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原州城呈张贲从事》是北宋诗人魏野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这首抒写羁旅客愁。首联以问句呼起，点明忧愁因独上边城城楼望远，但见满目荒寒引起。颔联渲染原州冷落萧条的景象，言置身于无尽头的孤寂之感。颈联由听觉感受和视觉感受，衬托出诗人心境的悲凉。尾联总束全篇，写出友人为异乡贫官而自身为客，离恨均难收拾的情状。全诗写景高远开阔，情调苍凉凄楚。
首联以设问形式开篇，先是自问身处异乡何处最易牵发个人愁绪，接着自答孤身一人独自登上边远城楼，这就足“答案”。身处异乡，就已令人孤寂忧愁的了，更何况是客子伶仃一人独自登上偏远边城城上之楼呢。站在边城高处，就能极目远眺，边地景色一览无余。就是这带有边地特征的景色，最能牵动客子心中之愁，此意虽然诗人没有明说，但却蕴情于景。借助逼真的画面予以展现。这就既为下文抒写展开了宏伟的画卷，又设定了“愁”这一主体旋律，颇有柳宗元“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式的开头风格。
颔联开始抒写塞外风光。“日暮北来惟有雁”，秋季黄昏，抬眼望去，眼前看到的唯有振翅而飞的北归雁群，尽管是“平沙万里绝人烟”，但却仍是“衡阳雁去无留意”，北来的雁群仿佛毫无留意，头也不同地向着南方的中原飞去了。渐渐地“几行归雁云边断”，心中不难涌起“何处行人不断肠”的愁怨。诗人的家同本在中原，但却不得不滞留两北边陲一望着那越飞越远的雁儿，令作者伤感。“地寒西去更无州”，虽说现在还是秋天，然而边地冬季来临甚早，早已天寒地冻，衰草连天了。从此再往西去，已经没有朝廷的州郡了。想到自己就像那身不由己无依无靠的蓬草，被寒风一吹，就流落到了这边远荒凉的原州边城了，作者不由得悲从中来。
颈联紧承上文进行情景描述。“数声塞角高还咽”，处在凄凉哀愁情绪中的诗人偏偏又听到了几声时而高昂时而呜咽的军中号角，就不禁在凄凉悲切的羁旅心境中又平添了几多哀愁：“一派泾河冻不流”，诗人此刻站在原卅城上，放眼望去，只见泾河之水早已被冻住不流了，更使人觉得“塞上风云接地阴”，让这种顿起“愁云惨淡万里凝”哀思。面对这样的穷荒野漠，碎丘幽壑，耳闻声声号角，呼呼北风，一介书生剩下的只有“可怜无定河边骨”的惨不忍睹的景象和“古来征战几人回”之无穷无尽的感慨了。
尾联“君作贫官我为客，此中离恨共难收”。这两句是说：你在异乡作小官，我在异乡作异客，其中的客愁，是你我两人都难以收拾的。尾联以贫官、异客之离恨作结，呼应了开头的“牵愁”，点明了主旨。
这首诗首尾两联抒情，中间两联写景。抒情，则感情悲怆；写景，则景象萧瑟。情景交融，感人至深。这首边塞羁旅行役律诗景象萧瑟，感情悲怆，和盛唐的边塞诗有霄壤之别。时代之不同是造成差异的一个原因，身份之不同则是更主要的原因，作者是个消极遁世的隐士，而高适和岑参他们则是积极进取的用世之士。
这是记叙战国时秦国关于外交军事的一交论争，是秦惠王进行军事扩张，推进王业的军事论辩。秦相张仪主张伐韩，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二人针锋相对，各陈己见。
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其次，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王不然”二字进行反驳，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两人观点迥异，但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诸如魏，楚是否同秦国友善，是否愿出兵牵制韩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
诗从自己的行程写起，天还没有大亮就趁着月光从云阳出发，到太阳落山才到达朱方，按这两地相距甚近，根本用不着花一天时间，所以这里言外显然是要说自己在途中有相当长的时间呆在庐陵王墓下（刘宋皇室的陵墓都在朱方的郊区）。诗人对这位不幸遇害的少年王子表示最沉痛的哀悼。“道消”两句要表达的意思是，在徐羡之等人横行的岁月里，小人猖獗，君子道消，自己十分愤懑，但无从表达，郁积于胸中已久；现在拨乱反正，国运中兴，才得以一抒其哀悼的深情。“开运”二字有歌颂刘义隆之意。
“神期恒若存，德音初不忘”两句说逝者虽死犹生，当年的谈话自己是不会忘记的。自己与墓中人的关系一般来说乃是伤逝一类诗歌最重要的内容，往往会写得比较多；但这里却一笔带过，点到即止，很快就转入“徂谢易永久，松柏森已行”，感慨时光过起来真快那种比较常见的叹息当中去了，似乎不免有些奇怪。
这里有些不得已的原因。在刘宋王朝开国皇帝刘裕的七个儿子中，首先继承皇位的老大刘义符最缺乏政治家素质，他的爱好是乱玩一通，或模仿民间如何做小生意，于是很快就在一场政变中下台并被杀。他的二弟庐陵王刘义真则要出色得多，他很早就参加过刘裕恢复中原的战争，差点牺牲在关中；回到首都以后，注意笼络人才，与文化名人、宗教精英相接纳，对未来有所规划。《宋书》本传说他“美仪貌，神情秀彻”，“与陈郡谢灵运、琅邪颜延之、慧琳道人周旋异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刘裕去世前，他被任命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南豫雍司秦并六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出镇历阳（今安徽和县），“未之任而高祖崩”，稍后才去历阳赴任，出发前“义真与灵运、延之、慧琳等共视部伍”，一个影子政府公开亮相了。
谢灵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召回首都任高官的。他对朝廷一举粉碎徐羡之集团、为庐陵王刘义真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当然是衷心拥护的，但是刘义真当年的狂言却绝对不宜去谈，于是他借用《诗经》中现成的“德音”一词，将自己与这位小王爷的深交含含糊糊地一提就告结束——再多说一句就成蛇足。
这时候只有哀叹刘义真的死于非命是不会犯任何忌讳的，宋文帝刘义隆在口头和书面上多次说起他那十八岁就被人害死的二哥义真乃一“冤魂”。所以谢诗也从这一角度切入，他主要用了两个典故，延州季子挂剑的故事见于《史记·吴太伯世家》，谢诗用这一典故既表明自己不忘故旧，也表明生者的纪念无法让逝者复生，这样做也没有任何用处。这是动了真感情的话，不是一般的门面语。“楚老惜兰芳”典出《汉书·龚胜传》，谢诗用这一典故的含义显然是痛惜刘义真毁灭于高尚，“抚坟徒自伤”则是觉得自己也可能有同样的命运。以脱俗的言辞来吊唁龚胜的楚老当是道家者流，他看清了一个人的高明之处往往给他带来麻烦以至于毁灭。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谢灵运在诗中大发这一类感慨，既以哀悼庐陵王刘义真，也表达了他本人深沉的忧虑。
“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理感深情恸，定非识所将”四句比较曲折，不易索解。曾经有过不同的理解。《文选·庐陵王墓下作》李善注云：“若人，谓延州及楚老也。令德高远，是通也；解剑抚坟，是蔽也……言己往日疑彼二人，迨乎今辰，己亦复尔，斯则理感既深，情便悲痛，定非心识所能行也。”而吕向注则认为：“若，此也，此人谓王也。通，言聪明好古；蔽，谓与群邪不协，自见灭亡也。此两者互相其妨。”黄节先生《谢康乐诗注》大体取后一说并有所修正，指出：“通，谓生为帝子；蔽，犹塞也，谓废为庶人。此互相妨矣。”黄说甚是。追寻作品中词语典故的来源，李善本事很大；而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他的悟性似乎不是最佳，有时反不如学问要小得多的五臣。这四句诗略谓像庐陵王刘义真这样的人，他的高贵出身同他的悲惨遭遇实在是太矛盾了，简直不能理解，只好痛哭流涕。这里很有些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意思，但仍然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这四句略带玄言色彩，而正能表达其悲痛之深。最后几句说，刘义真死得太早，又死得特别冤枉，现在虽然得到昭雪，也不过是一个空名，我巨大的哀痛无法抑制，只好长歌当哭，根本算不上什么诗篇。
谢灵运的山水诗往往精细地描绘风景，感情色彩并不很浓，有一点也特别含蓄深沉，不大容易感觉到；他的政治抒情诗则不同，这一首更是很动了感情的。由于形势的微妙复杂，他不可能畅所欲言；但他其实把什么都说出来了，不愧是大诗人的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