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首五句,从樵夫随身不离的工具——斧子入手,先是运用了两则古代的典故。一则是观看仙人下棋,以致烂了斧柄;一则是飞上天空,修磨七宝月轮:都是充满神奇夸张色彩的传说。可见作者是借物而寓现意境,暗衬出樵夫的不同凡俗:他饱阅世事,所谓“五百年来棋一局,闲看数着烂樵柯”(徐渭《题王质烂柯图》);身手不凡,所谓“从来修月手,合在广寒宫”(苏轼《正月一日雪中过淮谒客》)。咏“樵”而点涉“棋”、“月”,也说明这位樵夫具有雅士的素质。接着的两句,“不将连理枝梢锉,无缺钢多”,是巧妙的双关。表面上它仍是写斧,不去砍伐连理枝梢,故不至于锋刃卷缺。但其实质的含意,读者一目了然:连理枝是人间爱情和美好事物的象征,樵夫对它们爱惜有加,足见他是以仁德和正义为己身追求的有心人。这两句更明显地闪动着人物的身影,为下文对樵夫的直接描写,作了不露痕迹的过渡。
六、七两句对仗,形象而深刻地绘述了樵夫的日常活动。猿猴出没于深山悬崖,“猿枝”极言樵伐之险;野鹤在大树的枝梢上筑巢栖居,“鹤窠”极言山木之高。而樵夫涉险攀高,视同等闲,“不饶过”见出了他的勇敢坚决。山中涧谷乱石崎岖,坡坂泞滑难以驻足,而无论是“石涧”还是“泥坡”,樵夫都如履平地。“惯立尽”三字,体现出他知难而进的无畏气概。
如果说以上的七句已将樵夫的樵薪生活与正直刚强的品格作了充分的表述,那么结尾的三句,无疑是作者歌赞和审美的最强音。作者赞美樵夫,不仅是因为他是生活的强者,更是出于他在精神上的超越。“还参破,名缰利锁,云外放怀歌”,就活脱脱地表现出了一位蔑视名利、傲睨尘俗的高士形象。“云外”二字意兼虚实,既表樵夫的实际处所,又表出他的脱俗风神。元曲中常有对“不识字烟波钓叟”(白朴《沉醉东风·渔父词》)的赞美向慕,本篇这位“放怀歌云外樵夫”,是足以与之比并的。
作者来到未央宫殿的遗址,登上那高大的土台基,思接千载,自然想到了这座宏伟宫殿的营造者,那些辅佐汉高祖刘邦创建大汉帝国江山的开国元勋们,尤其是被刘邦称为“人杰”的张良、萧何、韩信,即世称之为“三杰”者。此三人,或“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或“镇国家抚百姓给馈让不绝于粮道”,或“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为汉王朝的建立,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被封公封侯。反思自己,宦途坎坷,如今“白发满头新”([中吕]《喜春来》)而壮志未酬;张良和韩信,为刘邦开创天下,尽心竭力,建立殊勋,然而当刘邦坐稳皇帝之后,前者被迫急流勇退,后者被杀害于长乐宫钟室之中。想到自己“中年才过便休官”([双调]《水仙子》),又曾因上疏谏内廷元夕张灯事被迫弃官归去,如今虽接受朝廷任命,在关中救灾,但以后的情况又会如何,追忆历史,凭吊古人,想及现实,感念自身,让他“见遗基,怎不伤悲”,写得言真理至,水到渠成,深沉而自然。
下面“山河犹带英雄气,试上最高处闲坐地”二句,应颠倒一下先后次序去理解。作者登上未央宫遗址那高大的土台基之上,举目四望,心胸顿时为之开扩,刚才那种略带伤感的意绪倏然逝去。关中真乃帝王之乡,金城千里,三杰的英名和事业,好象使壮美的山河更增添了绚丽的色彩。向东望去,美丽的山川如在图画之中,向西望去,美丽的山川也如在图画当中,祖国的美丽山河,使诗人心中发出由衷的赞叹。在这里,作者仰慕三杰的英气长存,为河山生色,也就是仰慕三个人物的壮志与功业,这种仰慕之中自然也就透露出作者想建功立业、有所作为的雄心壮志。结合作者在关中救灾时的勤政爱民诸事来看,这样的理解就更有根据了。
这支怀古曲由缅怀历史人物写起,缘事抒情,感情的旋律始抑终扬,先含蓄后明快,起伏跌宕,韵味悠长。
首四句为第一小节,以初见石鼓的时、地领起。言时,用古史笔法,是长篇大赋的常用手段。言地,仅出“见鲁叟”三字,却既点明凤翔孔庙的所之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庄重崇隆,意兼虚实。诗人从政伊始即思先睹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见。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见”的感觉,又实是“旧闻”的印证。石鼓的古拙而玄妙,庄严而飞动,以及诗人快慰而不满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之短短四句之中显露出来了。
“细观初以指画肚”以下十八句为第二小节,具体描写了所见石鼓的情状。诗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画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之口”的懊丧。昔韩愈作《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的喟叹,今诗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石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罢不能。于是有“强寻偏旁推点画”的举动,一个“寻”字、一个“推”字,苦心孤诣,晰然可见。居然不无所得,前后辨认出“我车既攻”等完整的六句来,好比于器玩中识得古鼎、于星辰中识得北斗一般。“犹识”的“犹”字有聊以自慰之意,“仅名”的“仅”字却又见难以餍足之心,诗人此时,可谓憾喜参半。一脔既尝,必细窥全豹。于是诗人着力描摹了石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没者,斑驳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残笔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见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战”,回应前者,饱经风霜、硕果仅存,残破中有劲气。“独立千载”,回应后者,卓然标举、奇古无二,混沌中见精神。叙写至此,意犹未尽,故用“谁与友”的反诘。最后收束到石鼓的大篆书体,上与黄帝、仓颉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礼,下则哺育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光前裕后。这八句用四组对仗,以存、没、显、隐的参错和对比来增加变化;句句如言石鼓之可识,句句又实言石鼓之不可识,然而,句句中却皆有石鼓的“古”“妙”二字之。用笔精炼,而石鼓的态势已历历之目。
“忆昔周宣歌《鸿雁》”以下十六句为第三小节,追叙石鼓的原始。石鼓经近人考证,断为秦时记载国君游猎的刻石,而唐宋人因“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小雅·车攻》的起句相同,多附会为周宣王时物。苏轼也不例外。
周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诗人以“忆昔”突作折笔,以下即转入了对宣王政绩的赞颂。特为拈明“歌《鸿雁》”,不仅仅是为同下句“变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对。《鸿雁》为《诗经》篇名,古人认为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毛诗序》所谓“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内的治绩。诗人重点之歌颂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处仅用一句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诰评作者“得过便过,其捷如风”,颇中肯綮。同样,次句表出当时太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亦隐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诗人认为宣王的中兴,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厌夷王、厉王之乱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适为之辅弼,于是轰轰烈烈,武功烜赫:东征淮夷徐戎,壮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军队如其指挥。掌管外交传言的象胥官,不断献上出自外邦的战利品;方叔、召虎一类的功臣,接连领受国君隆重的赏赐。“杂沓”、“联翩”两组联绵字,可用乐章作比:前者如促节,回应战事的频繁;后者如缓板,状写胜利的平易。至此,诗人方点明石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为推重将帅亦即是推重拨乱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颂和自娱。《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之周之庭······永观厥成。”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诗人断定石鼓是如《诗经·崧高》那样的颂功之作,与衡山岣嵝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从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无纪年、无作者姓名的情节上,进而推见了石鼓特出的一大长处,即“勋劳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风。结末的这段笔墨,实际上是对前所言石鼓辞密难晓的关应和生发。这一小节铺写酣畅,一气呵成。所谓物以人传,人亦以物传,著述宣王的“勋劳”,益见石鼓的崇高。之此小节中,诗人之笔已从石鼓的表象,进入了石鼓的内涵。
第四小节为“自从周衰更七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写石鼓“义不污秦垢”。上文“欲寻”、“岂有”二句运用缓笔,似漫无收束,此处首二句即紧接着突兀而至,犹如天空中适才还是白云冉冉,陡然阴霾一布,霆雨将至,具有撼动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诗人毫不掩饰对暴秦的憎恶。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却等字更见感情色彩。“扫除”二句,为秦朝焚诗书、废礼乐的暴政先定一铁案。之这样严峻的形势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为石鼓的命运担忧。然而,诗人并未接写石鼓所遭受的浩劫,却串入了一段秦时石刻的情况。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石谀功,史载其先后于邹峄山、泰山、芝罘、琅玡、石门、会稽等处立石,这些石刻几乎便是秦人留与后世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内容则无一不是“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语),如芝罘刻石词:“皇帝东游,巡登芝罘······烹灭强暴,振救黔首。”
苏轼不无讽刺地援引了这些话,然与前定案数语对读,可见是欺人之谈。诗人于此串叙中多用讥刺,如以“上蔡公子牵黄狗”称代李斯,预示其日后覆灭的下场;以“后者无继前无偶”状写秦人刻石的骄矜,然而,“后者无继”,又同时带有不齿于后人的寓意。串写这一段,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以秦人“刻石颂功”的伪与劣,反衬出石鼓“功大不矜”的真与高;二是谓秦石既如此作伪,石鼓自然羞与同伍,必定不见容于当世,由此领起下文“此鼓亦当遭击掊”,可见它历劫犹存的不易。昔韦应物《石鼓歌》也写到“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之犹悬隔”。但苏轼于此,挖掘得更深刻,发明得更透彻。石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无明载。诗人遂联想到另一“神物”———相传铸于夏禹时代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石鼓不显于秦,当亦是鬼神暗中呵护吧!这里以“传闻”证未传未闻,虽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关应全篇所叙述的石鼓的古、妙、真、高,可谓神来之笔。
最后四句为第五小节,以感叹石鼓的长存作尾。前面极力铺排石鼓经周之盛,历秦之衰,此处仅用“物自闲”三字轻轻带住。前面大量篇幅驰神走笔于石鼓之中,此处却又忽出作者,与起首四句呼应,而余意固无止尽。
苏轼擅长比喻,描写一件事物,有时接连用比喻,使人应接不暇。此诗即是一例。而此诗还有一大特点,即几乎全篇运用对仗,于整饬中求变化。不少地方开合雄阔,使人浑然不觉。不可否认,有些对句互文见义,少数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细细品味,作者于上下句总求各具重点,尽量扩大其内容的涵量。诗人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之此以前,韩愈、韦应物俱有《石鼓歌》,韩诗尤为著名。韩诗以己身与石鼓的关系为经纬,酣恣行笔,而苏诗则以客观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诗相比,并称名作。苏轼作此诗时,意中处处有韩、韦诗之,于是争奇逞胜,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过。然而,之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复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见功力。
“一竿风月,一蓑烟雨”,是渔父的生活环境。“家在钓台西住”,这里借用了严光不应汉光武的征召,独自披羊裘钓于浙江的富春江上的典故。以此来喻渔父的心情近似严光。上片结句说,渔父虽以卖鱼为生,但是他远远地避开争利的市场。卖鱼还生怕走近城门,当然就更不肯向红尘深处追逐名利了。以此来表现渔父并不热衷于追逐名利,只求悠闲、自在。
下片头三句写渔父在潮生时出去打鱼,在潮平时系缆,在潮落时归家。生活规律和自然规律相适应,并无分外之求,不象世俗中人那样沽名钓誉,利令智昏。最后两句承上片“钓台”两句,说严光还不免有求名之心,这从他披羊裘垂钓上可看出来。宋人有一首咏严光的诗说:“一着羊裘便有心,虚名留得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也是说严光虽拒绝光武征召,但还有求名心。陆游因此觉得:“无名”的“渔父”比严光还要清高。
这词上下片的章法相同,每片都是头三句写生活,后两句写心情,但深浅不同。上片结尾说自己心情近似严光,下片结尾却把严光也否定了。文人词中写渔父最早、最著名的是张志和的《渔父》,后人仿作的很多,但是有些文人的渔父词,用自己的思想感情代替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很不真实。
陆游这首词,论思想内容,可以说在张志和等诸人之上。显而易见,这词是讽刺当时那些被名牵利绊的俗人的。读者不可错会他的写作意图,简单地认为它是消极的、逃避现实的作品。
陆游另有一首《鹊桥仙》词:“华灯纵博,雕鞍驰射,谁记当年豪举?酒徒一半取封候,独去作江边渔父。轻舟八尺,低逢三扇,占断苹洲烟雨。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也是写渔父的。它上片所写的大概是他四十八岁那一年在汉中的军旅生活。而这首词可能是作者在王炎幕府经略中原事业夭折以后,回到山阴故乡时作的。两首词同调、同韵,都是写他自己晚年英雄失志的感慨,决不是张志和《渔父》那种恬淡、闲适的隐士心情。读这首词时,应该注意他这个创作背景和创作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