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送别诗。诗在有情无情之间，着笔淡永，但也并不是敷衍应酬。
诗一开头，就以景衬情，渲染了离别的气氛：“八月寒苇花，秋江浪头白。”八月秋意凉，岸边的苇花是白色的，江中的浪头也是白色的，再加上秋风瑟瑟，于是，浪花借助风力打湿苇花，苇花则随风而扑向浪花，两者似乎浑然一“白”了。这“白”，不是严冬霜雪之白，也不是三春柳絮梨花之白，而是凉秋八月之白，既不绚烂，也不凛烈，而是素净萧疏。此诗将芦花与秋江浪花联想在一起，让人感受到一片雪白的情境之中，纯洁的友情之爱白浪滔天——那种“芦花一白万顷雪”的情景之美，也就构成了雪花一样翻腾的江水了。其时，北风吹动船桅上的“五两”，似乎在催赶着离客。“浔阳客”，表明了船的去处。浔阳，在镇江的西南方，北风恰是顺风。看来，船就要趁好风而开动了。那么，“谁是浔阳客？”当然是刘昱，这一点，诗人明白，读者也明白。然而诗却故意用设问句式，使文气突起波澜，增强了韵味。八月风高，苇寒浪白，谁也不会愿意风行水宿。眼前刘昱偏偏要冒风波而远去浔阳，因而“谁是”一问，言外之意，还是希望刘昱且住为佳。诗心至此而更曲，诗味至此而更永。
可是刘昱究竟是留不住的。北风吹着五两，何况雨止潮生，又具备了扬帆启碇的条件。“鸬鹚山头微雨晴，扬州郭里暮潮生”，这两句并不是泛泛写景，而是既暗示离客之将行，又补点出启行的地点（鸬鹚山当在镇江一带，其地已不可考）。而诗由此也已从前面的入声十一陌韵而转用八庚韵，给人以清新之感，与这两句所表现的秀丽景色是十分和谐的。于是，刘昱在这风高潮涨雨霁天晴之时走了。诗人伫立凝望着远去的客船，不禁想道：今宵客船会在哪里夜泊呢？“行人夜宿金陵渚，试听沙边有雁声。”一般送客诗，往往易落入送别时依依不舍，分别后惆怅独归这一窠臼，而李颀却把丰富的想象力运用到行客身上，代行人设想。身在此，而心随友人远去。后来北宋柳永《雨霖铃》词中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用的也是这种手法。诗人推想刘昱今夜大概可以停泊金陵江边了，那时，耳边会传来一阵阵凄凉的雁叫声。苇中有雁，这是常见的，因而诗人由镇江江边的芦苇，很容易联想到雁。但仅仅这样理解还不够。雁是合群性的禽鸟，夜宿苇中也是群栖的，群栖时一般不发声，如果发出鸣声，那一定是失群了。刘昱单身往浔阳，无异于孤雁离群，那么夜泊闻雁，一定会联想到镇江的那些朋友，甚或深悔此行。“试”字，即暗含比意。反过来，留着的人都思念刘昱，这就不必说了。末句既以“雁”字呼应芦苇，又从雁声发生联想，委婉蕴藉，毫无显豁呈露之气，别有一番情味，开后来神韵之风。
此诗虽然是一首古体诗，但在古拗中时有律句，在散漫中夹带对偶，丰富多姿。如第一段头两句都是拗句，而第三句用律句；第二段四句七言诗，除第一句是连下五个平声字的拗句外，其余三句都是格律严整的律句，与七律仄起式的第二、三、四句平仄格律全同，在声律上兼有铿锵顿挫的音乐感、柔和婉谐的美感。再如“鸬鹚山头微雨晴，扬州郭里暮潮生”两句，在前后一片散漫之中，突然插入工整的对偶句，正所谓“于局势散漫中求整饬”（《说诗晬语》），错落有致，别具一格。在声韵与情境的配合方面，第一段用节拍急促的五言诗，配以短促的入声韵，抒写临别时激烈的情怀；第二段，情境由激烈转为舒展，声韵也随之转换，变五言为七言，化急节为慢声，配上悠扬的平声韵，更显情深意切。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这组诗载于《全唐诗》卷七百一十七。“己亥岁”这个醒目的诗题，就点明了诗中所写的是活生生的社会政治现实。
安史之乱后，战争先在河北，后来蔓延入中原。到唐末又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唐王朝进行穷凶极恶的镇压，大江以南也都成了战场。这就是所谓“泽国江山入战图”。诗句不直说战乱殃及江汉流域（泽国），而只说这一片河山都已绘入战图，表达委婉曲折，让读者通过一幅“战图”，想象到兵荒马乱、铁和血的现实，这是诗人运用形象思维的一个成功例子。
“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这两句首先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征伐不断，民不聊生的乱世图。首句中的“泽国”，即指江汉流域。这一句说汉江流域都被画入了作战图，言外之意就是说战火已经从大江以北蔓延到了大江以南。由此，一个到处打仗的乱世就被形象地描绘出来了，然而表达上却含蓄委婉。次句通过刻画乱世中百姓的普遍心理，反映他们流离失所，无以为生的情形。“樵”指打柴，“苏”则为割草。在和平的年代，这本是两种极为艰辛的生计，根本谈不上什么快乐。但是如今，它们却成为百姓心目中的一种理想生活。为什么呢？因为在眼下这样的乱世，能给以打柴，割草平安地活着就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呢？然而即便是这一卑微、渺小的要求，对于百姓来说仍然是一种奢望，当真要让闻着落泪，见者伤心了。这一句只七个字，描述的事情也极为简单，但是语意却几度转折，不得不让人佩服诗人的写作功力。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这里“封侯”之事，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公元879年（乾符六年，即“己亥岁”）镇海节度使高骈就以在淮南镇压黄巢起义军的“功绩”，受到封赏，无非“功在杀人多”而已。令人闻之发指，言之齿冷。无怪诗人闭目摇手道“凭君莫话封侯事”了。一个“凭”字，意在“请”与“求”之间，语调比言“请”更软，意谓：行行好吧，可别提封侯的话啦。词苦声酸，全由此一字推敲得来。
“一将功成万骨枯”，更是一篇之警策。它词约而义丰。与“可怜白骨攒孤冢，尽为将军觅战功”（张蠙《吊万人冢》）之句相比，字数减半而意味倍添。它不仅同样含有“将军夸宝剑，功在杀人多”（刘商《行营即事》）的现实内容；还更多一层“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李白《战城南》）的意味，即言将军封侯是用士卒牺牲的高昂代价换取的。其次，一句之中运用了强烈对比手法：“一”与“万”、“荣”与“枯”的对照，令人触目惊心。“骨”字极形象骇目。这里的对比手法和“骨”字的运用，都很接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惊人之句。它们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封建社会历史的本质，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前三句只用意三分，词气委婉，而此句十分刻意，掷地有声，相形之下更觉字字千钧。
这组诗以干支为题，以示纪实，明确表明了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全诗概况地写出了战争对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和浩劫，以冷峻深邃的目光洞穿千百年来封建战争的实质，写得力透纸背，入木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