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凌晨时候爬上高山之顶的所见、所闻和所感，但其中含有很丰富的言外意蕴，留下较大联想空间的写境与造境相结合的作品。
“绝顶无云”和“昨宵有雨”是一个对比也是一个过程。所谓对比，是今晨与昨宵、无云和有雨的对比，它容易引起一种诗意的感发；所谓过程，是在昨夜到今晨这极短的时间中从阴到晴的过程，它容易引起哲理性的体悟。因此王国维接下来就说“我来此地闻天语”。“天语”，是上天的告语，是以一种告诫的语气，所以“我来此地闻天语”这句话，就隐含有一种寻求觉悟的努力在里边。后面王国维展开描写，写所听和所看到的，“疏钟暝直乱峰回，孤僧晓度寒溪去”。黎明前月已经西沉日尚未出，是山谷中最昏暗的时候。这里的直是王国维着力的描写，突出它的力度。而“乱峰回”，是说山谷被乱峰环绕，这是一种横向的包围和约束的力量。“回”和“直”这一句两字，是对举的说法，使人觉得那寺院疏钟的声音好像冲破了乱峰环绕的黑暗直立而起，揭响入云。“孤僧晓度寒溪去”，令人在乱山昏谷之中产生。这样说并非毫无根据，因为这句话从意象到字句都充满了引人产生这种联想的可能性。
正是这个“孤”字，引出了下阕寻求俦侣的想像：“是处青山，前生俦侣，招邀尽入闲庭户。”“前生俦侣”，仍是用了佛教的说法。引述到了前生、今生、来生的“三生”，那便是一种前生的慧根。把青山视为前生的伙伴并邀请它们到家里来做客，一方面是极言自己对青山的亲近之感，另一方面也流露出一种孤独寂寞的情绪。这种比喻方式不是王国维创造，它借鉴了辛弃疾其中一首《沁园春》的写法，把青山比作客人。接着下来王国维这首词结尾的“朝朝含笑复含颦，人间相媚争如许”，仍然是借鉴了稼轩词，这是正用，那种寻求一个知音来安慰自己的渴望，正反映了他自己在追求理想道路上的孤独。
这套曲子是关汉卿散曲的代表作。全曲以生动活泼的比喻，写书会才人的品行才华，具有民间曲词那种辛辣恣肆和诙谐滑稽的风格。“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这正是关汉卿坚韧、顽强性格的自画像。正是这样的性格，使他能够终身不渝地从事杂剧创作，写出一篇篇的伟大作品。白朴的词和曲，则是另一种风格。他一般注意意境，能和谐地借景描物来衬托人物心理。虽然不少作品也是表现闺怨哀愁，但很少当时散曲中轻佻庸俗的通病，文字清丽，颇有诗意。
依照曲文看，这首套曲当作于中年以后，当其时，元蒙贵族对汉族士人歧视，战乱造成人们生活的颠簸，加之科举的废置，又堵塞了仕途，因而元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怀才不遇，“沉抑下僚”，落到了“八娼九儒十丐”的地步。在文人群体内部急遽分化之际，关汉卿却选择了自己独立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岁月沧桑的磨炼，勾栏生活的体验，使他养成了一种愈显成熟的个性，那就是能够突破“求仕”、“归隐”这两种传统文人生活模式的藩篱；那就是敢于将一个活生生的人与整个封建规范相颉颃的凛然正气；那也就是体现了“天地开辟，亘古及今，自有不死之鬼在”（钟嗣成《录鬼簿序》）的一种新的人生意识。正是在这首套曲中，诗人的笔触将读者带进了这样意蕴深广的心灵世界。
在首曲〔一枝花〕中，诗人以浓烈的色彩渲染了“折花攀花”、“眠花卧花”的风流浪子和浪漫生活。“攀出墙朵朵花，折临路枝枝花”，句中的“出墙花”与“临路花”均暗指妓女，“攀花折花”，则是指为世俗所不齿的追欢狎妓，诗人有意识地将它毫无遮掩地萦于笔端，恰恰是体现了他对封建规范的蔑视和对生活的玩世不恭。因此，诗人在首曲短短九句诗中，竟一口气连用了六个“花”、“花”。“花攀红蕊嫩，花折翠条柔”——这是说：攀花折花要攀嫩的红蕊、折柔的翠条。
“凭着我折花攀花手，直煞得花残花败休”。——这是显示他的风月手段。勾栏妓院中浪漫放纵的生活情趣，其间不免流露了一些市井的不良习气，诗人的这种情调实质上是对世俗观念的嘲讽和自由生活的肯定。“浪子风流”，便是他对自我所作的评语。“浪子”，这种本是放荡不羁的形象，在此更带有一种不甘屈辱和我行我素的意味，因而结句写道：“半生来折花攀花，一世里眠花卧花”。“半生来”，是对诗人自己“偶倡优而不辞”（《元曲选序》）生涯的概括；“一世里”，则是表示了他将在一生中的着意追求。
随着曲牌的转换，“序曲”中低回的音调顿时变得清晰明朗，格调高昂：“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郎君”、“浪子”一般指混迹于娼妓间的花花公子。而世俗观念正是以之为贬，对与歌妓为伍的书会才人视为非类。关汉卿却反贬为褒，背其道而行之，偏以“郎君领袖”、“浪子班头”自居。不难发现，在这貌似诙谐佻达中，也分明流露出一种对黑暗现实的嘲谑和对自我存在价值的高扬。然而现实中的非人遭遇，毕竟也曾产生过“十分酒十分悲怨”（《新水令》），所以才“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但一旦陶醉在自由欢乐的生活气氛中时，“分茶攧竹，打马藏阄，五音六律滑熟”，顿时又感到“甚闲愁到我心头？”接着，诗人以三个连环句尽情地表现了风月场中的各种生活，以及由此而发的满足和自幸：我曾与歌女作伴，妆台前拨弄着筝弦，会意的欢笑，使我们舒心地倚在那屏风上；我曾与丽人作伴，携着那洁白的手真感到心甜，我们并肩登上高楼，那是多么喜气洋洋；我曾与舞女作伴，一曲《金镂衣》真动人心肠，我捧起了酒杯，杯中斟满了美酒佳酿。诗中，作者有意选择了循环往复的叙述形式，热情洋溢地展示那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情趣，从而显示出他那极其鲜明的人生态度。正因此，当有人劝慰他“老也、暂休”时，诗人便断然予以否定：“占排场风月功名首，更玲珑又剔透。”“占排场”，这是宋元时对戏曲、技艺演出的特殊称谓。显然，关汉卿把“占排场”视作“风月功名”之首，已经不是指追欢狎妓之类过头话，而是严肃地将“编杂剧，撰词曲”作为自己的事业和理想。也正基于此，他才“更玲珑又剔透”，才表露出誓不伏（服）老的决心。但是，人不服老，毕竟渐老，因而〔隔尾〕中“子弟每”两句，就隐隐地流露出一丝淡淡的感伤，“子弟每是个茅草冈、沙土窝初生的兔羔儿，乍向围场（打猎的地方，此指妓院）上走”，而“我”已是“经笼罩、受索网”的“苍翎毛（青苍的羽毛，足见毛色之老）老野鸡”。然而，这瞬间的哀意又很快随着情感的冲动而烟消云散，这一切不过是些“窝弓冷箭蜡枪头”，诗人并“不曾落人后”，因而虽说道“‘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再次表达了诗人珍惜时光并甘愿为理想献身的坚定信念。
前三支曲在情感的骚动中只体现了诗人的外在心态，在〔尾〕曲中，那种“浪子”的情绪就达到了高潮，诗人内在的精神力量逼人而来：“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铜豌豆”原系元代妓院对老狎客的切口，但此处诗人巧妙地使用双关语，以五串形容植物之豆的衬字来修饰“铜豌豆”，从而赋予了它以坚韧不屈、与世抗争的特性。运用这种手法，显得豪放泼辣，准确表现出“铜豌豆”的性格。而这些长句，实际上又以排列有序的一连串三字短句组成，从而给人以长短结合舒卷自如的感觉。在这一气直下的五串衬字中，体现了一种为世不容而来的焦躁和不屈，喷射出一种与传统规范相撞击的愤怒与不满。当人在现实的摧残和压抑下，诗人对自身的憧憬又难免转为一种悲凉、无奈的意绪。“谁教你”三字典型地表现了关汉卿对风流子弟也是对自己落入妓院“锦套头”（陷阱、圈套）的同情而催发出的一种痛苦的抽搐。这里，关汉卿身上显示出一种精神：对自由的执着，对人生的追求，他的愤怒，他的挣扎，他的嘻笑，也正是这种九死而不悔精神的回荡。正由于诗人对黑暗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正由于他对统治阶级的坚决不合作态度，关汉卿才用极端的语言来夸示他那完全市民化了书会才人的全部生活：“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在这大胆又略带夸饰的笔调中，在这才情、诸艺的铺陈中，实际上深蕴一种豪情，一种在封建观念压抑下对个人智慧和力量的自信。至此，诗人的笔锋又一转，在豪情的基础上全曲的情感基调也达到了最强音：“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还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阴间）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既然他有了坚定的人生信念，就敢于藐视一切痛苦乃至死亡；既然生命属于人自身，那么就应该按自己的理想完成人生，坚定地“向烟花路儿上走”。这种对人生永恒价值的追求，对把死亡看作生命意义终结的否定，正是诗中诙谐乐观的精神力量所在。
在艺术上，这首散曲最大的特点就是大量地添加衬字，娴熟地运用排比句、连环句，造成一种气韵镗鞳的艺术感染力。譬如〔尾〕曲中“你便是落了我牙”一句，那向前流泻的一组组衬字很自然地引起情感上激越的节奏，急促粗犷，铿锵有声，有力地表现出诗人向“烟花路儿上走”的坚韧决心。增加衬字，突破了词的字数限制，使得曲调的字数可以随着旋律的往复而自由伸缩增减，较好地解决了诗的字数整齐单调与乐的节奏、旋律繁复变化之间的矛盾。同时，衬字还具有让语言口语化、通俗化，并使曲意诙谐活泼、穷形尽相的作用。全曲一气直下，然又几见波折，三支曲牌中“暂休”、“万事休”等情绪沉思处，也往往是行文顿挫腾挪、劲气暗转处，读来如睹三峡击浪之状，浑有一种雄健豪宕、富于韵律的美感。
这一套散曲既反映了关汉卿经常流连于市井和青楼的生活面貌，同时又以“风流浪子”的自夸，成为叛逆封建社会价值系统的大胆宣言。对于士大夫的传统分明带有“挑衅”的意味。这种人生选择固然是特定的历史环境所致，但关汉卿的自述中充满昂扬、诙谐的情调，较之习惯于依附政治权力的士人心理来说，这种热爱自由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关汉卿不仅是一个“风流浪子”而已。他一方面主张”人生贵适意”，主张及时享乐，同时又表现出对社会的强烈关怀，对于社会中弱小的受压迫者的同情和赞颂，这和许多具有官员身份的文人出于政治责任感所表现出的同情人民的态度有很大不同，在这里很少有理念的成分，而更多地包含着个人在社会中的切身感受，出自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此曲重彩浓墨，层层晕染，集中而又夸张地塑造了“浪子”的形象，这形象之中固然有关氏本人的影子，也可视作以关氏为代表的书会才人精神面貌的写照。当然，曲中刻意渲染的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的态度并不可取，结合元代特定的历史环境来看，不难发现，在这一“浪子”的形象身上所体现的对传统文人道德规范的叛逆精神、任性所为无所顾忌的个体生命意识，以及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意志，实际上是向市民意识、市民文化认同的新型文人人格的一种表现。
法国女作家斯达尔夫人说：爱情对于男子只是生活中的一段插曲，而对于女人则是生命的全部。确实，一个姑娘生活中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反复证实小伙子的爱情是执着专一，永恒不变的。因而，恋爱中的姑娘永远没有精神的安宁。对方一个异常的表情，会激起她心中的波澜；对方一个失爱的举动，更会使她痛苦无比，寝食难安。《郑风·狡童》中的这位女子就是如此，或许是一次口角，或许是一个误会，小伙子两个失爱的举动，她竟为之寝食不安，直言痛呼。
首先，诗的两章通过循序渐进的结构方式，有层次地表现了这对恋人之间已经出现的疏离过程。第一章曰：“不与我言”，第二章承之曰：“不与我食”，这不是同时并举，而是逐步发展。所谓“不与我言”，并非道途相遇，掉头不顾，而当理解为共食之时，不瞅不睬；所谓“不与我食”，是指始而为共食之时，不瞅不睬，继而至分而居之，不与共食。爱情的小舟，遇到了急风狂浪，正面临倾覆的危险。与此相应，女子失恋的痛苦也随之步步加深。共食不睬，虽一日三餐不宁而长夜同寝尚安；而分居离食，就食不甘味更寝不安席了。因此这位女子要直言呼告，痛诉怨恨。
其次，诗篇通过直言痛呼的人物语言，刻画了一个初遭失恋而情感缠绵，对恋人仍一往情深的女子形象。《诗经》中刻划了许多遭遇情变的形象，情变程度有别，痛苦感受不同。《郑风·狡童》中的女子面临失恋的情况，听她的呼告，能感觉在怨恨与焦虑中，仍对恋人充满了渴望与深情。“狡童”的“狡”，一说通“佼”，亦即强壮俊美之意；如此理解，“彼狡童兮”，亦即“那个强壮漂亮的小伙子啊”。这就是骂中有爱，恨中带恋了。所谓“若忿，若憾，若谑，若真，情之至也”（陈继揆《读风臆补》）。而两章的后两句“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则由前两句第三人称的“彼”，转变为第二人称的直面式的呼告了，从而把对“狡童”的恋慕期待之情表现得缠绵难割。
古老的《诗经》，传达的是古今相通之情，只因语言简奥，才会艰深难解。《郑风·狡童》则不然，不仅女子的感情哀伤动人，女子的呼告也是明白如话，句句入耳。可是，一首直抒胸臆之诗，千百年来却久遭曲解。“诗必取足于己，空诸依傍而词意相宣，庶几斐然成章；……尽舍诗中所言而别求诗外之物，不屑眉睫之间而上穷碧落、下及黄泉，以冀弋获，此可以考史，可以说教，然而非谈艺之当务也”（《管锥编》第一册）。钱钟书对“《诗》作诗读”之旨作了淋漓透辟的发挥，读《郑风·狡童》然，读一切古诗均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