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阳苏醒春前柳，轻暖医治雪後梅。
瓦屋螺青披雾出，锦江鸭绿抱山来。
衰翁也逐儿童喜，旋拨文书近酒杯。
新阳苏醒春前柳，轻暖医治雪後梅。
瓦屋螺青披雾出，锦江鸭绿抱山来。
衰翁也逐儿童喜，旋拨文书近酒杯。
此曲抒炽热的离别之情和乡关之思，步步有情，景物含情，直率自然。运用隔离反复的修辞手法，别具韵致。
“东边路西边路南边路，五里铺七里铺十里铺。”作品突兀而出的这两句看似无端，却交代了丰富的内容。它尽管没有主语，不见动词，但读者不难在眼前浮现出一幅生动的画面：一个风尘仆仆的远行人，龋蹈独行，经过了一条又一条的岔口，迎来了一处又一处的荒骚，走不完的路途，遣不散的疲倦。一前一句固然是写途中所见的路径纵横，却通过不同朝向的“路”的反复，同时也隐含着目的地的茫然感。后一句虽未说明“五里铺”、“七里铺”等地名的具体景象，却通过数字的变化反映了途程的漫长辽远，且从“铺”字的提示中，衬现出远行人得不到休憩之所、无家可归的悲哀。三字词组以大同小异的形式迭现，不仅没有重复拖沓之感，反而传神地写出了旅人的长途跋涉，甚而使人感觉到步履的沉重。“行间字里皆文章”，不能不叹服作者构思的巧妙。
三、四两句，进一步将旅人的“山行”具体化。“行一步盼一步懒一步”，三个“一步”合起来其实只移行了一步路，这与上句“五里”、“七里”、“十里”的数字对映，见出了旅程的举步维艰，令人触目惊心。“行”、“盼”、“懒”三个动词的交叠，更刻画出旅人瞻前顾后、步态踌珊的形象。明明是他强抑着旅愁和困乏，拖动步子耽搁了行程，作者却在“天也暮日也暮云也暮”前加上“霎时间”三字，仿佛暮色的来临是一瞬间的事。这就将倦行的主人公猛然惊觉时光不早的惊疑和焦虑，逼真地表现出来了。
此词通过古代的神话传说，强烈地表达了自己反对妥协投降、立志收复中原失土的政治理想。全词想象丰富，把超现实的奇思妙想与现实中的思想矛盾结合起来，体现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这首词的上片，词人巧妙地运用神话传说构成一种超现实的艺术境界，以寄托自己的理想与情怀。“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姮娥：被白发欺人磨何？”作者在中秋之夜，对月抒怀，很自然地想到与月有关的神话传说：吃了不死之药飞入月宫的嫦娥，以及月中高五百丈的桂树。词人运用这两则有关月亮的神话传说，借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阴暗的政治现实的矛盾。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中原为己任，但残酷的现实使他的理想不能实现。想到功业无成、白发已多，作者怎能不对着皎洁的月光，迸发出摧心裂肝的一问：“被白发欺人磨何？”这一句有力地展示了英雄怀才不遇的内心矛盾。
下片抒写作者的豪情壮志，他要趁着美好的月夜，乘风直上万里长空，俯瞰祖国的山河。毫无疑义，这是他爱国思想的写照。“直下”，这里指目光一直地往下。最后又从天上写到人间，传说中月亮里那棵高大的桂树挡住了许多月光。为了使月光更清楚地照亮祖国大地，作者在最后两句写道，听人说：砍去那些摇晃（婆娑）的桂树枝叶，月亮便会更加光明。这是含蓄地说，铲除投降派的阻碍，才能取得抗金和收复中原事业的胜利。唐朝伟大的诗人杜甫在《一百五日夜对月》诗里写道：“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这里辛弃疾用“人道是”三个字，表示前人曾说过这个意思。
作者这里所说的挡住月光的“桂婆娑”，实际是指带给人民黑暗的婆娑桂影，它不仅包括南宋朝廷内外的投降势力，也包括了金人的势力。因为由被金人统治下的北方南归的辛弃疾，不可能不深切地怀想被金人统治、压迫的家乡人民。进一步说，这首词还可以理想为一种更广泛的象征意义，即扫荡黑暗，把光明带给人间。这一巨大的意义，是词人利用神话材料，借助于想象和逻辑推断所塑造的形象来实现的。
该诗用梅花顶风冒雪开放、发出芳香，比喻经过艰苦摸索、禅机顿悟的境地，从而表达了诗人劝诫世人为人做事应有梅花这般品性的思想。
这是两句借梅花傲雪迎霜、凌寒独放的性格，勉励人克服困难、立志成就事业的格言诗。关于梅花，宋范成大《梅谱·前序》说：“梅，天下之尤物，无问智愚贤不肖，莫敢有异议。”“尤物”，这里指特别珍异的花卉，也就是说，梅是一种品质高出群芳的植物。可见，作者用梅花来象征一种精神，这象征本身已包含某种哲理；倘再就其经受的“彻骨寒”与最终获得的“扑鼻香”，予以因果上的提示，则作为喻体的“梅花”，更寄寓着另一层深刻的道理。
作者是佛门禅宗的一代高僧，他借此诗偈，表达对坚志修行得成果的决心，说出了人对待一切困难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这也是这两句诗极为有名，屡屡被人引用，从禅宗诗偈成为世俗名言的主要原因。
这是台州(今浙江临海)、温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农民大起义时写在旗子上的歌谣，故称树旗谣。
元朝统一江南之后，对江南地区的汉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据《元史》记载，当时带兵南下的军官“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民田宅、居室”。这些北方来的蒙古贵族统治者与当地的豪绅富户互相勾结，欺压百姓，人民的生活之困苦就不难想象了。而“天高皇帝远”，寄托着人民诸多希望的皇帝高高在上，仿佛不可企及，唯任那些官僚机构日益膨胀，“民少相公多”，贪官污吏四处繁衍。悲苦无告的人民受尽这些官僚地主的剥削压迫，他们只好起来造反了。
正如这首歌谣所唱的：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受尽苦难的民众再也无法忍受非人的生活，群起而反抗。自古以来官逼民反，势所必然。 于是在元末，浙江东部一带的农民，纷纷举起义旗，进行反抗。接着，江淮流域的农民也起来响应，并影响到红巾大起义。明代黄溥《闲中今古录》对这段历史有所记述： “元到末年，数当乱，任非其人，酷刑横敛。台温处之民，树旗村落云云。由是谋反者各起。黄岩方谷珍因而肇乱江淮，红巾遍四方矣。”
这首写在起义旗帜上的歌谣正是揭示了劳动大众当时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起而反抗的原因。于此我们今天仿佛还能看到当时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斗争浪潮席卷着大江南北，强烈摇撼着危机四伏的元朝政权。 这首歌谣虽只短短四句，却能抓住主要的方面，揭示出在那种环境逼迫之下人民不得不反的历史现实。四句之中，前三句展示了当时严峻残酷的环境。相公，指官吏。后一句则逼出处于这种环境下人们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诸多的原因导致最终“不反待如何”的后果。而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前三句是铺垫，最后一句收束，因而具有言简意赅、调促情切的感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