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写桃花源,用了散文与诗两种文体。《桃花源记》主要是描写渔人出入桃花源的经过和在桃花源中的所见所闻;《桃花源诗》是以诗人的口吻讲述桃花源人民生活的和平、安宁。《桃花源诗》内容丰富,对于了解陶渊明描写桃花源的意图和生活理想很有帮助。
诗分三段。开头六句为第一段,叙述、说明桃花源中人的来历,跟《桃花源记》中所记“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意思大体相同。但诗中具体列出黄(夏黄公)、绮(绮里季)避秦时乱到高山的实例,来暗示桃花源中人与这些古代贤者志趣一致,或者说,正是那些贤者带他们到桃花源的。
中间十八句为第二段,介绍桃花源中人的生活情景。先写桃花源里人参加劳动,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相命肆农耕”,是说相互招呼,努力耕作。“秋熟靡王税”,是说到了秋收时,劳动果实归劳动者所有,用不着向官府缴纳赋税,说明没有封建剥削和压迫。“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和《桃花源记》中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相照应,两句意思大体一致。接着写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仍然保持着古代的礼仪,衣裳也是古代的式样。孩子们纵情地歌唱,老人们自由自在地游乐。最后写那里的一切都是顺应自然,怡然自得。随着季节的自然变化调节生活和劳作,所以连历法也用不着,更不用竭尽思虑、费心劳神了。
最后八句为第三段,诗人发表议论和感慨。“奇踪隐五百”,是说从秦到晋,桃花源中人隐居了五百年(概数,实际是约六百年)。“一朝敞神界”是说桃花源被渔人发现,泄露了这个神仙般的世界的秘密。“旋复还幽蔽”,是说桃花源刚敞开又立即与外界隔绝,也就是《桃花源记》中所说的“遂迷,不复得路”。既然渔人离开桃花源时已“处处志之”,那么怎么会再也找不着呢?其实这个问题在《桃花源诗》里已经作了回答,那就是“淳薄既异源”,意思是说,世俗生活的浅薄与桃花源中民风的淳朴,是格格不入,绝然不同的。如果真在那么一个桃花源,而它又果真给刘子骥他们找到了,那么,它就不能独立存在。东晋末期,战乱频繁,徭役繁重,人民逃亡。诗人把桃花源中人的生活写得那么安宁、和谐,这正是对黑暗现实的一种否定。千余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对桃花源的有无进行过探讨。有人说,避乱逃难时,确实有许多人跑到深山野林,穷乡僻壤去过理想的生活。但显然不能据此而把这个理想与桃花源等同起来,因为桃花源中的生活情景是被诗人理想化了的。“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意思是世上的一般人“游方士”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尘嚣外”(桃花源)的生活情景的。“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这是诗人抒发自己的感情,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意思是希望能驾起轻风,腾飞而起,去追求那些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人们(其中包括诗的开头所说的古代贤者和桃花源中人)。
据萧统《陶渊明传》记载:“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无弦琴是弹奏不出声音的,拨弄它是为了“寄其意”,描写一个美好的世外桃源,虽然超尘脱俗,无法实现,却也正是为了“寄其意”。
从以上简单的分析来看,《桃花源诗》在有些方面确比《桃花源记》写得更为具体、详细。《桃花源记》局限于写渔人的所见所闻,渔人在桃花源逗留时间不长,见闻有限。而《桃花源诗》显得更为灵活自由,也便于诗人直接抒写自己的情怀,因此读《桃花源记》不可不读《桃花源诗》。
《桃花源诗》和《桃花源记》都是描写同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但并不让人觉得重复。《记》是散文,有曲折新奇的故事情节,有人物,有对话,描写具体,富于小说色彩;《诗》的语言比较质朴,记述桃源社会的情形更加详细。《记》是以渔人的经历为线索,处处写渔人所见,作者的心情、态度隐藏在文本之后,而《诗》则由诗人直接叙述桃源的历史状态,并直接抒发自己的感慨与愿望,二者相互映照,充分地显示桃花源的思想意义和审美意义。
有人认为《桃花源诗》赞美“古法”,不要“智慧”是一种消极、倒退的表现。这其实是没有真正领会诗人写作的本意。所谓“古法”,虽是一种寄托,表示向往古代社会的淳朴,而并非是要开历史的倒车;所谓“于何劳智慧”实际是对世俗生活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表示憎恶与否定。正如前人所指出的,陶渊明是一个“有志天下”“欲为为而不能为”的人,他有自己的理想和报负而无法实现,这才是他的思想本质。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秦王暴政乱纲纪,贤士纷纷远躲避。
四皓隐居在商山,有人隐匿来此地。
往昔踪迹消失尽,来此路途已荒废。
相唤共同致农耕,天黑还家自休息。
桑竹茂盛遮浓荫,庄稼种植按节气。
春蚕结茧取长丝,秋日丰收不纳税。
荒草遮途阻交通,村中鸡犬互鸣吠。
祭祀仍遵古礼法,衣裳没有新款式。
儿童欢跳纵情歌,老者欣然自游憩。
草木花开知春到,草衰木凋知寒至。
虽无年历记时日,四季推移自成岁。
欢快安逸乐无穷,哪还需要动知慧?
奇踪隐蔽五百岁,一朝开放神奇界。
浮薄淳朴不同源,转眼深藏无处觅。
请问世间凡夫子,可知尘外此奇迹?
我愿踏乘轻云去,高飞寻找我知己。
注释
嬴氏:这里指秦始皇嬴政。
黄绮:汉初商山四皓中之夏黄公、绮里季的合称。此指商山四皓。
伊人:指桃源山中人。
云:句中助词,无义。
逝:离去,即逃至山中。
往迹:人或车马行进所留下的踪迹。
湮:埋没。
相命:互相传令,此指互相招呼。
肆:致力。
从:相随。
所憩:休息的处所。
余荫:又作“馀荫”;指树木枝叶广大的庇荫。
菽:豆类。
稷:谷类。
艺:种植。
靡:没有。
暧:遮蔽。
俎豆:俎和豆。古代祭祀、宴飨时盛食物用的两种礼器。亦泛指各种礼器。
衣裳:古时衣指上衣,裳指下裙。后亦泛指衣服。
童孺:儿童。
班白:指须发花白。班,通“斑”。
诣:玩耍。
节和:节令和顺。
纪历:纪年、纪月、纪日的历书。
成岁:成为一年。
余乐:不尽之乐。
于何:为什么,干什么。
五百:五百年。从秦始皇到晋太元中的五百多年。
神界:神奇的界域。
淳:淳厚,指桃源山中的人情风尚。
薄:浮薄,指现实社会的人情世态。
旋:很快。
幽蔽:深暗。
游方士:游于方外之士。
尘嚣:世间的纷扰、喧嚣。
蹑:踩。
契:契合,指志同道合的人。
陶渊明写桃花源,用了散文与诗两种文体。《桃花源记》主要是描写渔人出入桃花源的经过和在桃花源中的所见所闻;《桃花源诗》是以诗人的口吻讲述桃花源人民生活的和平、安宁。《桃花源诗》内容丰富,对于了解陶渊明描写桃花源的意图和生活理想很有帮助。
诗分三段。开头六句为第一段,叙述、说明桃花源中人的来历,跟《桃花源记》中所记“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意思大体相同。但诗中具体列出黄(夏黄公)、绮(绮里季)避秦时乱到高山的实例,来暗示桃花源中人与这些古代贤者志趣一致,或者说,正是那些贤者带他们到桃花源的。
中间十八句为第二段,介绍桃花源中人的生活情景。先写桃花源里人参加劳动,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相命肆农耕”,是说相互招呼,努力耕作。“秋熟靡王税”,是说到了秋收时,劳动果实归劳动者所有,用不着向官府缴纳赋税,说明没有封建剥削和压迫。“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和《桃花源记》中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相照应,两句意思大体一致。接着写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仍然保持着古代的礼仪,衣裳也是古代的式样。孩子们纵情地歌唱,老人们自由自在地游乐。最后写那里的一切都是顺应自然,怡然自得。随着季节的自然变化调节生活和劳作,所以连历法也用不着,更不用竭尽思虑、费心劳神了。
最后八句为第三段,诗人发表议论和感慨。“奇踪隐五百”,是说从秦到晋,桃花源中人隐居了五百年(概数,实际是约六百年)。“一朝敞神界”是说桃花源被渔人发现,泄露了这个神仙般的世界的秘密。“旋复还幽蔽”,是说桃花源刚敞开又立即与外界隔绝,也就是《桃花源记》中所说的“遂迷,不复得路”。既然渔人离开桃花源时已“处处志之”,那么怎么会再也找不着呢?其实这个问题在《桃花源诗》里已经作了回答,那就是“淳薄既异源”,意思是说,世俗生活的浅薄与桃花源中民风的淳朴,是格格不入,绝然不同的。如果真在那么一个桃花源,而它又果真给刘子骥他们找到了,那么,它就不能独立存在。东晋末期,战乱频繁,徭役繁重,人民逃亡。诗人把桃花源中人的生活写得那么安宁、和谐,这正是对黑暗现实的一种否定。千余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对桃花源的有无进行过探讨。有人说,避乱逃难时,确实有许多人跑到深山野林,穷乡僻壤去过理想的生活。但显然不能据此而把这个理想与桃花源等同起来,因为桃花源中的生活情景是被诗人理想化了的。“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意思是世上的一般人“游方士”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尘嚣外”(桃花源)的生活情景的。“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这是诗人抒发自己的感情,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意思是希望能驾起轻风,腾飞而起,去追求那些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人们(其中包括诗的开头所说的古代贤者和桃花源中人)。
据萧统《陶渊明传》记载:“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无弦琴是弹奏不出声音的,拨弄它是为了“寄其意”,描写一个美好的世外桃源,虽然超尘脱俗,无法实现,却也正是为了“寄其意”。
从以上简单的分析来看,《桃花源诗》在有些方面确比《桃花源记》写得更为具体、详细。《桃花源记》局限于写渔人的所见所闻,渔人在桃花源逗留时间不长,见闻有限。而《桃花源诗》显得更为灵活自由,也便于诗人直接抒写自己的情怀,因此读《桃花源记》不可不读《桃花源诗》。
《桃花源诗》和《桃花源记》都是描写同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但并不让人觉得重复。《记》是散文,有曲折新奇的故事情节,有人物,有对话,描写具体,富于小说色彩;《诗》的语言比较质朴,记述桃源社会的情形更加详细。《记》是以渔人的经历为线索,处处写渔人所见,作者的心情、态度隐藏在文本之后,而《诗》则由诗人直接叙述桃源的历史状态,并直接抒发自己的感慨与愿望,二者相互映照,充分地显示桃花源的思想意义和审美意义。
有人认为《桃花源诗》赞美“古法”,不要“智慧”是一种消极、倒退的表现。这其实是没有真正领会诗人写作的本意。所谓“古法”,虽是一种寄托,表示向往古代社会的淳朴,而并非是要开历史的倒车;所谓“于何劳智慧”实际是对世俗生活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表示憎恶与否定。正如前人所指出的,陶渊明是一个“有志天下”“欲为为而不能为”的人,他有自己的理想和报负而无法实现,这才是他的思想本质。
此诗作于陶渊明晚年,约为南朝宋永初三年(422年)的作品。元熙三年(421年),刘裕采取阴谋手段,用毒酒杀害晋恭帝。陶渊明借助创作来抒写情怀,塑造了一个与污浊黑暗社会相对立的美好境界,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美好情趣。《桃花源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这组诗的第一首,写侠少的欢聚痛饮。
“新丰美酒斗十千”。是说新丰出产的美酒十分名贵,一斗酒价值十千钱。新丰,地名,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北新丰镇,古代那里盛产美酒。斗酒十千,使用这个数目字,目的在于强调酒的名贵,为下文的“咸阳游侠”作映衬。
“咸阳游侠多少年”。意思是说:咸阳城里的游侠们多半是青春少年。咸阳,地名,在今陕西省咸阳市,秦朝时曾作国都,这里实际是以它代指唐朝京都长安。游侠,古时候称那种重义轻生死、勇于救人危难的人为游侠。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游侠都是英雄豪杰,倍受尊重和赞扬。作者在另一首诗中写道:“纵死犹闻侠骨香”,说即便侠客死了,他们的骨头也是香的。可见侠客的社会地位之尊贵。作者特别地点出“少年”二字,写出一群朝气蓬勃的少年英雄,这些少年游侠在“新丰美酒”的映衬下,越发显得豪纵不羁,风流倜傥。
“相逢意气为君饮”。意思是说:这些少年侠客偶然相逢,为彼此的意气所感动,都愿意为对方干上一杯。“意气”所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仗义疏财,除暴安良,轻生重义,都是侠客们所注重的意气。这句把饮酒的性质强调出来了,他们不是为了取乐而饮酒,而是为了彼此的侠义行为而庆功;他们不是熟人聚会而饮酒,而是偶然相逢,一见倾心,便不惜花费重金买酒,相互勉励。这句诗把少年侠客的精神世界揭示得十分鲜明,足以令人敬慕。
“系马高楼垂柳边”。意思是说:他们把自己的高头大马,拴在那高高酒楼前的垂柳旁边。这意味着他们已经走上了酒楼,把“为君饮”的愿望变成了现实。这句景物描写不仅勾画出酒楼的风光,而且对人物形象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写“马”,烘托出少年侠客的奔放、刚健;写“高楼”,烘托出少年侠客的豪迈气概;写“垂柳”,则烘托出少年侠客的风流、飘逸。可谓一箭双雕。
这首诗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作者注意选用一系列美好的形象,如美酒,游侠,骏马,高楼等,构成画面,洋溢着一种昂扬振作的精神,具有鼓舞人心的艺术力量。
第二首,写游侠的出征边塞。
这首诗里所说的“仕汉”“骠骑”,以及下面两首诗里出现的“五单于”“汉家君臣”等,都是借汉事喻唐,这在唐诗中几乎是习闻熟见的惯例。这里说少年委身事君,入仕之初便担任了羽林郎的职务。由于羽林郎宿仗卫内、亲近帷幄,地位十分重要,故非一般等闲之辈可以入选。《后汉书·地理志》云:“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由此即可见一斑。骠骑指武帝时的名将霍去病,曾多次统率大军反击匈奴侵扰,战功显赫。少年报国心切,一心想效功当世,一旦国家有事,便毫不犹豫地随军出征。边关是遥远荒寒的,沙场的搏杀更是出生入死,而主人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种为国献身的精神,和曹植的《白马篇》里“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少年英雄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曹诗通篇是用第三人称的视角来加以客观的描述和赞颂,这里却借少年自己的口吻直抒胸臆:第三句以自诘的口气反挑,使文势陡起波澜,末句则以斩截之语收束,而“孰”“不”“纵”“犹”等虚词的连用,又在接二连三的转折中不断加强语气,活脱地传达出少年从容朱毅的神情和义无返顾的决心。这种借顿挫的用笔展示人物内心世界的手法,不仅很有力度,而且进一步深化了游侠“意气”的内涵。
第三首,写少年的勇武杀敌。
诗人将主人公置于孤危险恶的战争情势之中。“虏骑千重”指敌人大军压境,形成包围之势;“众敌酋倾巢出动,来势汹汹,企图以优势兵力取胜。而少年以“一身”对“千重”之敌,竟能左右驰突于敌阵之中,如入无人之境,且能擒贼先擒王,将凶蛮剽悍的敌酋“纷纷射杀”,其过人的胆略和武艺已分明可见。这里把少年写成孤胆英雄,意在突出他的勇冠三军、战功卓著。诗的一、三两句,以特写镜头为少年英武矫健的身姿写照:“擘两雕弧”言其多力善射,能左右开弓;“偏坐金鞍”言其鞍马功夫娴熟,能在疾驰的马背上自如地变换各种姿势;“调白羽”则是善于在运动中瞄准目标,箭无虚发。
二、四两句,从对方着笔来反衬少年的艺高胆大。敌我双方的力量愈是悬殊,也就愈能表现主人公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而这种气概,又正来自于其置生死于度外的献身精神。这样,这首诗就和上一首彼此呼应,并为下一首写功高不赏张本。诗中所出现的雕弧、金鞍和白羽,均是以着色之笔略加点染,本来是爱其人而及其物,这里的物又为人增色,人与物原不妨是互相辉映、相得益彰的。盛唐诗人每喜表现尚武精神,如李白自称“弯弓绿弦开,满月不惮坚。闲骑骏马猎,一射两虎穿。”(《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杜甫自述“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壮游》)王维则称赞他的一位族弟说:“读书复骑射,带剑游淮阴……席帆聊问罪,卉服尽成擒。”(《送从弟蕃游淮南》)等等。这些都可看作是诗中理想形象的现实依据。
第四首,写游侠的功成无赏。
上一首诗既已写到少年游侠的勇却群敌,那么这一首写朝廷论功行赏,他也理应是受奖的主角了。诗的前三句,极写庆功仪式的隆重和气氛的热烈:君臣欢宴、云台论功、天子临轩、封侯赐爵,正当期待中的主角出场时,领赏者却突然变成了“将军”。
这里的“将军”和第二首“初随骠骑战渔阳”里的“骠骑”当是一人,指军中的主帅。“将军佩出明光宫”,也即李白《塞下曲》其三所云:“功成画麟阁,独有霍嫖姚。”意谓受皇帝宠信的权贵坐享其成而血战的勇士反遭冷落。诗以烘云托月的手法反复渲染,到头来却翻作他人;而活跃在前三首诗里的主角被悄无声息地推到了局外。这种欲抑故扬的艺术处理,使诗中的不平之鸣得以强有力的表现,这里再加申说反而是多余的了。
王维的《少年行四首》,以浪漫的笔调讴歌了豪荡使气、舍身报国、崇尚事功和功成不居的任侠精神,表现出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他笔下的少年游侠形象,和盛唐其他诗人创造的形象一样,实际上是时代理想的人格化写照。这四首绝句独自成篇,各有侧重,但又蝉联而下,互相补充和照应。用笔或实或虚,或显或隐,舒卷自如,不拘一格,成功地谱写了一支朝气蓬勃、富有青春旋律的进行曲。
《公子行》,是唐代专写纨绔子弟浮华生活的诗题。这首是揭露贵家公子在春游中,纵马踏坏麦苗的恶劣行为。首二句描写贵公子穿上比彩霞还鲜亮的锦衣,一大早就兴致勃勃地骑马去野外春游。字里行间明显地透露出其人的豪华与权势。诗人运用对比反衬的艺术手法,以彩霞失色来反衬“锦衣”的华丽,可见其家世之贵显,生活之豪奢了。“锦衣红夺”,一个“夺”字,表现出锦衣色彩的鲜艳。
后两句即紧切公子的身份来揭露其骄纵行为。“不识农夫辛苦力,骄骢踏烂麦青青。”“骄骢”,是骄纵不驯的马。“骄”,指马骄,亦指人骄。一个“不识”,一个“骄骢”,活画出了愚蠢而又骄横的权豪子弟的丑恶形象。
唐末颜仁郁的《农家》诗写道:“夜半呼儿趁晓耕,羸牛无力渐艰行。时人不识农家苦,将谓田中谷自生。”“不识农家苦”的正是那些游手好闲的贵族子弟。他们过的是锦衣玉食的寄生生活,哪里懂得农民的辛苦和稼穑的艰难,所以他们只顾在田野上纵马狂奔,兜风赏景,全然不顾地里的庄稼,把踩烂麦苗视作儿戏。“不识农夫辛苦力”,这句诗看似平平,其实,这正是剥削阶级轻视劳动人民的表现。诗句非常切合贵族子弟的身份特点,也很能发人深思。
唐末五代时期,统治者极其荒淫腐朽,娇惯子女的现象极为严重。据说诗僧贯休曾当着蜀主王建及其大臣的面,讽刺王孙公子“稼穑艰难总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少年行》)孟宾于的这首《公子行》,则是从另一个侧面鞭挞了他们为害农民的行为。
在艺术方面,这首诗也有一些值得称道的地方。踩坏麦苗,看来是寻常的事情。但这里所反映的并不是一般无意中踩着庄稼,而是贵族子弟随意践踏民田的行为。诗人将“踏烂麦青青”放在权豪子弟放荡游乐的背景上来表现,其害民的性质就愈加昭彰,揭露也更显得鞭辟入里。
宋有一位姓施的酒监官,和歌姬乐婉从相识到相知,早已是如胶似漆了。可眼下因工作调动的关系,他们不得不分开。他郁闷、纠结,恨不能带她一起随行。无奈之余,填了一首《卜算子。赠乐婉》的词,赠给她留作纪念。
“相逢情便深,恨不相逢早。”他们一相逢,就很快坠入了爱河。李白也说过:“相见情已深,未语可知心。”男女一见便钟情,好象前生早已相识。这种感觉,宝玉应最有体会。初见黛玉之时就说了:“这个妹妹,好像在哪里见过的。”
恨不相逢早,此话虽真,但比起很多人来,他还是很幸福的,又何来此恨?想那张籍所写:“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诗中的女子名花有主,婉言谢绝了一个男子的追求。虽说那男子痛心不已,可毕竟人家是有妇之夫,还是发乎情止乎礼吧。苏曼殊也遇到过类似情形,他写道:”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同样是相逢,遇见了喜爱的人,却因自己跳出三界外,已出家为僧,也只好望而却步。
“识尽千千万万人,终不似,伊家好”。读这两句的时候,不禁会让人想起杜牧,一样的流连于青楼酒席之间,一样的写出十分动人的情话。杜牧的是“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千千万万人,相识本就不容易,更何况相知。
接下来的两句“别你登长道。转更添烦恼。”,意思是说,如今我就要和你离别登上远去的路,反而心头更添烦恼”。虽然词人在这里并没有说明为何烦恼,但结合杜牧后来的悔恨,施酒监这里想必也是同样的一种情感吧。毕竟,古代青楼女子的爱情,大多以悲剧结局。霍小玉也好,杜十娘也好,她们似乎都难以逃脱封建社会中女性的悲惨命运。
最后两句的意境,有点似白居易诗中的“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只不过要比白诗深沉得多。都是以芳草的无限蔓延,来比喻自身惜别之情的绵绵不绝。
公元851年(宣宗大中五年)夏秋之交,王氏突然病逝,李商隐万分悲痛。这年冬天,他应柳仲郢之辟,从军赴东川(治所梓州,今四川三台县)。痛楚未定,又要离家远行,凄戚的情怀是可想而知的。这首诗,就写于赴蜀途中。
起句“剑外从军远”,点明这次远行的原因是“从军”,即入节度使幕府。“剑外”,指剑阁之南蜀中地区。诗题“遇雪”而作,却从远写起,着一“远”字,不仅写行程之遥,更有意让人由“远”思“寒”。隆冬之际,旅人孑然一身,行囊单薄,自然使人产生苦寒之思,又自然地使人盼望家中妻子寄棉衣来。可是,诗人的妻子已经不在人间,没有人为他寄衣了。
第二句“无家与寄衣”,蕴意精深。一路风霜,万般凄苦,都蕴含在这淡淡的一句诗中了。诗人善于用具体细节表达抽象的思念,用寄寒衣这一生活中的小事,倾泻出自己心底悲痛的潜流和巨大的哀思。
“散关三尺雪”句是全诗的承转之辞,上承“遇雪”诗题,给人“乱山残雪夜,孤灯异乡人”的凄凉飘泊之感,同时,大雪奇寒与无家寄衣联系起来,以雪夜引出温馨的梦境,转入下文。读者不妨这样联想,也许因为大雪封山,道路阻绝,作者只能留宿散关驿舍。伤痛倦极,朦胧入睡,睡梦中见妻子正坐在旧时的鸳机上为他赶制棉衣。“回梦旧鸳机”,情意是十分真挚悲切。纪昀云:“回梦旧鸳机,犹作有家想也。”用“有家想”反衬“无家”丧妻的痛苦,以充满温馨希望的梦境反衬冰冷严酷的现实,更见诗人内心痛苦之深。至于梦中与妻子相见欢娱的情景和梦后倍觉哀伤的愁绪便略而不写,留在纸外,让读者自己想象思索了。
此诗朴素洗炼,而又深情绵邈。诗用层层推进、步步加深的手法,写出凄凉寂寞的情怀和难言的身世之痛。从军剑外,畏途思家,这是第一层;妻亡家破,无人寄御寒之衣,伤别与伤逝之情交织一起,这是第二层;路途遇雪,行期阻隔,苦不堪言,这是第三层:“以乐景写哀”,用温馨欢乐的梦境反衬冰冷痛苦的现实,倍增其哀,这是第四层。诗至此,可以看出,在悼伤之情中,又包孕着行役的艰辛、路途的坎坷、伤别的愁绪、仕途蹭蹬的感叹等复杂感情。短短二十字,概括如此丰富深沉的感情内容,可见李商隐高度凝炼的艺术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