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注释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这是一首劝诫世人不要听信谗言的诗歌。此诗分三章,每章以托物起兴的表现手法开篇。所谓“兴”,依朱熹的解释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第一章的“采苓采苓,首阳之颠”,第二章的“采苦采苦,首阳之下”,第三章的“采葑采葑,首阳之东”等等,都是用“先言他物”的手法以引起下文的。“苓”,一名黄药,又名大苦,叶似地黄。“苦”,是苦菜,亦作“荼”,似葵。“葑”,是芜菁,亦称蔓菁,俗称大头菜,根块肥大,可供蔬食。这三种植物,都是《诗经》时代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诗人用这三种习见之物以起兴,从而表达自己“人之为(伪)言”“苟亦无信”、“苟亦无与”、“苟亦无从”的理念。
此诗三章,先后告诫人们对待谣言要有三种态度“无信”、“无与”、“无从”。“无信”,是强调伪言内容的虚假;“无与”,是强调伪言蛊惑的不可置理;“无从”,是强调伪言的教唆不可信从。意思是说,首先要认识到它不可信,其次要不参与传播,第三要不能听信折磨自己。语意层层递进,从而强调伪言之伪。接着诗人又用“舍旃舍旃”这个叠句,反复叮咛,进一步申述伪言的全不可靠,要舍弃它们,不要信以为真,因为这世道很复杂,人心不古比比皆是,三人成虎、众口烁金之事不绝如缕。至此,诗人所要申述的“人之为(伪)言”“无信”、“无与”、“无从”的理念已经阐述得淋漓尽致,无须再说了。假若世人都能做到“无信”、“无与”、“无从”,那么伪言也就没有市场,制造伪言的人也无立足之地了。故此诗人在每章的结尾用“人之为言(伪言),胡得焉”以收束全诗,表明造谣者徒劳无功。
王安石这首小诗,在他的集子里,本名《夜直》,也就是说在翰林学士院中值夜班时所写。《千家诗》后面第80首《直玉堂作》(洪咨夔)和第83首《直中书省》(白居易)都是写这种情景。此处,选诗者为了切合集中按四时编排的特色,将题目改成了《春夜》。
王安石于公元1042年(宋仁宗庆历二年)进士及第,公元1059年(嘉祐三年)上变法万言书,未被采纳。直到公元1068年(宋神宗熙宁元年),神宗准备实行新法,到四月才召他进京面对。经过二十六年的漫长岁月,王安石屈居下位不算,最大的憾事是变法主张未能实现。此时形势突变,遇到了赏识他主张的锐意变法的新帝,正是龙虎风云、君臣际遇的良机,大展鸿图,即在眼前。因此,他在值宿禁中的时候,面对良宵春色,剪剪轻风,金炉香烬,月移花影,一派风光,激起了思想上难以自制的波澜,为自己政治上的春色撩拨得不能成眠。
首句“金炉香烬漏声残”诗人因国事而一夜未眠,对时间的流失十分敏感。所以既看香炉里的“烬”又听漏声之残。次句“翦翦轻风阵阵寒”此句写诗人由室内来到户外的感受,“翦翦”形容风轻微而带有些微的寒意,恰好说明了诗人的兴奋和激动的心情。三句中的“春色恼人”更是把作者亢奋不已的心情表现俱足,收束句“月移花影上栏杆”,更是借景抒情,“以景语结情语”,将作者的愉悦的心境表现的含蓄而又兴味长。
“春色恼人眠不得”写作者在户外面对美好的春色,激动不已。这里“春色”既是实指美妙的景色,更是指历史上难得的君臣际遇,确实是难得的“春色”;这里的“恼人”是撩人,由于时值新春,再加上恰逢神宗即位他有了一展宏图的机会。故无数往事、感慨事、紧要事涌上心头,所以才会兴奋的“眠不得”。
这首诗的内在抒情曲折而深沉,外在表向却是春夜清幽美景,创作手法高明。诗中处处紧扣着深夜,却又没有一句直接说到夜已如何,而只写夜深时的种种景象。诗人没有正面写对人的怀念,而是通过香尽漏残、月移风寒,写出时光的推移,从而表明诗人徘徊之久和怀想之深。表面上是这庭院夜色搅乱了诗人的清梦,实际上是由于对远方的人强烈的思忆,使诗人感到眼前的春色倍加恼人,感情表达得含蓄、曲折而深沉,有着余而不尽之意。
诗人所描写的皇宫春晓的迷人景色,和杜甫“九重春色醉仙桃”,贾至“禁城春色晓苍苍”,岑参“莺啭皇州春色阑”的用意是一样的,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大好的景色象征大好的形势。如果没有“月傍九霄多”,就不会有“花影上栏干”,由此可见,王安石是参透了杜甫《春宿左省》后才动笔的。 所以说,这一首政治抒情诗。王安石是借用爱情诗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春风得意之情。
诗的前半是“追忆旧事”,写离别后彼此深切思念的情景。“嘉陵江曲曲江池,明月虽同人别离。”明月之夜,清辉照人,最能逗引离人幽思:月儿这样圆满,人却相反,一个在嘉陵江岸,一个在曲江池畔;虽是一般明月,却不能聚在一起共同观赏,见月伤别,顷刻间往日欢聚步月的情景浮现在诗人眼前,涌上诗人心头。“一宵光景潜相忆,两地阴晴远不知。”以“一宵”言“相忆”时间之长;以“潜”表深思的神态。由于夜不能寐,思绪万千,便从人的悲欢离合又想到月的阴晴圆缺,嘉陵江岸与曲江池畔相距很远,诗人不知道两地是否都是这样的“明月”之夜,这样的诗句将离情别绪说得十分动人。“两地阴晴远不知”在诗的意境创造上别出心裁。第一联里,离人虽在两地还可以共赏一轮团?“明月”,而在第二联里,诗人却担心着连这点联系也难于存在,从而表现出更朴实真挚的情谊。
诗的后半则是写诗人处于“新境”,叙述他对“旧事”的看法。“谁料江边怀我夜,正当池畔望君时”,“正当”表现出白居易和元稹推心置腹的情谊。以“谁料”冠全联,言懊恼之意,进一层表现出体贴入微的感情:若知如此,就该早寄诗抒怀,免得尝望月幽思之苦。“今朝共语方同悔,不解多情先寄诗。”以“今朝”、“方”表示悔寄诗之迟,暗写思念时间之长,“共语”和“同悔”又表示出双方思念的情思是一样的深沉。
这首诗,虽是白居易写给元稹的,却通篇都道双方的思念之情,别具一格。诗在意境创造上有它独特成功之处,主要是情与景的高度融合,看起来全诗句句抒情,实际上景已寓于情中,每一句诗都会在读者脑海中浮现出动人的景色,而且产生联想。当读者读了前四句,会联想到江楼、圆月的景象和诗人凝视吟赏的情景,这较之实写景色更丰富、更动人。
明代文人涉足花丛,在南京秦淮河上选色征歌,以至与秦淮歌女结下情谊,甚至论及嫁娶,这样的风月故事可以数出许多桩。
此文塑造了明末秦淮歌妓李香的形象,不仅描写了她擅长歌唱的艺术才能和不同流俗的风度,更突出了她的见识和品格,同时生动地描绘了李香的生活和斗争,热情地赞美了李香的才能、智慧和品德。全文叙次井然,文笔流畅,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无论在思想上或者在艺术上,都有可取之处。
这篇别传首尾两段一为前奏,一为尾声,中间两段是其主干。作者写自己眼中和亲密交往中的李姬,这一叙事角度便构成了文章的主线,因此第一段关于李姬的一般性介绍只能成为文章进入主题的前奏,而最后一段写别后李姬拒绝田仰的邀聘也只是余波荡漾的尾声。当然前奏和尾声都必不可少,且与主干部分水乳交融,构成全文严谨的整体。
第一段,作者先用一句话“李姬者名香”作必要而简略的交代之后,就掉转笔头写她的假母李贞丽的大“有侠气”与“所交接皆当世豪杰”,以衬托作为养女的李香大有乃母之风,然后鲜明地点出李香“能辨别士大夫贤否”,曾经得到复社领袖张溥与名士夏允彝的称道。再写她“少,风调皎爽不群”与对音律歌唱所具有的才华,却无一字道及李香君的美色,不作任何涉及轻薄的侧艳之辞,显示作者为李姬立传,重德重才而不重色,为全文确立了较高的格调。
于是在主干部分,作者抛开了与李姬交往中一切深情缱绻和幽期密约,集中笔力记叙李姬生平行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义却阮大铖之举。阮大铖为天启朝权倾天下的阉党魏忠贤余孽,曾奉魏阉为义父,为陷害东林党人出过大力。崇祯登位后,阉党事败,阮大铖名列逆案,由光禄寺卿革职为民,匿居南京库司坊,起造第宅,蓄养声伎,谈兵论剑,企图死灰复燃,是一个为当时朝野士大夫所不齿、为公正舆论所贬斥的人物。与侯方域同列复社四公子的阳羡陈贞慧与贵池吴应箕主持正义,排阮最力。阮大铖为此假手王将军想拉拢侯方域以软化陈、吴等人,为他的东山再起消除阻力。是否与阮大铖结交,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成了泾清渭浊、是非分明的原则问题。文章写李姬凭着她对人际关系的敏锐感觉提醒侯方域,要他摸清“贫非结客者”的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之游的真实意图,又写当了解王的真实意图之后侯方域尚未采取行动,李姬便对他作了一番大义凛然的规劝,使侯“大呼称善”,与王绝交,得以避免“负至交”、隳声望的尴尬处境,保全了侯生的清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处均系李姬而非侯生采取主动,说明李姬的才慧见识与对是非的判断均胜侯生一筹,而这一赞誉完全通过对比与烘托加以凸出,尽得含蓄蕴藉之致。对此,《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深有会心,他在将这一情节移植改造为香君“却奁”之后,于《桃花扇·闹榭》一出中,借吴应箕之口,盛赞道:“香君却奁一事,只怕复社朋友还让一筹哩。”陈贞慧接口:“已后竟该称他老社嫂了。”“社嫂”一词施之于秦淮歌妓李香君,何其光宠乃尔。
第三段写侯生应举下第后,李姬于桃叶渡置酒送行。席间李姬“歌琵琶词以送之”。早在第一段中,作者已经为比埋下了伏笔,说李姬“尤工琵琶词,然不轻发”。“然不轻发”一语,看似信手拈出,只有读到桃叶渡送行的记叙时,我们才能体会到以琵琶词作呼应关合的文意之佳妙和情意之深重。琵琶词,指的是高明所作《琵琶记》。李姬临别歌《琵琶记》曲辞,且以蔡伯喈比侯方域,说:“公子才名文藻,雅不减中郎。”然而“中郎学不补行”,才胜于德。《琵琶记》所述情节固然于史无稽,但蔡中郎确实有阿附董卓的劣迹,无以掩饰。“公子豪迈不羁,又失意,此去相见未可期,愿终自爱,无忘妾所歌琵琶词也!”李姬以“从不轻发”而今一发之后再“不复歌”相喻相誓,表达了爱人以德与生死相依的款款深情。作者笔下规箴侯生“终自爱”的李姬,显示了凛然的风骨和高洁的格调,却又如此深情绵邈、凄婉动人。这里在写情侣临别赠言时脱出常格,别具一种强毅的伦理道德的美学风采,摄取了发自李姬灵魂深处最为眩目的一次闪光,给读者以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既是《李姬传》取材和运笔的成功,也是侯方域自我反省的成功。侯方域入清之后因软弱畏祸参加了河南乡试,仅中副榜,此举于民族气节有亏,当时和后世都受人讥弹。但侯方域敢于直陈桃叶渡李姬“愿终自爱”的临别赠言,说明在对蔡中郎媚事董卓一类的问题上自己是否“自爱”,曾经历过内心反省。包括前文在义却阮大铖一事上的自我对照,应当说作者是在一定程度的反省意识支配下写作《李姬传》的。中国的文学与文人比较缺乏自我反省意识,侯方域愿以自己为参照,暴露主观的欠缺和客观的优胜,更觉难能可贵。
最后一段写侯生去后之事,虽属全文的尾声,但对描写李姬形象仍是不可或缺的一笔。在这以前,李姬的动人光彩主要还是闪烁在她的言论之中,而到这时,她才以侯郎去后坚拒财雄势大的开府田仰的邀聘,以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田仰的三百金利诱与“有以中伤”的威逼,她都不为所动。李姬的品德和人格至此光芒四射。她最后说:“吾向之所赞于侯公子者谓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卖公子矣。”证实了她为人的“风调皎爽不群”,言出必践,忠于爱情。
《李姬传》风格朴质刚健而无绮罗香泽之态;笔致含蓄,颇多有余不尽之意;选材凝炼集中,不枝不蔓;行文坦率,具有可贵的自我批评的反省意识,显示了名家风范。凡此种种,使《李姬传》这篇别传为人记诵,成为明清古文中的名篇。后来孔尚任依这篇文章为蓝本刻画《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形象。李香君的性格及剧中《却奁》《拒媒》等出的情节均以《李姬传》所述为主要依据,《李姬传》也因《桃花扇》得传大名而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