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年戍边塞,过却芳菲节。”这首诗开头写的是长期戍守边塞的士卒,在春天到来的时候,萌生思乡的情感。
“东风气力尽,不减阴山雪。”则是渲染边塞士兵的凄凉心境和对温暖、对故乡、对和平的热切向往。
“萧条柳一株,南枝叶微发。为带故乡情,依依藉攀折。”柳枝亦向南,是因为人从南方而来,似有同乡的情谊,因此,柳枝亦带有依依的感情,给予人攀折枝条以寄离情。
“晚风吹碛沙,夜泪啼乡月。”而到了夜晚,晚风中含着无数的沙尘,看着与故乡同样的明月,思乡之情再也抑制不住,于是“夜泪啼乡月”。
“凌烟阁上人,未必皆忠烈。 ”两句对那些以无数士卒的生命换取自己的功业的将军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有了这些铺垫,当读到“凌烟阁上人,未必皆忠烈”时,对作者怨愤之情就会有深切的体会。这首诗写的是经过无数场残酷战争,士兵有一身的伤痕——“赤肉痛金疮”,而那些将领却成了卫霍那样的大功臣。
作者先描绘了达官贵人、名娃闺秀、名妓闲僧、慵懒之徒四类看月之人;与这些附庸风雅的世俗之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后一类,即作者的好友及佳人,其观景赏月时行为的持重高雅、情态气度与西湖的优美风景和谐一致。作者对五类人的描述,字里行间不见褒贬之词,然孰优孰劣、孰雅孰俗则昭然若示。文章表面写人,又时时不离写月,看似无情又蕴情于其中,完美而含蓄地体现了作者抑浅俗、颂高雅的主旨。
农历七月半,正当月圆之际,此时游湖,本应赏月观景,文章一开头却说“一无可看”,先将题目正面一笔扫倒,接着说“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从反面揭题,选择一个独特的视角来抒写自己的观感。开头这闲闲两句,简练警切,不落俗套,且直接导出下文。
接着即写“看七月半之人”。七月半游湖之人千千万万,何能遍看,作者自有手眼,即“看五类看之”。
其一,是有身分、有地位的官僚,坐着豪华的大船,摆开丰盛的宴席,奴仆侍奉,演员献艺,船上灯火通明,声乐齐鸣,好不气派。这种人“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即有意自炫而无心赏月,作者一语刺破此辈假冒风雅的嘴脸。
其二,是豪富之家,千金闺秀,携带美貌家童,露坐于船上的平台上,哭哭笑笑,娇声娇气,左张右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这一类人是乘机玩乐,本不想看月,也不必作出看月的样子,其有别于第一类者在于不借“看月”之名,虽然庸俗,却不假冒风雅。
第三类,船上有声歌,有名妓闲僧随侍陪游,可见也非等闲之辈。浅斟低唱,颇有韵致,且“亦看月”,较之“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和“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的前二类人,似乎要风雅一些。作者用了四个“亦”字,正是比较而言。但这一类人虽然“亦看月”,更重要的却在于“欲人看其看月”,则不免有意做作,其“风雅”也要大打折扣了。
第四类,是一批市井好事之徒,他们与前三类大不同,不坐船,不乘车,衣衫不整,三五成群,在人丛中乱挤乱撞,专拣热闹处钻。他们大呼小叫,旁若无人,甚至假装酒醉,东倒西歪,手舞足蹈,嘴里哼着走了调的流行曲调,左顾右盼,洋洋自得。此辈“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无所不看,而“实无一看”。他们看此为乐,什么雅与俗,统统不在话下。古往今来,大凡在人群簇拥的热闹场合都能碰到此辈。作者在此白描传神。
第五类,是清雅之士。他们坐的是小船,船上还挂着细薄的帷幢,大约是不想露面吧。明净的几案,通红的沪火,煮好茶,慢慢地品味,二三好友,绝色佳人,一同赏月,确实雅兴不浅。但是他们不想被人看见,有的把小船隐蔽在树荫下,有的则悄悄地划向里湖,躲避喧闹的人群。他们在清净处得看从容看月,而不被别人看见,他们的看月纯是兴之所至,自然而然,并无做作之态。
作者写五类人,观察细致,描绘生动,各色人等,无不现身纸上,而作者似乎不动声色,五个“看之”,大有冷眼旁观之概。然而他的主观褒贬之情还是从笔下的形象中表现出来了,第一类是假冒风雅的官僚,第二类是无意风雅的豪门,第三类则欲显风雅而不免做作,第四类是不知风雅为何物的市井好事之徒,第五类是不欲显其风稚而真正风雅的文人雅客。作者对前二类人显然嗤之看鼻;对第三类有所肯定,也有所讥刺;对第四类虽然不作肯定,却似乎欣赏其放荡中亦有几分天真;对第五类则显然引为同调。五类人,依次写来,如镜头推移,声态各异,境界不同。纷杂的情景再现于笔下,作者并不现身评点,却于客观的画面中分雅俗、寓褒贬,兼有史笔与传神之妙。
第二段写杭人游湖好虚名,凑热闹。“已出酉归,避月如仇”,即喜欢白天游湖,像怕见仇人一样躲开月亮。袁中郎在《晚游六桥待月记》中也批评过杭人只爱白天游湖,不会选择时间,白白放过西湖最美的时刻。农历七月十五之夜,例应游湖,杭人出于好名,则成群结队而出。西湖在杭州城西,游湖须经城门,而城门关闭有定时,这一晚就多赏给守门的兵士一些酒钱,好晚些关门。二更看前,湖上人声乐声,闹成一片,“如沸如撼,如魔如吃,如聋如哑”,连下六喻,形容声音嘈杂,含糊难辨一。这一片刺耳的嘈音,破坏了西湖月夜的静谧气氛。这是写听觉感受的不堪。从视觉一面来说,则“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连用四个短句,将湖上密密麻麻舟船相触,肩摩踵接的拥挤状况形容尽致。拥挤中的人群,哪里还有兴致赏月,见到的无非是一张张贴得很近的油汗淋漓的面孔罢了。这与其说是游湖,不如说是赶市。“少刻兴尽”,狂热的兴头维持不了多久,官老爷们宴席已散,衙役喝道,率先离去。船上的人也纷纷上轿,轿夫还看城门将闭来催促人们上岸,岸上的人也争先逐队进城。各色人等作鸟兽散。灯笼火把,排列成行,如闪烁的星星在夜幕中移动消失。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莫名其妙,名为游湖看月,实与西湖风月毫不相干。这一段插叙,回应开头“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的论断,具体描写,缴足其意,同时又为下文作铺垫和反衬。
“吾辈始般舟近岸。”最后一段从前面第三人称的叙述,突然转为第一人称的“吾辈”,叙述角度变换了,加强了主观的抒情色彩。“始”字,很可玩味,表示喧闹嘈杂的场面一告结束,西湖恢复了宁静安闲的本貌,湖山美景即开始属于“吾辈”,“吾辈”也就开始登场了。“断桥石瞪始凉”,这个“始”字,则表示被人踩热的石阶也刚刚退烧,恢复平静,这是一种外化了的心理感受。“此时月如镜新磨,山复整妆,湖复靧面”三句,则写一种崭新的审美感受,唯“此时”才能有此感受。一规圆月,如新磨之镜,清光格外皎洁可爱;湖光山色,如美人重新梳妆打扮,益发显得容光照人。此时,对景畅怀,与客纵饮,“向之浅斟低唱者出,匿影树下者亦出。吾辈往通声气,拉与同坐”。“浅斟低唱者”即前文所写之第三类人,大醇小疵,还算有赏月雅兴;“匿影树下者”则为第五类清雅之士。五类人中唯此二者独留,故与之声气相通,有共同语言,拉来同坐。“韵友来,名妓至,杯著安,竹肉发”,这四个短句,写相得共赏之乐,节奏欢快,心情亦极欢快。“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写通宵盘桓,兴尽方散,与前文众人游湖匆匆聚散恰成对照。兴尽而散,却并不急于回城,而复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这个富有诗意的结尾,更显得雅韵流溢,余香沁人。可见西湖七月半自有其迷人之处,一被俗人点污,则一无可看;一成为雅人的世界,则处处是诗。作者的审美情趣自然是高雅脱俗的,但也不免传统文人孤高自赏的毛病。
此文写人物场景,极纷繁复杂,而又极有条理。五类人物,两种场景,写来如见其人,如临其境。其观察之深人细致,笔墨之精练老到,确实令人佩服。行文错综,富于变化,转接呼应,均极自然。开头奇警峭拔,结尾则韵味悠长,全篇运用对比映照,严于雅俗之分,而又妙在不作正面按断。
诗虽然是率然成章,不像梅尧臣大多数作品经过苦吟雕琢,但诗风仍以闲远洗练为特色,尤多波折。全诗分五层写,中间多转折。首四句直写河豚鱼,即一般咏物诗的着题。诗说当春天小洲上生出荻芽,两岸柳树飘飞着柳絮时,河豚上市了,十分名贵。这四句诗,一向被人称道。一是由于起二句写景很得神似,而又以物候暗示河豚上市的时间;二是接二句明写,而以鱼虾为衬,说出河豚的价值。这样开篇,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欧阳修分析说:“河豚常出于春末,群游而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故知诗者谓只破题两句,豚道尽河豚好处。”陈衍《宋诗精华录》也说这四句极佳。不过,也有人指出,河豚上市在早春,二月以后就贱了,“至柳絮时,鱼豚过矣”(宋孔毅父《杂记》)。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对此又反驳说,待柳絮飞时江西人才吃河豚,梅诗并不错。略去事实不谈,可见这首诗在当时及后世影响都很大。此诗开篇很好,欧阳修曾说:“故知诗者诵止破题两句,豚道尽何豚好处。”(《六一诗话》)
以下八句忽作疑惧之词,为一转折。“其状豚可怪,其毒亦莫加”,二句先总括。以下再分说其“怪”与“毒”。河豚之腹较其他鱼大,有气囊,能吸气膨胀,眼镜突出,靠近头顶,故形状古怪。诗人又加夸张,称其“腹若封豕(大猪)”、“目犹吴蛙(大蛙)”,加之“忿”、“怒”的形容,河豚的面目可憎也就无以复加了。而更为可畏的是,河豚的肝脏、生殖腺及血液含有毒素,假如处理不慎,食用后会很快中毒丧生。诗人用“入喉为镆铘(利剑)”作比喻,更为惊心动魄。诗人认为,要享用如此美味,得冒生命危险,是不值得的。“若此丧躯体,何须资齿牙”二句对河豚是力贬。
但是,怕死就尝不着河豚的美味,而尝过河豚美味的人,则大有不怕死的人在。“持问南方人”以下,写自己与客人的辩驳。河豚既然这么毒,不应该去吃,可是问南方人,却说它的味道鲜美,闭口不谈它能毒死人的事。对此,作者发出了感叹。诗先引了韩愈在潮州见人吃蛇及柳宗元在柳州吃虾蟆的事作一跌,说似乎任何可怕的东西,习惯了也不可怕。在举了蛇及虾蟆,呼应了前面的“怪”字后,诗进一步呼应“毒”字,说蛇及虾蟆虽怪,但吃了对人没有妨害,而河豚则不然,“中藏祸无涯”。最后,作者得出结论:河豚鱼味很美,正如《左传》所说“甚美必有甚恶”,人们难道能不警惕吗?这样评论,表面上是揭示人们为求味道的适口而视生命不顾,取小失大;如果联系现实生活的各方面来看,是在讽刺人世间为了名利而不顾生命与气节的人。
从“我语不能屈”句至篇终均写作者的反省。这部分可分两层。诗人先征引古人改易食性的故事,二事皆据韩愈诗。韩愈谪潮州,有《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诗说:“唯蛇旧所识,实惮口眼狞。开笼听其去,郁屈尚不平。”柳宗元谪柳州,韩愈有《答柳柳州食虾蟆》诗说:“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而君复何为,甘食比豢豹。”诗人综此二事,说可憎如“笼蛇”、“虾蟆”,亦能由“始惮”至于“甘食”,所以食河豚也是无可厚非。然而他又想到蛇与虾蟆虽形态丑恶,吃它们终究于性命无危害,不像河豚那样“中藏祸无涯”。联系上文,河豚的味道“美无度”,又是蛇与虾蟆所不可企及的。
“美无度”,又“祸无涯”,河豚正是一个将极美与极恶合二而一的奇特的统一体。于是诗人又想起《左传》的一个警句:“甚美必有甚恶。”他认为以此来评价河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欧阳修说:“诗作于樽俎之间,笔力雄赡,顷刻而成,遂为绝唱。”《历代诗话》卷五十六载,刘原父因梅尧臣作这首诗,认为可称他为“梅河豚”。梅尧臣的诗力求风格平淡,状物鲜明,含意深远。欧阳修在《书梅圣俞稿后》说他“长于体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这首诗正符合这一评价。梅尧臣处在西昆体诗统治诗坛的年代,他反对堆砌词藻典故,主张学习风雅,提倡诗歌将下情上达、美刺时政,写了不少反映下层生活的诗。这首写河豚的诗,也是通过咏河豚,隐讽社会,所以被当作梅尧臣的代表作之一。欧阳修是梅尧臣的知己,清代姚莹《论诗绝句》有“宛陵知己有庐陵”句。欧阳修作诗学韩愈,喜发议论,杂以散文笔法,梅尧臣这首诗也带有这些特点,所以被欧阳修推为“绝唱”。欧阳修还在《书梅圣俞河豚诗后》说:“余每体中不康,诵之数过,辄佳。”还多次亲笔抄写这首诗送给别人。
挽歌,即“輓歌”。古人送葬时,执绋挽丧车前行的人所唱的哀悼死者的歌。崔豹《古今注·音乐》:“《薤露》、《蒿里》,并丧歌也。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丧之,为作悲歌。至孝武时,李延年乃分二章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为挽歌。”
此首通篇写送殡下葬过程,而突出写了送葬者。
“荒草”二句既承前篇,又写出墓地背景,为下文烘托出凄惨气氛。“严霜”句点明季节,“送我”句直写送葬情状。“四面”二句写墓地实况,说明自己也只能与鬼为邻了。然后一句写“马”,一句写“风”,把送葬沿途景物都描绘出来,虽仅点到而止,却历历如画。然后以“幽室”二句作一小结,说明圹坑一闭,人鬼殊途,正与第二首末句相呼应。但以上只是写殡葬时种种现象,作者还没有把真正的生死观表现得透彻充分,于是把“千年”句重复了一次,接着正面点出“贤达无奈何”这一层意思。盖不论贤士达人,对有生必有死的自然规律总是无能为力的。这并非消极,而实是因勘得破看得透而总结出来的。
一篇最精彩处,全在最后六句。“向来”犹言“刚才”。刚才来送殡的人,一俟棺入穴中,幽室永闭,便自然而然地纷纷散去,各自回家。这与上文写死者从此永不能回家又遥相对照。“亲戚”二句,是识透人生真谛之后提炼出来的话。家人亲眷,因为跟自己有血缘关系,可能想到死者还有点儿难过;而那些同自己关系不深的人则早已把死者忘掉,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论语·述而篇》:“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这是说孔子如果某一天参加了别人的丧礼,为悼念死者而哭泣过,那么他在这一天里面就一定不唱歌。这不但由于思想感情一时转不过来,而且刚哭完死者便又高兴地唱起歌来,也未免太不近人情。其实孔子这样做,还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诉诸理性的表现;如果是一般人,为人送葬不过是礼节性的周旋应酬,从感情上说,他本没有什么悲伤,只要葬礼一毕,自然可以歌唱了。
陶渊明是看透了世俗人情的,所以他反用《论语》之意,爽性直截了当地把一般人的表现从思想到行动都如实地写了出来,这才是作者思想上的真正达观而毫无矫饰的地方。陶之可贵处亦正在此。而且在作者的人生观中还是有着唯物的思想因素的,所以他在此诗的最后两句写道:“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死只是意味着一种人际关系的脱落,尘缘的结束。这只是一种极其正常的生命代谢,是托身大山魂归自然的皈依。这在佛教轮回观念大为流行的晋宋之交,实在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唯物观点。这种自然的死亡观也让诗人本来贫病交加的命运化为诗化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