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借柳咏情。一、二句写柳色,一簇簇,一条条,如缕如金,形象娩媚。三、四句是借题发挥,写柳色与松色一样,而苏小小偏偏要在松下与郎定情,却不在柳下,对此,一般有情之物都将怪怨苏小小厚此薄彼。而词中的柳却“不愤”,可见柳之宽厚温柔,能对苏小小之情的体谅。从咏柳中,也称道了人的情操。
此词提到馆娃宫和苏小小,周啸天教授认为是说苏州之柳胜于钱塘,似乎与白居易的《杨柳枝》词唱着反调。前两句是说吴王宫柳非常繁富。后两句是说,要是钱塘的柳色更好,苏小小就不会约郎到松柏之下去“结同心”了。周啸天把“不愤”解为不服,认为词人是根据古乐府《苏小小歌》,对白词进行了反讽,词意是说苏州宫柳胜于杭州。
不过,这首词的意味还不止于此。它留有丰富的想象余地。杨柳枝柔,本来是可以绾作同心结的,但苏小小却和她的情人为何不来柳下。刘禹锡《杨柳枝》“御陌青门拂地垂,千条金缕万条丝。如今绾作同心结,将赠行人知不知?”原来柳下结同心,乃有与情人分别的寓意。而松柏岁寒后凋,是坚贞不渝的象征,自然情人们愿来其下结同心而作山盟海誓了。如果作者有将宫柳暗喻宫人之意的话,那么“不愤钱塘苏小小,引郎松下结同心”就不但不是贬抑,反倒是是羡慕乃至嫉妒了。
《黔至驴》是我国一篇著名的古典寓言。开头是这样写的:“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至山下。”
作者首先从故事发生的地区环境写起。“黔”,是唐代当时一个行政区的名称,又叫黔中道,包括今天湖南西部、四川东南部、湖北西南部和贵州北部一带。这一带有什么特点呢?“无驴”,从来没有过驴子。这一特点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一特点,就不会出现后面老虎被驴一时迷惑的情节,因此也就不会发生后面这样的故事。“有好事者船载以入”,有一个没事找事的人用船运去了一头驴。这一句紧紧承接着“黔无驴”三个字而来,交代了寓言中的主要角色驴的来历——原来它是一个外来户。“至则无可用,放至山下”,运到以后,派不上什么用场,就把它放养到山脚下。这两句不仅解释了为什么说运驴的人是一个“好事者”,而且也很巧妙地把这个“好事者”一笔撇开——因为他同后面的情节没有关系——从而为下文集中描写寓言中的主要角色准备了方便条件。
随着驴被“放山下”,到了一个具体的地方,寓言中的另一角色虎的出场就很自然了:
虎见至,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至。稍出近至,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
这一段主要写虎见到驴以后的心理状态。“虎见至,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老虎看到这个又高又大的家伙,以为是什么神物。这是虎对驴的最初印象和认识。由于寓言一开头就交代了“黔无驴”,谁也没有见过,因此老虎少见多怪,产生这样的错觉是很自然的。于是,“蔽林间窥至”,它就躲藏到树林里,偷偷地盯着驴子。这里,一个“蔽”字,充分写出了老虎在“以为神”的认识基础上所产生的害怕心理;而一个“窥”字,又说明了作为兽中至王的老虎虽怕但并不甘心、亟想摸清对方底细的心理活动,从而孕育了后面情节的必然发展。“稍出近至”,后来老虎又慢慢走出来向驴靠近些。这是对老虎并不甘心、打算摸底的心理的进一步揭示。“蔽林间窥至,稍出近至”两句,不仅写出了老虎行动的连续和发展——由迅速离开驴子的“蔽”,到立定脚跟的“窥”,再到走出树林、走向驴子的“近”——而且初步地揭示了老虎一心要认识这个“庞然大物”的决心。不过这里的“近”,并不是说同驴已经靠得很近了,只是指略微缩短了一点同驴的距离罢了;因为这时老虎对驴还是“慭慭然莫相知”,小心谨慎,不知道它是个什么怪物。“慭慭然”,谨慎害怕的样子。由于“莫相知”,自然“慭慭然”;而由于“慭慭然”,当然也就只能“稍出近至”了。这里“莫相知”三字,既有承上的作用,说明老虎产生“慭慭然”不安心理和采取“稍出近至”谨慎行动的原因;又有启下的作用,交代了后面情节演进的根据。“他日”,有一天。这是寄全于一的笔法,说明老虎为了改变自己“莫相知”的状况,对驴观察已经不止一天了。由此也可见其决心。然而认识并未取得进展,仍然停留在“以为神”的阶段。所以“驴一鸣”,驴子吼叫一声,“虎大骇,远遁”,老虎大吃一惊,逃得远远的。为什么要“远遁”呢?“以为且噬己也”,因为老虎认为驴子要吃掉自己,所以“甚恐”,非常恐惧。“以为且噬己也”,点明了“甚恐”的实质;而“甚恐”,又为老虎后来识破驴子的真面目得出“不过如此”的结论进行了铺垫。
这一节写老虎的心理活动虽然只是一个“怕”字,但时起时伏,非常生动。“虎见至,庞然大物也,以为神”,畏惧至心突然而起;“蔽林间”,可见害怕得还很厉害,纵是兽中至王,也不敢露面;“窥至”,虽害怕得很,但惊魂初定;“稍出近至”,说明畏惧心理已经明显减少,尽管仍然小心翼翼;“驴一鸣,虎大骇,远遁”,“甚恐”,畏惧至心又一下子达到了高潮。而所有这些变化又无不围绕着“以为神”的思想认识。
然而老虎“远遁”,会不会一走了至呢?如果这样,情节又将如何发展呢?我们不用担心,因为从虎一开始所表现出来的虽怕驴但并不甘心的心理活动来看,它是不会一走了至的。事实正是这样,虎不但没有逃至夭夭,而且很快就看穿了驴子的假象;不仅逐渐消除了畏驴至心,甚至慢慢产生了吃驴至意:
然往来视至,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
这一节主要写虎对驴认识的深入。“然往来视至,觉无异能者。”然而通过来回观察,觉得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本领。这是虎对驴“神”的形象怀疑的开始。这里的一个“然”字,非常有力,具有特殊的作用,不仅是语气的转折,而且也是虎由怕驴到逐渐认清驴的本质并最后把驴吃掉的整个情节的转折。“往来”,说明老虎的观察是多么细心和频繁。因而“觉无异能者”,并进而“益习其声”,对驴的吼叫声也逐渐习惯了。心理上的这一变化,必然导致行动上的更加大胆,于是,“又近出前后”,进一步到驴子的身前身后转来转去。注意,这里的“近”,比“稍出近至”的“近”,又进了一步,是逼近的意思,充分反映了老虎“觉无异能者”的心理。那么,既然认为驴子没有什么了不起,又为什么“终不敢搏”,始终不敢扑上去抓取它呢?这是因为老虎对驴的底细尚未彻底摸清的缘故。——虽然“觉无异能者”,但驴子的“无异能”,只不过是自己的主观感觉罢了,实际情况如何,谁又知道!一个“终”字,把老虎慎重对敌、不敢贸然行事的思想揭示得淋漓尽致;而一个“搏”字,又把老虎围绕驴子煞费苦心的全部目的披露无遗,从而为后面的吃驴情节作了伏笔。
这一节写虎“觉无异能者”的心理活动,尽管归结为“终不敢搏”,仍有怕的意味,但与开始的怕不仅有着程度上的不同,而且有着性质上的区别:以前的怕,是担心自己被对手吃掉的恐惧;怕,只不过是担心自己不能顺利吃掉对方的顾虑而已。所以,“终不敢搏”,既说明了老虎对驴的认识由“以为神”到“觉无异能者”的巨大进步,同时也说明了它对驴的彻底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那么后来,虎是怎样取得了对驴的彻底认识并终于消除了顾虑的呢?
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至。虎因喜,计至曰:“技止此耳!”
这一节写虎对驴认识的最后完成。为了彻底摸清驴的底细,改变自己“终不敢搏”的心理,虎进行了一系列的试探活动。首先,“稍近”,慢慢靠拢驴子。注意,这里的“近”,比“近出前后”的“近”,又进了一步,说明虎已经非常贴近驴子了。“稍近”至后,“益狎”,越来越轻佻起来——这是对驴进行戏弄;进而又“荡倚冲冒”,摇摇它,靠着它,撞击它,甚至扒着它的脊背(“冒”,古代同衣帽的“帽”,覆盖的意思)——这是对驴进行挑逗。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虎一系列的挑衅性的行动,而且通过它得寸进尺、逐步发展的行动,还可以察知它大胆而谨慎、既藐视对方又重视敌手的思想。由“近出前后”的观察到“稍近”的试探,已经大胆了,但这毕竟只是距离的逼近;见对方没有反应,才进而由“稍近”的试探到“益狎”的戏弄,但这毕竟只是态度上的不恭;见对方仍然没有反应,最后才由态度上的“益狎”到动作上的“荡倚冲冒”。看到虎越来越无理和放肆,“驴不胜怒,蹄至”,驴再也压抑不住愤怒了,就踢了虎。这一下驴在虎的面前终于暴露了自己的全部秘密。所以,“虎因喜”,老虎因而非常高兴。显然,它是在为自己终于摸清了对手的老底——最大能耐不过一“蹄”而已——而在窃窃自喜。然而尽管如此,虎在下最后结论至前,还得要“计至”,在心里掂掇掂掇。掂掇什么呢?是不是对方还有更厉害的招儿没有使出来呢?想了想,不可能;因为自己对它“荡倚冲冒”,已经使它到了“不胜怒”的程度了,盛怒至下,不顾一切,哪里还能保留一手呢?一个“计”字,又一次有力地说明了虎对陌生至敌的格外重视。经过审慎地“计至”以后,才“曰:‘技止此耳’”,说:它的本领也不过这么一点点罢了。
到这里,虎已经把驴的本质彻底揭穿了。随着它对驴的认识的最后完成,“终不敢搏”的心理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因跳踉大阚,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于是虎大吼一声,腾空扑去,咬断了驴的喉咙,吃光了它的肉,心满意足而去。这一小节写驴终于葬身虎腹的下场,尽管情节非常简单,只有“吃驴”两字,但作者写起来并没有简单化。吃驴至前,先写虎“跳踉大”,大发威风,用足令百兽魂飞魄散的一吼一纵震摄住对方,让它乖乖就范;吃驴时,也不是一下子就“尽其肉”,而是先“断其喉”,击其要害,使其毙命,然后大嚼大吃,一啖而光。这样描写,既生动而具体,又说明了慎重对敌的老虎是多么机警和精明。
以上,是寓言的故事情节。介绍到这里,你有什么感想呢?你是否觉得黔驴可悲呢?然而它又可悲在什么地方呢?人们从这里应该获得什么教训呢?这些问题,也许你还未来得及考虑。那么,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作者的议论和感叹吧:
噫!形至庞也类有德,声至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这一节正面写作者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噫!形至庞也类有德,声至宏也类有能。”唉!形体庞大好像很有风度和德性,声音洪亮好像很有本事和能耐。这里,言外至意是说,形虽庞而无德,声虽宏而无能,徒有其表,名不副实,这是第一可悲至处。“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当初如果不拿出那么一点可怜的本领,虎虽然凶猛,但因疑虑、畏惧,始终不敢吃掉它。这里,言外至意是说,驴既不知自己无能,更不知敌手强大,轻举妄动,终于落了个被“断喉”“尽肉”的下场,这是第二可悲至处。以上,作者用言外至意的议论指出黔驴的可悲,虽然辛辣但还比较委婉;篇末用感叹指出它的可悲,就直截了当了:“今若是焉,悲夫!”如今是这样,真可悲!显然,“今若是焉”,正是指前面言外至意的两层议论,既包括“类有德”而没有德、“类有能”而没有能的意思,更包括“今出其技”、自取灭亡的意思。所以,作者发出“悲夫”的深沉长叹。
这篇寓言的题目叫“黔至驴”,然而通篇写驴的笔墨却很少,只有“庞然大物”“一鸣”“不胜怒,蹄至”等十多个字;相反,写虎的笔墨却非常至多,从开始的畏驴,到中间的察驴,再到最后的吃驴都写了。既有不断发展的行动的生动描写,更有不断变化的心理的细致刻画。因此,也许有的人要问:这是否有点“文不对题”呢?既然重点写虎,为什么不命题叫“黔至虎”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这篇寓言的主题是什么,作者创作这篇寓言的意图是什么。我们知道,《黔至驴》是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后,他因参加这一进步改革而被贬作永州司马时写的《三戒》中的一篇。所谓“三戒”,就是应该引起世人警戒的三件事。《黔至驴》就是以黔驴的可悲下场,警戒那些“不知推己至本”、毫无自知至明而必将自招祸患的人。联系作者的政治遭遇,讽刺当时无德无能而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外强中干的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上层人物,指出他们必然覆灭的下场,也就不能不是他的写作动机了。这一点,从寓言末尾作者的议论、感叹和《三戒》文前的小序当中都可以得到说明。显然,要想表现这样的主题思想,关键在于充分揭示黔驴的可悲下场;而黔驴覆灭的可信与否,关键又在于是否能够把虎写活。——这,也许就是作者为什么命题为“驴”而着意写虎的原因了。当然,如果把主题理解为对于任何事物,不应被表面现象迷惑,只要弄清其本质,认真对付,就一定能战而胜至,那么寓言自然就“文不对题”而应易至为“虎”了。应该说,这样理解,也未尝不可。但是必须明白,这是对寓言本意的引申和发挥,不是原作的本来意思。
然而,尽管用于驴的笔墨甚少,但是驴的形象依然极其鲜明。这当然一方面是由于借助虎的形象的有力衬托。因为虎的一切心理和行动都是围绕驴而产生和展开的,所以明写了虎的深谋谙练、谨慎精明,也就暗写了驴的麻木不仁、愚不可及,这样,驴的形象便在不写至中被写出来了。另一方面,这是由于描写驴的笔墨虽少却精、以寡胜多的缘故。“庞然大物”一语,由于作者没有把它处理成自己笔下的客观描写,而是作为老虎心目中的主观反映,这就很富讽刺意味,不仅明写了驴的外在形体,而且暗示了它的内在无能。“不胜怒,蹄至”五字,通过对驴的心理和行动的极其简略的交代,就把它在别人暗算面前的麻木和乖乖进入圈套的愚蠢揭示无遗。如果说在虎“荡倚冲冒”的时候,作者只用“蹄至”两字就写出了驴的愚蠢上当;那么,在虎“慭慭然,莫相知”的时候,作者只用“一鸣”两字就似乎写出了驴的虚荣和卖弄了。因为当时虎对驴并无任何妨害,所以驴让虎“大骇”“远遁”“甚恐”的“一鸣”至举,不是自我炫耀、借以吓人又是什么呢?人们都把驴作为愚蠢的代名词,看来同它在这篇寓言里的鲜明形象是不无关系的。
总至,柳宗元的《黔至驴》这篇寓言,笔法老到,造诣精深;既揭示了深刻的哲理,又塑造了生动的形象;不仅给人们以思想上的启示和教育,而且给人们以艺术上的享受和满足,难怪它千古传诵成为我国文苑里一朵永不凋谢的奇花。
“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开首两句,语言自然流畅,朴实无华,充满地方色彩。“侬”为吴人自称。“人道”、“侬道”,纯用口语,生活气息浓烈。一抑一扬,感情真率,语言对称,富有民间文学本色。横江,即横江浦,在今安徽和县东南,位于长江西北岸,与东南岸的采石矶相对,形势险要。从横江浦观看长江江面,有时风平浪静,景色宜人,所谓“人道横江好”;然而,有时则风急浪高,“横江欲渡风波恶”,“如此风波不可行”,惊险可怖,所以“侬道横江恶”,引出下面两句奇语。
“猛风吹倒天门山”,“吹倒山”,这是民歌惯用的夸张手法。天门山由东、西两梁山组成。西梁山位于和县以南,东梁山又名博望山,位于当涂县西南,“两山石状飚岩,东西相向,横夹大江,对峙如门”(《江南通志》),形势十分险要。“猛风吹倒”,诗人描摹大风吹得凶猛:狂飚怒吼,呼啸而过,仿佛要刮倒天门山。
紧接一句,顺水推舟,形容猛风掀起洪涛巨浪的雄奇情景:“白浪高于瓦官阁。”猛烈的暴风掀起洪涛巨浪,激起雪白的浪花,从高处远远望去,“白浪如山那可渡?”“涛似连山喷雪来”。沿着天门山长江江面,排山倒海般奔腾而去,洪流浪峰,一浪高一浪,仿佛高过南京城外江边上的瓦官阁。诗中以“瓦官阁”收束结句,是画龙点睛的传神之笔。瓦官阁即瓦棺寺,又名升元阁,故址“在建康府城西隅。前瞰江面,后据重冈……乃梁朝故物,高二百四十尺”(《方舆胜览》)。它在诗中好比一座航标,指示方向、位置、高度,诗人在想象中站在高处,从天门山这一角度纵目遥望,仿佛隐约可见。巨浪滔滔,一泻千里,向着瓦官阁铺天盖地奔去,那汹涌雄奇的白浪高高腾起,似乎比瓦官阁还要高,真是蔚为壮观。诗人描绘大风大浪的夸张手法,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猛风吹倒天门山”,显然是大胆夸张,然而,从摹状山势的险峻与风力的猛烈情景看,可以说是写得活龙活现,令人感到可信而不觉得虚妄离奇。“白浪高于瓦官阁”,粗看仿佛不似,但从近大远小的透视规律上看,站在高处远望,白浪好象高过远处的瓦官阁了。这样的夸张,合乎情理而不显得生硬造作。
“海潮南去过浔阳,牛渚由来险马当。”长江在安徽地界变为南北走向,所以“海潮”不是西去,而是南去。浔阳,即江西九江市,“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白居易的《琵琶行》所写的,就是这里。牛渚,即采石,历来以地势险峻而闻名,可以用一人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来形容,其险峻远远胜过马当这个地方。马当,江西彭泽县西北四十里,山形似马横枕大江而得名。“横江欲渡风波恶,一水牵愁万里长。”这两句看似写渡江之险,实则写北上报国之路难行,“风波恶”,是指世事险恶,人心难测,所以才会有一个“愁”字了得。当时诗人避祸江南,也可以说报国无门,这里还没有以酒浇愁,这愁中还存在某种幻想,不似《月下独酌》其四所写的那样“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虽少,酒倾愁不来。”二十个字中用了三个“愁”字,而且愁到最后,连愁都不来了。
“横江西望阻西秦,汉水东连一作楚水东流扬子津。”长江天堑阻隔了李白北上的路途,只能在站在横江向西望了,长江由东西走向变为南北走向,所以用西望,而不是北望。西秦,指唐朝长安所在的地方,李白念念不忘报君恩。汉水,即长江水,东流到扬子津,古地名,实际上是扬子江畔的渡口。长江到江苏地界,俗称扬子江。李白想由此北上,但“白浪如山那可渡”,正赶上那天狂风大浪,白浪如山,根本无法渡船过江。古代人过江可没有现在方便,无论坐火车或汽车,从长江大桥几分钟就可以完全过江,古代长江上没有一座桥,过江主要是船,那时的船一般都是木头做的,根本架不住淘天的白浪,可以说一不小心就可能船翻人亡。所以在风大的日子,船一般是不过江的。“狂风愁杀峭帆人。”从这句来看,当时的船不仅有橹,还有帆,开船的也不只一个人,至少有两个人。一个摇橹,一个挂帆。从诗句来看,狂风让人愁不是李白,而是开船的人,因为不能开船渡人,他们的生活费也没有着落了,那一家人大小日子也没法过。这里实写开船人愁,而真正愁的是李白。他要北上,究竟为何事,六首词都没有交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李白不想久居江南,远离唐朝政治中心——长安。
“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海神”,指海潮,这里刚刚涨潮,潮还没退,狂风又来了,浪打在天门石壁上,似乎打开了天门的大门。天门,即天门山。“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浙江八月”一词很令人费解,诗写的是江东,写到浙江去的原因,实际上不过是用浙江潮来说明横江浪涛之大。宋代的苏轼苏这样写浙江潮:“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红旗青盖互明灭,黑沙白浪相吞屠。”农历八月是浙江潮最为壮观的时候,那凶险的程度非比寻常,而横江潮后之浪可与浙江潮相匹敌。可见李白是见过浙江潮的,随手捡来,不着痕迹。最后一句“涛似连山喷雪来”来形容风起涛涌的凶险。
“横江馆前津吏迎,向余东指海云生。”横江驿馆面前渡口的官吏来送,可见那时的津渡是公家渡口,津吏长期生活在当地的渡口,对这里的气候变化了如指掌,他遇到李白后,伸出手臂,用手指一指东边,说:“你看,海云出现了。”意思说,马上海潮就要来了,渡船不能渡人了。接着问到“郎今欲渡缘何事?”,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大人您今天渡船北方有什么事呀?”有人根据“郎”这个字,认为李白在横江渡时还是一个年轻人,因为年轻的男子才叫“郎”,但实际上,这“郎”显然不是指人的年纪。“郎”在古代有五种含义:一是地名,春秋鲁邑;二是官名,战国开始设置,秦汉以后遂为朝廷官吏通称;三是指少年男子之通称;四是指女子对情人的昵称;五是姓氏。诗中的“郎”可以用解释为第二种,即郎官之意,比如《史记·司马相如传》:“赋奏,天子以为郎”,又比如《汉书·明帝纪》:“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李白曾在宫中呆了三年,大大小小也算一个官,但这儿离京城有好几千公里,一个渡口的小吏能够知道他在京城做官,可能是因为李白身上穿着唐玄宗赠给他的宫锦袍,人家一看,当然知道他就是一个官了。还没等李白回答,那人就说:“如此风波不可行!”意思是:不管有什么事,是大事或小事,反正今天是行不得了,因为很快就要风起浪涌了。
“月晕天风雾不开,海鲸东蹙百一作众川回。惊波一起三山动,公无渡河归去来。”这四句诗不仅写长江浪涛之大,“海鲸”是形容浪涛的,而且江面上起了大雾,那就更不能行了。
六首诗中处处流露出李白北上的急切和恶劣天气下不可渡口北上的惆怅与焦虑。诗人以浪漫主义的彩笔,驰骋丰富奇伟的想象,创造出雄伟壮阔的境界,读来使人精神振奋,胸襟开阔。语言也像民歌般自然流畅,明白如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