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此诗开头八句，作者诉说自己政治上“穷拙”的遭际。在“只今道已塞”的景况下，他日暮饮酒，酷爱诵读《楞伽经》和《楚辞》，以排遣内心的苦闷。他已看破官场的黑暗内幕，仕进的前途已经被阻塞，所以产生了“心已朽”的心态。这时他已二十一二岁，诗云“二十”，当为约数。“人生”两句，表达了很深的人生感叹。
第九句至第十六句，写陈商的景况。先形容他寒酸落拓，穿着布衣，雅尚礼仪，他不肯追逐时尚，苦学古文辞，不像时人追求委靡的骈偶文风。次叙他的家很少有人来访，门庭冷落，连车轮的印迹都冻结起来，门前的榆树在夕阳照射下拖着瘦长的影子。这里，写景凄凉，与前文写人“凄凄”相呼应。黄昏时节来寻访作者，固守苦节，春气亦为之郁结不畅。以上八句诗，描述陈商的形貌、品格及其遭际。
第十七句至第二十四句，称颂陈商的品格并表示师法陈商的心意。前四句写华山之高峻，用暗喻手法，比喻陈商人品、才学之崇高。后四句，说公卿们纵使不看重陈商，作者也不能禁口不称赞，他还要师法陈商，宁愿终日箕踞长坐，也不肯奔走权贵之门。诗句生动地表达出作者钦佩陈商的心仪和景行仰止的态度。
第二十五句至第三十二句，诗思又回到自己身上。“朴樕”两句，是自谦之词，承上言，作者才不及陈商，不论何时，都不能成材。“礼节”以下六句，说到作者官职卑微，身为奉礼郎，专司礼仪，与作者的性格相背悖，形容憔悴，如同祭祀后被人抛在路边的刍狗。风雪天在斋坛值班，身穿黑色祭服，神气态度犹如承事箕帚的奴婢。诗句备述作者任职时所受的屈辱。
诗的最后两句，巧妙运用古小说的典故，表达出宏大的志愿。这层诗意，涵盖陈商和作者两人，说何时天眼张开，他们像古剑那样鸣吼而飞去，施展自己的抱负。李贺诗中，“剑飞”“剑吼”之意象屡见，如“自言汉剑当飞去”（《出城寄权璩杨敬之》），“临岐击剑生铜吼”（《开愁歌》），此诗又云“剑吼”，都有自喻之意，期望实现理想，具有画龙点睛之妙。
全诗先分别写李贺、陈商，后写李贺师法陈商，再写李贺直斋坛的情景，各用齐整的八句诗为一个诗段，最后两句，以两人同时收结，形成单起双收的结构特征，自始至终将诗人和陈商交糅起来描写，写李贺，其中有陈商的神骨；写陈商，其中有李贺的气质，完善地创造出诗篇的结构美。
上片以神话之笔，写梦醒后词人在友人家所见之情景。“华胥梦断人何处”写醒景，理想安乐之境的梦做完了，主人不知何处去？“听得莺啼红树”写禽景，“莺啼”于“红树”。“几点蔷薇香雨”写物景，蔷薇露水如香雨点点滴下。“寂寞闲庭户”写院景，寂寞笼罩着空闲的庭院。四幅图景组缀，一“红”一“香”与“梦断”、“寂寞”对印，给读者以寂寞空旷之印象。
下片以象征的笔法，回忆着写春游中所见到的景象，回答上片所提出的问题。“暖风不解留花住，片片着人无数”，这两句截取典型的镜头来突出暖风“不解”无情，花“着人”有情，那人是无情还是有情？“楼上望春归去”为回答之笔，“楼上望春归去。”楼上人是有情的，望春也应该有情，回到青春时期，永葆春意。然而纵观眼前景色，现实是无情的。最后一句“芳草迷归路”为点题之笔，正如词人《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其二所写：“草长江南莺乱飞，年年事事与心违。”尽管满目芳草，却不见归途。
全词运用神话、象征的笔法与写实结合，借景喻意，含蓄深隽。借回忆寒食节出游之笔，巧妙袒露了词人自己对官场、功名的残酷的现实不满。尽管“莺啼红树”，“蔷薇香雨”，到头来却是“寂寞闲庭户”。“望春归去”，却是“芳草迷归路”，确属一场华胥梦。
少年姜夔在目睹江淮一带地方生产凋敝、风物荒凉，曾发出“徘徊望神州，沉叹英雄寡”（《昔游诗》）的慨叹，扬州慢、凄凉犯一类词也颇有“禾黍之悲”，而在这首诗里，昔日的愤懑和忧虑化作了淡淡的惆怅，仿佛若有所失。后两句使人愀然动色，杨万里极喜诵之，或是其中蕴涵的历史沧桑感和某种个人情愫的积淀与之心境契合，但仅如此不足以跳出李白《苏台览古》的窠臼，此诗妙处实在一、二句。起句疏宕，不涉题旨，欲抑先扬。写晚云悠闲、白鹭自适、星斗灿烂、山川依然，说景微妙，相形之下“怅望苏台柳”就流露出了一种苦涩的况味，怀古伤今之情纡徐委折。景物的渲染与感慨的抒发相得益彰，物是人非的历史感更加厚重，此诗兴味深厚而笔致飘逸，具蕴藉空灵之美。姜夔《诗说》云：“韵度欲其飘逸。”这首怀古伤今之作不滞于情，不役于物，饶有远韵。近人缪钺《姜白石之文学批评及其作品》云：“白石之诗气格清奇，得力江西；意襟隽澹，本于襟抱；韵致深美，发乎才情。受江西诗派影响者，其末流之弊，为枯涩生硬，而白石之诗独饶风韵。”
这首绝句可以和李白的《苏台览古》作个比较：“旧苑荒台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
李白在诗中着重写今日之荒凉，以暗示昔日之繁华，以今古常新的自然景物来衬托变幻无常的人事，从而抒发出今昔盛衰的感慨。而姜夔则借不变的姑苏夜景，暗寓变化的人事，并借古讽今，给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以冷嘲，立意要高出一筹。这两首绝句都写到柳，以之寄托兴亡盛衰的感慨。但姜夔笔下的柳更富有活力，因为柳被姜夔拟人化了，带上了作者自己的情感，并赋予柳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所以也比韦庄的“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来得空灵、活脱。不同的是李白诗中的柳相当于姜夔诗中“星”、“鹭”，而姜夔诗中的柳则相当于李白诗中的“月”。所以，这两首诗的后两句在构思上颇为相似。不同的是前两句，李白以旧苑荒台春色依旧寄寓感慨，而姜夔则以江山永恒暗含人世沧桑。
作者将昔日的愤懑和忧虑化作淡淡的惆怅，仿佛若有所失，起句欲抑先扬，写晚云悠闲，白鹭自适，星斗灿烂，相形之下怅望苏台柳，就流露出了一种苦涩的滋味。怀古伤今之情迂回曲折。后两句使人愀然动色，其中蕴涵的历史沧桑感和某种个人情愫的积淀与心境契合，景物的渲染与感慨抒发得相得益彰。
按周时庙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文王为穆，则武王为昭，故称昭考。因此，“载见辟王”的辟王便是成王。“载”训始，助祭诸侯的朝见则在成王即位之时。成王是由周公辅佐即位的，只是名义或形式上的君主，实权则掌握在摄政的周公之手，诸侯助祭的隆重仪式当亦是周公一手策划安排，其用意自然是让成王牢记先王遗训，继承并光大先王遗业。周公极尽摄政之职，时时注意对成王的规劝乃至管教，《尚书》中的一篇《无逸》便是明证。诸侯“曰求厥章”，恐怕年幼的成王也无法应付，只能由周公作出权威性的答复。旧说《周礼》为周公所作，法度典章他当了然于胸。如此看来，《周颂·载见》的祭祀对象与《周颂·雝》不同，祭祀时的背景也大不一样。《诗经传说汇纂》所说“一以显耆定之大烈弥光，一以彰万国之欢心如一”的祭祀目的，便道出了成王新即位的时局特点与急务。
和《周颂·雝》所描写的“肃肃”“穆穆”的神态不同，《周颂·载见》重点在于描写助祭诸侯来朝的队伍，朱熹评之曰“赋”也。诗中“龙旂阳阳”四句，确实具有赋的铺叙特点：鲜明的旗帜飘扬，铃声连续不断响成一片，马匹也装饰得金碧辉煌，热烈隆重的气氛，浩大磅礴的气势，有声有色；八方汇集，分明是对周王室权威的臣服与敬意。周颂中的许多祭祀诗，是只求道出目的，不惜屡用套语，丝毫不考虑文学性的，而《周颂·载见》却安排了极为生动的铺叙，在一般说来枯燥乏味的颂诗中令人刮目相看。这也足以说明，在有助于实现政治目的的情况下，统治者不仅不排斥，而且会充分调动积极的文学手段。
诗的后半部分，奉献祭品，祈求福佑，纯属祭祀诗的惯用套路，本无须赘辞，但其中“烈文辟公”一句颇值得注意。在诗的结尾用诸侯压轴，这与成王的新即位，而且是年幼的君王即位有关。古代归根结蒂是人治社会：就臣子而言，先王驾驭得了他，他服先王，但未必即如服先王一般无二地服新主；就新主而言，也可能会一朝天子一朝臣。因此，在最高统治者更换之时，臣下的离心与疑虑往往是同时并存，且成为政局动荡的因素。诗中赞扬诸侯，委以辅佐重任，寄以厚望，便是打消诸侯的疑虑，防止其离心，达到稳定政局的目的。可见，《周颂·载见》始以诸侯，结以诸侯，助祭诸侯在诗中成了着墨最多的主人公，实在并非出于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