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从假日的寂寞写起。自古以来,人们在一起度假日,随意唱歌、吟诗等。说假日“低唱微吟”,似乎颇有雅趣,其实是聊以解除寂寞而已。接着描写了当前的天气情况:天幕低垂,云气浓重,造成了春日的阴霾。这一句写景并非闲笔,一方面为下文的“雪”、“雨”作背景,一方面也衬托出人内心的沉闷。而后写到与友人的宴饮,并用室外的雪景作映衬:“坐中人半吟,帘外雪将深。”这是两个无声的“镜头”:一个写人,一个写景,一个写室内,一个写室外,一个写静态,一个写动态(雪花不停地飘落,地上的积雪愈来愈厚)。这很容易使人想起“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司空曙句)一类诗句。在这里,苏轼用清冷、寂寥的氛围,有力地烘托出“人”相对无言,只是以酒遣愁的离情别绪,以及内在的孤独感。
下片“闻道”两句,承上“坐中”,借晚唐杜牧的风流韵事,反其意而用之,说宴会并无美妓声乐之欢,以见其单调无味,郁郁寡欢。也可以说,这里是借“分司狂御史”“追寻”紫云的故实,作了一笔反衬。苏轼再用“凄风寒雨”加倍渲染,更使人感到有点透不过气来。苏轼为什么这样写,结尾处透露了此中消息,原来,苏轼长期为审案断狱等公务所累,每当看到鹤时,便忽然想到隐居生活的闲逸。话说得比较婉转含蓄,实际意思是说,对仕宦生涯感到厌倦,而向往林下的隐居生活。苏轼后来在《鹤叹》诗中写道:“驱之上堂立斯须,投以饼饵视若无。戛然长鸣乃下趋,难进易退我不如。”与苏轼自己在仕途上的进退联系起来,其意比较显豁,有助于读者理解“见鹤忽惊心”这一句的深意。
全词,虽为送别之作,但叙写与议论的主要内容却是仕宦生活,表达得比较隐约和深沉,这种打破常规的作法是比较少见的。
诗词分工、各守畛域的传统观念,对宋词的创作有很深影响。诸如“田家语”、“田妇叹”、“插秧歌”等宋代诗歌中常见的题材,在宋词中却很少涉及。这首词描述了,农民的劳动生活,流露出与之声息相通的质朴向上的感情,因而值得珍视。上片以景语起:山色昏暗,彤云密布,寒雨将至。在总写环境天气之后,收拢词笔,语及近景,数枝凝聚水珠、楚楚堪怜的娇花,映入眼帘。如若顺流而下,则围绕“啼红”写心抒慨,当是笔端应有之义。但接下来两句,却奉劝骚人词客,勿以惜花为念,莫作枝惘愁思,可谓笔锋灵活心思脱俗。下片又复宕开,将笔触伸向田垄阡陌,“朝朝出”、“处处通”对举,言简意赅勾勒不避风雨、终岁劳作的农民生活。遂引出“人间辛苦是三农”的感叹。“三农”,指春耕、夏种、秋收。五谷丰登,是农民们一年的希望。在这重阴欲雨的时刻人们盼望的是有充足的雨水,能犁耕作。至于惜花伤春,他们既无此余暇,也无此闲情。
每当“做冷欺花”(史达祖《绮罗香》语)时节,“冻云黯淡天气”(柳永《夜半乐》语),文人墨客常会触物兴感,抒发怜惜情怀。这些作品,大抵亦物亦人,亦彼亦已,汇成宋词的一片汪洋。虽有深挚、浮泛之别,也自有其价值在。不过,萦牵于个人的遭际,囿于一已的狭小天地,则是其大部分篇章的共同特点。这首《南柯子》却不同,即将因风雨吹打而飘零的幽艳啼红,和终年劳碌田间而此刻盼雨耕种的农民,由目睹或联想而同时放到了作者情感的天平两端。
它不在惜花伤春旧调上的和弦,而是另辟蹊径的新声。作者的目光未为仄狭的自我所囿,感情天地比较开阔。一扫陈思,立意不俗。
苏轼、辛弃疾等也写过一些描写乡村生活的词作,也倾注了热爱农村、关心农事的情感,他们所作,常如一幅幅民俗画,苏轼作于徐州太守任上的一组《浣溪沙》(“照日深红暖见鱼”等五首)是如此,辛弃疾《清平乐。村居》的笔触更为细腻入微。王炎的这首词则显示了不同的特色,作者的感情主要不是熔铸在画面中,而是偏重于认知的直接表述,理性色彩较浓,因而,写到农民的生活,如“蓑笠朝朝出,沟塍处处通”,也采取比较概括的方式,不以描绘的笔墨取胜。
宋代有两个王炎,均有词作传世。此篇作者字晦叔,号双溪,婺源(今属江西)人,孝宗乾道五年进士,有词集《双溪诗馀》。其“不溺于情欲,不荡于无法”《双溪诗馀自序》的宗旨,在这首风调朴实的《南柯子》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此词不取艳辞,不贵用事,下字用语亦颇经揣摩,如“幽艳湿啼红”写花在雨意浓阴中的姿态就相当生动。不过此词亦有缺陷,全篇语多浅易、含蕴稍欠.
这首《始闻秋风》不同于一般封建文人的“悲秋”之作,它是一首高亢的秋歌,表现了独特的美学观点和艺术创新的精神。
开头两句“昔看黄菊与君别,今听玄蝉我却回”,就别出心裁地创造了一个有知有情的形象──“我”,即诗题中的“秋风”,亦即“秋”的象征。当她重返人间,就去寻找久别的“君”──也就是诗人。她深情地回忆起去年观赏黄菊的时刻与诗人分别,而此刻一听到秋蝉的鸣叫,便又回到诗人的身边共话别情。在这里诗人采取拟人手法,从对方着墨,生动地创造了一个奇妙的而又情韵浓郁的意境。据《礼记·月令》,菊黄当在季秋,即秋去冬来之际;蝉鸣当在孟秋,即暑尽秋来之时。“看黄菊”、“听玄蝉”,形象而准确地点明了秋风去而复还的时令。
颔联“五夜飕飗枕前觉,一年颜状镜中来”,是诗人从自己的角度来写。诗人说:五更时分,凉风飕飕,一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就知道是“你”回来了,一年不见,“你”还是那么劲疾肃爽,而我那衰老的颜状却在镜中显现出来。这前一句是正面点出“始闻秋风”,后一句是写由此而生发的感慨;和以上两句连读,仿佛是一段话别情的对话。
读到这里,颇有点儿秋风依旧人非旧的味道,然而颈联“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用力一转,精神顿作。到了尾联,由于有颈联“马思边草”、“雕眄青云”为比兴,这里的迎秋风上高台,翘首四望的形象的寓意也就自在不言之中了。“为君”二字照应开头,脉络清晰,结构完整。“扶病”二字暗扣第四句,写出一年颜状衰变的原因。但是,尽管如此,豪情不减,犹上高台,这就更表现出他对秋的爱,更反映了诗人自强不息的意志。可见前言“一年颜状镜中来”,是欲扬先抑,是为了衬托出颜状虽衰,心如砥石的精神。所以沈德潜说:“下半首英气勃发,少陵操管不过如是。”
刘禹锡晚年写的这首《始闻秋风》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跌宕雄健的风格和积极健康的美学趣味,正是诗人那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倔强进取精神和品格的艺术写照。
勤政楼西的一株柳树,是唐玄宗开元年间(注:开元年间为713年-741年)所种,至822年(唐穆宗长庆二年)已在百龄上下,当时白居易已五十一岁。以垂暮之年对半朽之树,诗人自然会怆然动怀。东晋桓温北征途中,看到他昔日手种的柳树都已经有十围那么粗了,曾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对树伤情,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难怪诗人要良久立马,凝望出神了。树“半朽”,人也“半朽”;人“多情”,而树在诗人眼中,也是物情同人情。宋代辛弃疾就曾写过“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甚矣吾衰矣》)这样情趣盎然的词句。白居易看到这株临风老柳就好像是出于同病相怜,为了牵挽他这位萍水相逢的老人,才摆弄它那多情的长条。
诗的开始两句,把读者带到了一个物我交融、物我合一的妙境。树就是诗人,诗人就是树,既可以说多情之人是半朽的,也可以说半朽之树是多情的。“半朽”和“多情”,归根到底都是诗人的自画像,“树”和“人”都是诗人自指。这两句情景交融,彼此补充,相互渗透。寥寥十字,韵味悠长。
如果说,前两句用优美的画笔,那么,后两句则是用纯粹的史笔,作为前两句的补笔,不仅补叙了柳树的年龄和诗人自己的岁数,更重要的是,把百年历史变迁、自然变化和人世沧桑隐含在内,这是诗人的大手笔。它像画上的题款出现在画卷的一端那样,使这样一幅充满感情而又具有纪念意义的生活小照,显得格外新颖别致。
这首诗题为“齐宫词”,却兼咏齐、梁两代,此诗从一个横断面描述并剖析了六朝时齐的亡国过程,并将议论不着痕迹地融入了叙事之中。全诗语言简洁凝练,又充满韵味。
首先前两句“永寿兵来夜不扃,金莲无复印中庭”写南齐亡国的史实。昔时齐废帝生活奢靡无度,而后梁武帝萧衍带兵入城,不久齐便城破人亡。在实际中,这些事件时间跨度很大,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但诗人单刀直入,截取横断面,从兵来国亡之夜着笔,将“永寿”、“金莲”等情事不露痕迹地融化在里面,不仅简炼紧凑地交代了南齐的覆亡,不仅刻画出了废帝死前茫然不觉、纵情享乐的荒淫昏聩,而且透露出亡国前的种种奢淫情况。由此却可窥见南齐亡国的原因、过程和历史教训。
这种集中概括的写法颇像戏剧作品把场景限制在一定时间、空间范围,构成具有尖锐戏剧冲突的场面,通过幕前交代幕后一样。将“含德殿”改为“永寿殿”,将夜开宫门改为“夜不扃”,这种细节上的改动,同样出于集中、强烈地反映生活的需要。废帝国亡身死,是以“金莲无复印中庭”这种富于暗示性的咏叹之笔轻轻带出。“无复”一语,似讽似慨,寓讽于慨。
后两句“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转写梁台歌管。梁台实即不久前齐废与潘妃荒淫享乐的齐宫,不过宫殿易主而已。“歌管三更”与“夜不扃”、“犹自”与“无复”呼应。在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时间,不同的角色上演相同的故事。诗人既没有对梁台歌管作正面描写,更不诉诸平板的叙述议论,而是抓住“九子铃”这一细小事物加以巧妙的暗示。齐废帝曾剥取庄严寺的玉九子铃来装饰潘妃宫殿,这在废帝的荒淫生活中虽只是小插曲,却颇具典型意义。诗人特意让九子铃出现在“梁台歌管三更罢”之时,不仅串贯了齐、梁两代,而且让它发挥丰富的暗示作用。以静托喧,暗示梁台歌管的喧闹。诗人虚点“梁台歌管”,实写歌管声歇”后寂静中传来的“风摇九子铃”的声响,巧妙地暗示出不久前的喧闹。因为在喧天的歌管声中是听不到铃声的。
“九子铃”是齐废帝奢淫、荒唐行为的突出表现,这个亡齐遗物出现在梁宫歌管声中,暗示了梁宫新主继承的是亡齐旧衣钵,“犹自”一语,点明此意。诗人以已经闭幕的一出衬托正在串演的一出,暗示梁台的必然崩溃。“九子铃”不仅是齐废帝荒淫生活的见证,也是其亡国殒身的见证。和荒淫亡国联结在一起的九子铃,对于歌管依旧的新朝来说,乃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歌管既然依旧,“永寿兵来夜不扃”的一幕,“金莲无复印中庭”的结局也必然重演。由此可见这首诗的构思新颖精巧,表现含蓄蕴藉,其暗示的手法用得很成功。
全诗看来,可知作者的微意似乎不止于此。如果仅仅是以古鉴今,向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一个荒淫亡国的历史教训,专写齐事即可达到目的,不必兼写齐梁,作者借同一齐宫串演齐梁两代统治者肆意荒淫的丑剧,特别是借九子铃着重揭露梁台新主重蹈亡齐旧辙,无视历史教训,其真正用意似乎是要通过“亡国败君相继”的历史现象显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这揭露的规律正是杜牧《阿房宫赋》的结尾所说的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李商隐暗寓在艺术形象中没有明白说出的旨意,杜牧恰像代他作了痛快淋漓的表达。前人之声而后人漠视,重蹈覆辙也是必然的了,这便是李商隐含蓄地揭露的历史潮流和规律。
值得提出的是,整首诗中尽管表面上未有一处作议论,实际上却处处在议论,只不过诗人的议论已完全融化在诗的叙写与慨叹之中,因此议论便显得不着痕迹。从这里也能看得出此诗的高明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