，哭得愈痛，感情的抒发就愈加浓烈，对黑暗现实的控诉愈有力，诗篇感染力就愈强。互为依存，层层相生，从而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戴复古的诗中同情劳动人民之作不乏其例。著名的如《庚子荐饥》等。可以看出，尽管戴复古名列江湖诗人之榜，但他并非一味地逍遥江湖。社会时事、人民生活时常撞击他的心灵，使我们更加了解了作者“身在江湖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的良苦用心。
本诗在表达“农夫夏耘”而“吾安坐”这样一个主旨时，大胆地运用比喻和想象。虽然《庄子》中就是“今以天地为大炉”的说法，贾谊《鵩鸟赋》中也说：“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土；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但是，他们所要表述的思想实质是人在自然面前的无可奈何，而戴诗在运用这些比喻和想象的同时，又强调了农人于酷暑中的辛勤劳作，以致秋日百谷才能有收获。这样，就把暑热与农人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而诗的主题也在暑热与农人劳作的交汇中得以升华。他用对生活深刻体验所描写的内容，实际上已经由“悯农”上升到“敬农”。较之唐代诗人李绅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思想境界更高一筹。
“春江好景依然在”，出句朴素而用意深刻。这里不用“浦江”或“沪间”等，而独用“春江”，不仅道出了送别地点，而且自然地照应了条幅上题记的“三月”，点明了送别日本友人的时令正是春天。而“春江好景”又暗含了唐代张虚若诗篇《春江花月夜》的典故。张诗开头是景物描写：“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这里的春江、花、月、夜等等美景都是作为背景而出现的自然景色，作者并未赋予什么象征意义。鲁迅此处用典也就是要说明：诗中的“春江好景”乃是指大自然的景色而言，上海人间社会并没有包括在内。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鲁迅的“春江好景”，正是用这样的对衬手法来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的：上海只有艳丽春光依然象历年一样还自然地出现在人们眼前；而其余一切“好景”都被破坏了，摧残了。
“远国征人此际行”一句直接点明友人离别远行。 “远国征人”来到上海非常不易，而正当盛春到来之际却要离开了（并未见发生意外变故）。诗句流露出作者送别时的沉重心情和无限感慨。一位“远国”来的戏剧工作者竟无意于“春江好景”，不愿继续停留；作者也未能留住他共度春光，只得就此送行。这从侧面写出了国民党统治的可憎及当时的上海剧坛令人生厌。
“莫向遥天望歌午，西游演了是封神”两句，紧承送行，劝告升屋回到日本后，也不要遥想看到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大戏院会出现什么新的歌舞，这里演来演去的不过是西游、封神之类的妖魔鬼怪、黄色下流戏。
这首诗从上海的艺术舞台联系到中国的政治舞台，用西游、封神里的妖魔鬼怪，来影射国民党，寓意深刻，讽刺尖锐，表现了鲁迅对国民党统治的无比愤慨和极端痛恨。
这是韦应物晚年，任苏州刺史时所作。
此诗可分成四个层次。
第一层为开头六句，写宴集的环境，突出“郡斋雨中”四字。兵卫禁严，宴厅凝香，显示刺史地位的高贵、威严。然而这并非骄矜自夸，而是下文“自惭”的原由。宴集恰逢下雨，不仅池阁清凉，雨景如画，而且公务骤减，一身轻松。
再加上久病初愈，精神健旺，面对嘉宾满堂，诗人不禁喜形于色。寥寥数句，洒脱简劲，颇有气概。
第二层为“自惭”以下四句，写宴前的感慨。“自惭居处崇”，不单指因住处的高大宽敞而感到惭愧，还包括显示刺史地位的“兵卫森画戟，宴寝凝清香”等因素在内，因为这些更使韦应物感到了自身责任的重大。
当然，“未睹斯民康”——人民生活的艰难困苦是触发他“自惭”的最为直接的原因。诗人从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出发，自觉地将“斯民”之康跟自己的华贵、威严及“居处崇”对比，这是很自然的。他以前早就说过“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寄李儋元锡》）和“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观田家》）等语，把自己所得俸禄与农民的辛勤劳动联系起来，把自己的地位和自己的责任联系起来，为自己的无功受禄而深感惭愧，深感不安，这种深刻的认识，来自他历年担任地方官所得到的感性印象。
但是又将宴饮享乐了，解决这种心理上的矛盾，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老庄思想了，于是，“理会是非遣，性达形迹忘”，会老庄之理而遣送是非，达乐天知命之性而忘乎形迹，用这种思想去麻痹自己，可以暂时忘怀一切，心安理得地宴集享受，不必再受良心的谴责。韦应物亦不能免给。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通病。
第三层为“鲜肥”以下六句，写诗人对这次宴集的欢畅体会。这次宴会，正值禁屠之日，并无鱼肉等鲜肥食品上桌，而是以蔬果为主。这说明与宴者的欢乐并不在吃喝上，而是在以酒会友、吟诗作赋上。诗人得意洋洋地说：“俯饮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欢体自轻，意欲凌风翔。”他一边品尝美酒，一边倾听别人吟诵佳句杰作，满心欢快，浑身轻松，几乎飘飘欲仙了。
第四层为最后四句，盛赞苏州不仅是财赋强盛的大藩，更是“群彦今汪洋”的人才荟萃之地，以回应题目上“诸文士燕集”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