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即是当时记实之作,表现了观赏牡丹的热烈场面和诗人簪花的情趣。
第一、二两句是写诗人簪花之趣。虽说当时礼俗士大夫集会时可以簪花,但老人簪着花成群结队走在街市上,终觉有些不好意思。为了突出这种心态,作者掀起一道波澜,“花应羞上老人头”,说花不愿上老人的头。而事实是,不管花愿意与否,还是上了老人的头,增添了不少情趣。两个“羞”字,一说人,一说花,相映成趣,语妙天下。同时说明包括诗人在内的官吏最终还是乐于在百姓面前亮相的。花活了,人更活。从而进一步缩小了官民距离,更有意义。
第三、四两句是写诗人醉归而路人嗤笑的场景。这里诗人恰当地用了杜牧之诗:“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十里街市上的老百姓把帘卷上,走出门来观看这支浩荡的插花队伍的经过,只需要点出这一点,当时盛况就好像在眼前。于是,官民同乐的主题也就圆满地表现出来了。诗人之所以在珠帘上钩时用“半”字,是因为作诗需要留有余地,给读者以想像空间,说全上钩,而诗贵活。
前后联均暗用前人句意,用得贴切灵活,不着痕迹,如同已出。“人”、“花”、“老”、“羞”四字有意重复使用,更使诗的音节回环往复,有助于
这首诗运用夸张、拟人修辞手法并且连用几个动词,有利于渲染出一种喜剧情调氛围,体现了诗人极高的文学造诣。表现出诗人超旷豁达、狂放不羁的襟怀。在这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我们不难领略到诗人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执着追求。
依某种文体原有的内容辞句改写成另一种体裁,叫隐括。此词,即隐括杜牧《九日齐山登高》一诗。
初读一遍,不过觉得它逐句移植原诗,仅仅清畅淡远而已。反复涵咏体会,才发觉意境精神已脱胎换骨。
朱熹在词中注入了自己独特的儒家哲学思想,一改原诗的消极情绪,推陈出新地化出了积极意义。词人登上秋山后,倒影在江水中的无限秋景映入眼帘,却只落笔在“云影”二字,意境深远。此时仰头又见大雁欲飞向南方度过寒冷的冬天。紧接着,词人自问“携壶结客何处”,答得却是“空翠渺烟霏”。语间似答非答,表明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那烟雾缭绕漫山碧翠中。
交代了时令、景致、人物,词人开始借机抒发人生感慨。他说尘世多俗事,营营扰扰,难得有畅心的片刻。但是今日不同,不但可以登山,还可以把紫萸、黄菊插满头,玩得尽兴了再回去。“风景今朝是,身世昔人非”壮阔抒怀,颇有几分及时行乐的意味。
“酬佳节,须酩酊,莫相违”,好似词人当面劝酒,要同行宾客趁着这良辰美景酩酊大醉一次,无须推辞,浪费美好光阴。“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晖”一句,词人把人生在世比作寄生,既然它如白驹过隙倏忽而过,何苦对着落日余晖自伤自怜。
之后,词人的思想穿越古今,词境顿然开阔。他想到古往今来,沧海桑田,有无数的春花开了又谢,亦有无数日的月亮盈了又缺。在词人看来这些都是大自然的恒定变化,也正是因为这种循环变化的存在,自然才有了源源不断的生机。“那更有危机”是说如果能够明白这样的道理,就不会再有危机感。
“与问牛山客,何必独沾衣”化用了春秋齐景公的典故。有一次,齐景公登牛山,北望国都临淄,流着泪说:“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流露出一种无法挽回逝去时间的伤感。朱熹反问“何必独沾衣?”人世无常,变幻难定,无人幸免,所以无须太执着。
杜牧在诗中的旷达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慰,令人压抑。而一经朱熹化用之后,把自然与人生结合,成为了积极面对人生的寄语。词人点石成金,以理性的思辨解读生活和自然,不失为大快人心。
从标题看,这首诗是记游之作。记游诗可以写景状物,也可以因景生发,别有寄托,内容是不可限止的。如果说唐人的记游诗多强调图形绘影,情寓景中,宋人的记游诗多注重借景生发,述志明理。那么,这首诗则正是符合后一特点的。
“寺里”一联,两句各写一种景观。前一句虚出,后一句实录,构成形象鲜明的对比。但二者所写的对象又是同一的,这样就把花山寺“名”与“实”相离的现状突出了。生活中名实不符的事常有之,但诗人所见所写的情况也实在太刺眼,这就使人读了这两句诗后不能不激动,激动的同时也必然要想:寺名是因为寺里山中有花才得,而眼前却无花可赏,必然会引起人们思索玩味的兴趣,于是,作为一首诗的“发人深思"的艺术目的,也就自然实现了。作者当然是有着自己的答案的。他显然深信命名之谬,寺里和山中本来是确实有花的,之所以“繁英不见草纵横”,是因为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说,“花易凋零草易生”,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古原草》),正是有感于它的旺盛的生命力。俗语说:“有心栽花花不发”,也正是对种花不易的真实感叹。无疑,从主观上说,是“栽培剪伐”不“勤力”,助长了草势的疯狂,而且从诗人对这两句次序的安排上看,显然是特别强调人的主观原因的。草本无罪,剪伐不力则是无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诗人在作出这一结论的时候,情感色彩却并不十分强硬,因为诗没有说“为何剪伐不尽力”,而是既讲到对草要“剪伐”,又讲到对花要“栽培”,中间加一个“须"字,就把他对剪伐不力的愤懑,变为必须要剪伐的规劝,因此,惋惜大于愤慨,警告少于劝诫的这种感情色彩,就表明了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是遵循着传统的“明劝诫,著升沉”(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和“美刺"的美学思想和原则的。
这是结合诗人具体的经历和思想所作出的思想内容上的理解。但是,由于这首诗毕竟是从自然景观的描写而来,从社会生活的现象而来,所以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又不仅限于社会政治方面。尽管也可以把诗中的“花”理解为贤臣,“草”,理解为奸佞,因而说诗的题旨是对革新除弊的企望。因此,从这方面来看,这首诗就不是一般的政治诗,而是对生活中某一方面的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的具有相当的哲理的醒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