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从北方、从金人统治下南逃的人,怀着沉痛的心情,诉说故都及其附近荒凉景况和自己的悲惨经历。诗歌通篇都是这位“北来人”说的话,诗人没有出面铺叙事件、描绘场景,也没有穿插任何评判的语言,而诗人的思想感情完全可从北来人的叙述中体会出来。这样的叙事诗,显然是从杜甫“三吏”、“三别”一类的诗化出。这两首五律,记录了一个从金人统治的北方南逃的人的血泪控诉。
第一首描述北宋都城汴梁被占后的状况。开头“试说”二字含义深婉,隐约透露主人公不愿说、不忍说的悲抑心境。从而表明他的诉说是应别人的要求,不得已而为之的。这样,一箭双雕,写说者也就写了听者。听者身居东南,心里却老是惦记着北方的骨肉同胞,急欲知道他们的近况;对于故都汴梁,更是魂牵梦萦,一往情深。面对这样的问讯者,“北来人”诉说着,带着撕心裂肺的痛苦,以致白发频添,忧伤至极。接着正面写东都,交代忧伤的原因。宫殿、铜驼,是都城内的景物,石马是北宋诸帝陵园中的景物。然而,陵园内的石马已残破不堪,长眠于此的北宋诸帝死后还要蒙受亡国之耻。官门外的铜驼倾倒在荒烟蔓草之中,回忆昔日的繁华景象,亡国之痛和身世之悲一齐涌上心头,不禁泣下如雨。诗人选用这些最富特征的事物,涂以想象的浓烈色彩,对人于金人之手的都城面貌进行了艺术概括,用笔简洁而境界全出。“寝园残石马,废殿泣铜驼”,上句一个“残”字显示了陵园的悲惨变化;下句一个“泣”字则寄托了京都居民的哀痛,彼此映照,情景相生,感慨万千,低回不已。故都虽已残破不堪,而遗民的复国信念却始终没有动摇过,以致把边境传来的于南宋不利的消息,当作谣言,不愿听信。那些旧日京师的妇女,如今虽已素发飘萧,境况凄凉,但衣着妆束仍是当年模样。故国之思,终未消歇。
第二首由“北来人”介绍自己南逃的际遇和感触。一家十口同时离开北方,为的是过上安稳日子。不料频罹祸患,亲人相继丧生,如今独自一人,伶仃孤苦,犹如失群的孤雁,竟至无处栖身,被迫寄宿荒凉的寺院,吃的是自家种的蔬菜,穿的还是从中原带来的金人服装。个人的遭遇已然不堪忍受,国家的境况更加令人沮丧。南来以后看不到卧薪尝胆、秣马厉兵的图强之举,那些深院大宅里的当权者,整日歌舞宴乐,不问边情,不忧国事,长此以往,恐怕连偏安的局势也难维持,收复失地更是遥遥无期。“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结语哀痛绝望。
此诗在表达上有三个特点,其一是诗人不转述中间环节,让主人公直接面对读者说话,这样,读者便会感到诗中所陈都是诉说者的亲身所历,语语发自肺腑。其二是运用对比的手法,以中原遗民思念故国与南宋小朝廷权贵歌舞升平相对比,褒贬之意不言而喻。其三是以叙事代替抒情。诗中也有直接抒情的语言,如开头的“试说东都事,添人白发多”和结尾的“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等,但纵观全篇,叙事是其基本手段,从东都说到南国,依次点染,脉络分明,其中提到的人和事都具有某种典型性,融汇成一体,寄托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深长情意。总之,这两首诗注重写实,却不失之板滞,原因在于以情疏导,质朴之外,更见自然流动,颇能体现诗人自己的风格。
孟浩然“为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读了许多书,以求仕途显达,有益于社会。可是“欲济无舟楫”,仕途上屡受挫折,使他陷入了出世和入世的矛盾痛苦中。
第一联“男儿一片气,何必五车书”,以开门见山的方式,描绘出一幅男儿要有英雄气、不必天天在家读书的景致,在武与文的对照中,明确揭示出全篇主旨,把诗人“儒冠误身”的不平之鸣,像江河开闸那样突然迸发出来,给人以强烈的震撼,表现了诗人才大难为用的愤慨心情。这种思想,是由于唐代社会积蕴着浓郁的“英雄”气氛,投笔从戎显然不是诗人的一时激奋之举,而是边塞诗人英雄意识和功名情结长期孕育而产生的结果。
第二联借用《论语》典故,运用概括描写,以旷达的情怀称颂晚辈好勇多才,笔调轻松,感情真挚而又得体。从所用典故来看,告八当为诗人的晚辈。诗人用此诗勉励年轻人从军报国,极具壮逸之气,讴歌建功立业的英雄理想,具有极强的震撼力量。诗人笔下的主人公,心中充盈着豪荡侠情和肝胆意气。有志男儿凭此足以立功边陲。诗人对豪勇意气的赞美之情,正是盛唐人心绪的真实流露。
第三联承接前面的才气对照,再写两人的不同遭遇。一个“运筹勇入幕”,一个“养拙就闲居”,在鲜明的对照中,表达出对告八的鼓励和羡慕,流露出自己不得不隐居的苦情。这对当时人们在儒术之外,还重侠尚武的社会思潮作出了很好的揭示。
末联写诗人借用汉代疏广、疏受叔侄二人的典故,以功成身退互勉,在消积中蕴含着积极和奋发,在隐逸中充满了幻想和期望,又告诫告八必须像汉代疏广、疏受叔侄一样,知进知退,切莫贪恋禄位。功成名就之后又双双归卧田园的典故,以抒发诗人对告八必能恃才建功且会功德圆满的信心。这种热切期盼和信心,同样从一个侧面辉映出典型的盛唐面影。
此诗忧而不伤,哀而不怨,虽失意但无苦语,送友人而不见别绪,风格俊爽,颇有韵致。此诗奇句写告八,偶句写自己,句句对照,写得颇有特色。诗中处处闪现着男儿的豪情志节,充溢着一股不同于多婉约情调之宋词的阳刚之气。一方面写告八从军,鼓励他上进;一方面写自己,想求功名后身退。诗中处处照顾到两者的相互关系。最后,以功成身退的“两疏”互勉。写得既真挚而又得体。诗人借送别告八从军,抒发了自己“魏阙心常在修,希求立功成名”的思想,发出了书多无用,功成便退的感慨。
词的上片以惜花托出别恨,起首三句描绘春深花落景象。所谓“卷絮风头”,可参看章质夫咏絮词的形容:“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昔人又多以飞絮落花作为寒意将尽的晚春季节的特色,如“绿阴春尽、飞絮绕香阁”,“落红铺径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园憔悴杜鹃啼、无奈春归”。下面“坠粉飘香”等等,进一步形象地刻绘了花儿的飘谢,斜风过处,但见落英纷纷,清芬沁人,真如小晏词所云:“东风又作无情计,艳粉娇红吹满地。”这些虽说是写晚春景色,而惜春之意也蕴含其中。
“新酒”两句。转而直接抒情,情感的内涵由惜春转向怀人,并通过以酒遣愁的细节强化这种情感。“又添”两字,加强语气,径直道出因怀人而中酒频仍。“残酒困”,是从“残花中酒”,又是去年病“生发而来。全句与”借酒浇愁愁更愁“的意思接近。”不减“两字,作一回旋。虽说所思远道,只能以酒消愁,而离恨却并不因为分别时间久长而稍有减退。这样,语气更显得委婉,而语意也深入了一层。
词的下片,因音问断绝而更增暮愁过片三句,极写孤独之感,不惟无人可问,连蝴蝶儿、黄莺儿也都飞往别处,只剩下自己独倚高楼,凝望碧水。双鱼,指书信。古诗云:“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小晏《留春令》曰:“别浦高楼曾漫倚,对江南千里。楼下分流水声中,有当日凭高泪。”前者以碧水兴起双鱼,引出倚楼盼望来书而终归失望之情。后者从流水声中联想当年倚楼怀人泪滴入水的景象;一是盼而不得,一为忆而弥悲,都能表达出真挚的情意。
结末两句,抒写了因怀人,伤春而生发的绵绵愁恨。横波,指美目。李白诗云:“昔为横波目,今作流泪泉。”“秋一寸”,也指目,李贺诗有“一双瞳人剪秋水”之句。“恼乱”犹言撩乱,黄昏景色撩乱她的眼目,更触动了她的愁绪。沈际飞云:“斜阳目,各有其境,不必相同。一云‘却照深深院’,一云‘只送平波远’,一云‘只与黄昏近’,句句沁入毛孔皆透。”“斜阳却照深深院”,是说午梦酒醒,但见小院深深,春色已尽,只有斜阳一片,徘徊不去。“斜阳只送平波远”写行人乘舟去远,唯见一抹残阳,映照平波,悠悠而逝。两者都是以夕照下的景色衬托离愁。而“只与黄昏近”是接上面“恼乱”句而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眼见白昼将尽,长夜即至,送春滋味,念远情怀,此处不说愁恨而愁恨自见。
王灼《碧鸡漫志》云:“赵德麟、李方叔皆东坡客,其气味殊不近,赵婉而李俊,各有所长。”的确,赵氏之词以清丽婉转见长,此词正体现了这一风格。
袁凯,字景文,江南华亭(今上海市奉贤区陶宅)人,元朝末年当过小小的府吏,博学有才,写得一手好诗。大明洪武三年(1370),袁凯被荐授为御史,成为皇帝的近臣。
朱元璋坐稳江山后,疑忌心大膨胀,臣属因一句话或几个字而被杀的不少。袁凯也不例外,由于朱元璋的猜忌,不久他便被逼装疯,食狗彘之食,才幸免于死。这便是他的一生,因此在他存世不多的诗作中大都充满了悲苦之音。这首《淮西独坐》是很典型的一首,内容很一般,也没有什么愁、苦、哀、泣之类的词语,但读来却令人“悲惋欲涕”。
第一句“潇潇风雨满关河”点明客观环境,风雨之时最易使人产生一种飘忽不定的情绪,充分感受到自然威力的巨大以及人生的孤弱、渺茫。第二句写作者个人的活动:独坐西楼,酒已饮尽,酒兴阑珊,正感到百无聊赖,这时天边一声雁唳,有远而近,复由近而远,渐渐地过去了,消逝了,一切又归于岑寂。以上二句所写的都是平淡而一般的日常生活,既没有惊风暴雨的震荡,也没有生离死别的摧伤,那么离乡的行人为什么头都白了呢?“异乡秋色不胜多”啊!这是一句十分精辟的生活格言,正如“贫疑陋巷春偏少,贵想豪家月最明”,自然景物本无差异,然贫富不同,感受便不同。客中与家乡的光景也是如此,喜者见喜,忧者见忧,在离人的眼光中遂不免处处皆秋,事事可愁了。这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特征,几乎人人都有类似的体验,所谓人人心中所有,口中所无,然袁凯却能准确地、生动而形象地将它表达出来,这大概便是这首小诗脍炙人口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