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惨风剺面，晖晖日满廊。
去来元自在，宾主两相忘。
却下山坡路，樵歌出陇长。
惨惨风剺面，晖晖日满廊。
去来元自在，宾主两相忘。
却下山坡路，樵歌出陇长。
“阑珊火树鱼龙舞”，首句便道出上元节夜里的繁华景象，上元亦是元宵节，元宵佳节，家人团聚，上街观灯赏花，好不热闹。纳兰此处写的火树鱼龙舞，正是当时社会上，元宵节的热闹场景。而后一句写道： “望中宝钗楼远。”所谓“宝钗楼”是指歌楼酒肆，这首词是描写元宵节欢度之后，人们逐渐散去的场景，热闹过后愈发寂寞。那些本来还人满为患的酒肆饭庄，忽然之间就成了空阁，看到这些，纳兰内心不禁一阵寂寥。
“棘韬馀红，琉璃剩碧，待属花归缓缓。”花灯闹市问的花花绿绿，远看起来，仿佛琉璃般星星点点，十分美丽。可惜，这美丽只是一晚上的光阴而已，在夜深时分，随着夜深人静，这花灯会熄灭，这美丽也会黯淡。
“寒轻漏浅。正乍敛烟霏，陨星如箭。”纳兰总是能轻而易举地就从美好的事物中抽身出来，想到凄惨的过往，元宵佳节，本是赏灯愉悦的日子，可是在观赏完花灯之后。纳兰却又想起来过去。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仿佛一支利剑，穿透他的心，让他感受到了痛彻心扉的疼痛。在美丽的夜色中， “旧事惊心，一双莲影藕丝断”。
“莫恨流年似水，恨消残蝶粉。韶光忒贱。”红颜已逝，岁月不饶人，想当日的大好青春时光，是多么意气风发。可现而今，却是人老心老，已经完全找不到当日的影踪了。纳兰暗暗苦闷。
“细语吹香，暗尘笼鬓，都逐晓风零乱。”这词里每一句都透露出纳兰内心的烦忧，与相爱的人相隔千里不能见面，这份痛楚不是人人都能够理解的。
“阑干敲遍。问帘底纤纤，甚时重见？”什么时候才能够重相见，纳兰是在问自己，也是在问苍天。可是，他的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因为月亮不知道人的相思，偏偏要在今夜团圆。
“不解相思，月华今夜满。”真是天不知人情恨，偏偏要圆月捉弄，这人世间的情恨，果真滑稽如斯。
这是一首怀人诗，但标题却不明题怀人，而偏说怀地，以离恨千端的绵绵情怀，追忆当日的别情。诗人极写扬州明月，用“无赖”之“明月”把扬州装点出无限的风姿，与标题吻合无间，使诗歌产生令人惊叹的艺术效果。
“萧娘脸薄难胜泪，桃叶眉尖易觉愁”，极写当日的别离景象。所谓“相见时难别亦难”，“萧娘”、“桃叶”均代指所思；“愁眉”、“泪眼”似是重复，而用一个“难”字和一个“易”字表达出来，不但不显得累赘，反而有反复留连、无限萦怀之感。当日的愁眉，当日的泪眼，以及当日的惨痛心情，都作成别离后无穷的思念。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在这思念殷切的时候，诗人唯觉一片惆怅，没有可以诉说的人，于是，抬头而见月，但此月偏偏又是当时扬州照人离别之月，更加助愁添恨。虽然时光冲淡了当日的凄苦，却割不断缠绵的思念。这种挣不断、解不开的心绪，本与明月无关，但它曾照过离人的泪眼，好比对人有情，而离别后偏偏照着愁人，又好像无动于衷，这便显得“可憎”。
诗人在深夜抬头望月的时候，原本欲解脱这一段愁思，却想不到月光又来缠人，所以说“明月无赖”。“无赖”二字，原本有褒和贬的两重意义，这里因明月恼人，有抱怨的意思。但后世因为惊赏这种扬州明月的新奇形象，就离开了诗人原意，把它截下来只作为描写扬州夜月的传神警句来欣赏，这时的“无赖”二字又成为爱极的昵称了。这也是形象有时会大于作者构思的一例。
古人律体绝句的结尾处，有时用一种叫做“一笔荡开”的方法，往往会产生一种“寄意无穷”的效果。这首诗所不同的，是它不在第四句用，而在第三句时即已“荡开”。说愁眉，说泪眼，虽然作者余情未尽，而其他的事情已不必增添，于是忽然揽入一轮明月，以写无可奈何的情态，体现了构思的险谲。这两句看似将全诗截为两段，实际上则是欲断不断，题中用“忆”字，将全诗连贯起来，依然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别是一般滋味”。本来月光普照，遍及人寰，并不偏宠扬州。而扬州的魅力，也不是仅在月色。
诗为传神，有时似乎违反常理，却能深入事理骨髓。“三分”、“无赖”的奇幻设想，也有它的渊源与影响。《论语》中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不过这是赞颂周文王的句子，没有半点诗意。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而徐凝这首诗中的“三分之二”不但是诗意的，而且是新奇的。这些数目字，都不可以常理而论，而具有很强的艺术效果，致使后世之人对扬州的向往如醉如痴，“二分明月”成为扬州的代称。此后宋人苏轼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中“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也不逊色。至于“月色无赖”，后世如王安石“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中的“春色恼人”，即运用了同一手笔。
这首诗赞叹太平寺泉眼的神异、泉水的明净及环境的幽美，表示要在这里卜居，服食修炼，以成正果。全诗可分四段，起结各四句，中二段各八句，运用虚实相生的写法突出了太平寺泉的神奇以及泉水的清与美。
此诗首二句写太平寺的环境，地处高冈，可见不在秦州城内。次二句以根枯衬泉活，岁古显流长。这有如八大山人作画，能于苦涩处见生机，古简处见笔力，细味之始觉其妙。“石间见海眼”，唐人赞山泉古井的神异多谓能通海，当然不一定真通海，这么想这么说，带有神秘感，有助于加强艺术感染力。“天畔萦水府”，见泉眼在寺旁地势较高处。接着写泉眼的神异。“青白”四句写得的确很美，这不是因为对“青白二小蛇”刻画得如何典型，而是在诗人的想象中，这是两条龙的化身。这想象是美的。通过这美的想象，不仅写出了泉眼清澈、蛇游气冒的实景，展现了“潜虬媚幽姿”（谢灵运《登池上楼》）的意境，也藉以一舒胸中抑郁之气。“山头”四句谓山地多石，凿井为难，幸有此味美色清的泉水供十方僧众饮用。“北风”二句写实景平平，“明涵”二句写倒影绝妙。泉水明净，客衣可鉴；涟漪荡影，野趣宜人。山泉既如此可羡，这就难怪诗人动卜居之念、生羽化之想了：“何当宅下流，馀润通药圃。三春湿黄精，一食生毛羽。”
这首诗描述农桑丰饶之年，一个农家各有分工共同努力从事紧张劳动的欢悦情景。诗歌刻画这家三个媳妇的不同个性及其在繁忙时刻的不同表现，并表达了农民对农业不断获取丰收的愿望，以及对改善生活的追求。全诗风调纯美，情趣盎然。
全诗可分两个层次。
第一层由农时人笔，写夏麦上场，春蚕出筐，这正是田家大忙的时节，恰好又是风调雨顺，“阴晴随意”。麦收过后，新秧又已泛青，只见那夫妻双双在田地里忙碌。这真是农家难得的好时光。这一层作者用夹叙夹议的笔法，写出了田家不误农时的勤劳和劳动的热情，赞叹之意已包融在字里行间。
第二层集中笔墨写农家三妇。在蚕已作茧、蚕事正忙之时，大妇绕丝，中妇织帛。中妇年轻，忙里偷闲，不时还要用胭脂打扮一番，比不上大妇操劳顾家，忙得连吃饭都不能及时，一直辛苦到蚕事结束。小妇刚刚过门，不好就让她辛苦，
只是陪着阿婆玩笑度日。这田家辛劳而又和美的情景，是通过家中三位媳妇各自不同的神态举止表现出来的。这里的笔法与辛稼轩《清平乐》词“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相似。辛词依次刻画人物以赞美农家的劳动生活。陈诗则从农家妇女来落笔，排行地位分明，神情各异，更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诗的情趣。第三层写对明年继续得到好收成的祝愿，“剩贮二麦饶丝绵”，农家希望辛苦劳动能结出果实。作者在全诗的结尾，又补写一笔“小妇莫辞担上肩，却放大妇当姑前。”小妇今年是新嫁娘，理当照顾，明年就应该减轻大妇的负担，让她去陪陪阿婆了。
作者在这首古诗里反映了风调雨顺年景农民一家的辛勤劳动生活，也写出了劳动之家纯朴和美的家风，以及获得丰收的喜悦和愿望。作者的赞美田家之情是以质朴真切而又饶有情趣的笔触表现出来的。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