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第九回,书中写道长安城外泾河岸边有两个贤人,一位是渔翁张稍,一位是樵夫李定。一日,他们在长安城里卖了鱼和柴,便进入酒馆之中吃了个半醉,徐步而归。二人以对诗的形式,夸赞渔樵生涯。这首词,是他们对诗的第七首,是渔翁张稍所唱。
这首词的上片四句,作者以白描的手法描绘出了一副月夜江天的优美画面。红色的蓼花,黄色的芦叶,辉映着月光,沐浴着江风,江水中的星星闪闪烁烁,营造了一种清幽、辽阔的意境,而且富有碧感。词的下片四句,则是描述了渔人撒网,垂钓的乐趣,得到鱼后便烹煮起来,味道特别鲜美。有鲜鱼,有从酒馆里带回来的美酒,便可以笑傲江湖,游戏人生,浮云富贵,粪土王侯了。这首词上片重在写景,下片重在抒情,给人以一种潇洒出尘之感。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自战国楚宋玉《九辩》以来,“悲秋”就成为中国古典诗赋的传统主题。而前人以“九九重阳”为题材的诗章词作,更借凄清、萧瑟、衰飒的秋色状景托怨情、兴别恨,少有不着一“悲”字者。诸如王维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杜甫的“弟妹萧条各何在,干戈衰谢两相催”、杜牧的“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苏轼的“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悲”等,或叙写羁旅他乡的孤寂清冷,或叙写羁旅他乡的孤寂清冷,或寄寓伤时忧国的凄怆痛楚,或倾吐落拓失意的抑郁苦闷,或抒发获罪被贬的万端感慨,皆“婉转附物,怊怅切情”。毛泽东的这首词却脱尽古人“悲秋”的窠臼,一扫衰颓萧瑟之气,以壮阔绚丽的诗境、昂扬振奋的豪情,唤起人们为理想而奋斗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情操,独步诗坛。
此词以极富哲理的警句“人生易老天难老”开篇,起势突兀,气势恢宏。“人生易老”是将人格宇宙化,韶光易逝,人生短促,唯其易逝、短促,更当努力进取,建功立业,莫让年华付流水。“天难老”却是将宇宙人格化。寒来暑往,日出月落,春秋更序,光景常新。但“难老”并非“不老 ”,因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抗拒的规律”(毛泽东《矛盾论》)。“人生易老”与“天难老”,一有尽,一无穷;一短促,一长久;一变化快,一变化慢。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既对立又统一。这并非“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一古老格言的简单趋附,而是立足于对宇宙、人生的清理并茂的认知和深刻理解的高度,揭示人生真谛和永恒真理,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具有极强的审美启示力。“岁岁重阳”承首句而来,既是“天难老”的进一步引申,又言及时令,点题明旨,引起下文:“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今又重阳”是“岁岁重阳”的递进反复,年年都有重阳节,看似不变,其实也在变,各不相同:如今又逢佳节,此地别有一番风光。
古有重阳登高望远、赏菊吟秋的风习。在历代诗文中,重阳节与菊花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身逢乱世的诗人,往往借写菊花表达厌战、反战之情,即菊花是作为战争的对立面出现的。但毛泽东笔下的“黄花”却是和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联系在一起的。这“黄花”既非供隐士高人“吟逸韵”的东篱秋丛,亦非令悲客病夫“感衰怀”的庭院盆景,而是经过硝烟炮火的洗礼,依然在秋风寒霜中绽黄吐芳的满山遍野的野菊花,平凡质朴却生机蓬勃,具有现实与象征的双重性,带有赋和比的特点。词作者是怀着欣悦之情来品味重阳佳景的。黄花装点了战地的重阳,重阳的战地因此更显得美丽。“分外香”三字写出赏菊人此时此地的感受。人逢喜事精神爽,胜利可喜,黄花也显得异常美丽;黄花异常美丽,连她的芳香也远胜于往常。这一句有情有景,有色有香,熔诗情、画意、野趣、哲理于一炉,形成生机盎然的诗境,既歌颂了土地革命战争,又显示了作者诗人兼战士的豪迈旷放的情怀。尽管“人生易老”,但革命者的青春是和战斗、战场、解放全人类的崇高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并不叹老怀悲,蹉跎岁月,虚掷光阴,而是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为革命而战,一息尚存,奋斗不止。
下片承“岁岁重阳”“今又重阳”的意脉,写凭高远眺,将诗的意境向更深更阔处开拓。岁岁有重阳,秋去又秋来,“一年一度秋风劲”,这个“劲”字,力度极强,写出秋风摧枯拉朽、驱陈除腐的凌厉威猛之势,笔力雄悍,极有刚健劲道之美。此情豪迈异于东风骀荡、桃红柳绿、莺语燕歌、温柔旖旎的春日风光。但劲烈的西风、肃杀的秋气在作者心中引起的不是哀伤,而是振奋。诗人的感情、战士的气质决定了他的审美选择:“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天朗气清,江澄水碧;满山彩霞,遍野云锦,一望无际,铺向天边,极写景色之瑰丽。
整首词有情有景,有色有香,熔诗情画意、野趣、哲理于一炉,形成生机盎然的诗境,既歌颂了土地革命战争,又显示了作者诗人兼战士的豪迈旷放的情怀。以壮阔绚丽的诗境、昂扬振奋的豪情,唤起人们为理想而奋斗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情操。
这首诗的前半写景,后半抒情。作者从大处落墨,把潞公的居第放在嵩山千重雪、伊浦一片天的壮阔背景中来写,由远及近,描绘了一个依山傍水的宁静庄园,令人神思超越尘俗。后半篇却笔锋突转,撇开隐居生活的进一步刻画而侃然阐发议论,说国之大厦须柱石支撑,文、富等人正是国之栋梁,作者又以渡河为喻,说明他们经邦济世的宏图必得倚仗君王方能实现。但可悲可叹的现实却是:潞公虽曾像萧何一样为君王的左右手,如今却被投闲置散,只能满足于庄园的宴游之乐,此中对神宗深含讽喻。诗中亦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表达了司马光被迫闲居的幽愤心情。
前四句写潞国公庄园的景色。作者采用中国画以写意为主的泼墨笔法,粗线勾勒出了一幅“山沓水匝、树杂云合,”(《文心雕龙·物色》中语)的山水画图。那淡淡的远景是嵩山,山峦重叠的峰顶上覆盖着白皑皑的积雪;那茫茫的一片是伊水,水天相连,浑然一色。画面近处,浓墨点染的是大片平整的土地,矗矗楼台、潺潺清泉镶嵌其间;小溪两旁,柳枝低垂,轻拂水面。远近相宜,虚实相生,浓淡相间,一幅简远恬静的庄园山水图历历在目。置身其间,使人流连忘返。
然而出乎人意料之外,五六句作者笔锋突兀陡转。“国须柱石扶丕构,人待楼航济巨川”两句,耸然挺拔,别开一境,将前四句闲淡平和的气氛拓宕开去,而转以“正肃之气”代之。面对如画的风景,作者却无心观赏,反而勾起了他满腹愁绪、无限心事。那高峭入云的嵩山,如同撑起了苍穹一角;国家这座大厦,也正是需要如嵩山这样刚直有力的柱石来撑扶。那茫茫一色的伊水,深广莫测,人若想到达彼岸,小船独舟是不行的,需凭借楼船才能征服它。这两句承接首联,隐喻国家的治理须依靠大臣之力,而辅弼大臣又须仰仗皇帝的威势才能使自己的政治主张、治国纲领得以实现。此联从前四句淡远的景致中振起,气魄很大,气势很盛,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符合司马光的大臣身份。
正当作者雄心勃勃策划“扶丕构”、“济巨川”之时,历史的阴云却又飘至他的心头。他抚今追昔,又生感慨,笔势又陡然下跌:“萧相方如左右手,且于穷僻置闲田。”当年的名相萧何辅佐汉高祖,曾被视为左右手,殊荣加身,然而终遭猜忌,有人劝他“多买田地,贱贯贷以自污。”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萧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且”字点出了昔日的萧何、后来的潞国公并包括作者本人在内,买田建馆,投闲置散,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形势,不得不以此自娱消遣。作者把潞国公比作萧何,实际上也是自况,既含蓄地赞扬了潞国公(也包括他自己)的辅君治国才干,又隐隐讽喻了宋神宗如当年猜忌功臣的汉高祖,在“国须柱石”之际,却将得力大臣排斥于朝廷之外。
全诗波澜起伏,感情抑扬有致。前四句写眼前景,笔起云烟,历历如绘,平和匀称。眼前景勾起心底情。五六句触景生情,骤然振起,气势轩昂,情感冲动。结尾又陡然抹倒,历史如彼,现实如此,不尽之意,尽在言外。这并不是出于作者的有意做作,而是由生活的矛盾所决定的。闲散的生活和宏伟的抱负、平静的风景和强烈的感情构成了生活中的巨大矛盾,作者把这个矛盾写出来,就形成了诗中起伏的波澜和抑扬的章法。
《孟子·离娄》中说孔丘曾听到有小孩子唱这首歌,并没有指明在何处听到此歌谣; 广为接受的说法是谓指水清澈的样子,并非特指某一江河。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注释:“浪,音郎。沧浪,水名。缨,冠系也”。《楚辞·渔父》写屈原听过渔父唱这首歌,因屈原曾被放汉北。
就诗的蕴含而言,首先,因为江河之水同洗浴联系起来是在天气和暖之时,而且是一件愉快的事,所以这首诗从意象上来说是美的,从情调上来说是轻松的。其次,作为产生在民间的歌谣,似乎同屈原作品中表现出的喜好修洁的思想也不无关系。洗浴和修身,这是至今常被人们联系起来的一对比喻。再次,它表现了一种贴近自然、适应自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可以说,它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最基本的思想。
这首歌说:人根据水的清浊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和行动,清的时候洗冠缨,浊的时候洗脚。就生活实际而言,水浊自然不便洗冠缨,但清水洗脚,也应更好,脚虽贱,不至于没有在清水中洗一下的资格。所以,这首歌乃是表现着一种人生的哲理。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这首诗中提到“水”,提到“我”,提到水的“清浊”变化,它正是揭示了某种关系。由于其语言的质朴和含蓄,人们可以从不同方面来理解。这里首先让人想到的是人同社会、同周围环境的关系问题。《楚辞·渔父》中写屈原在“众人皆醉”的情况下“独醒”,“众人皆浊”的情况下“独清”,因而遭到放逐。渔父是一个隐者,对事物抱着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所谓“不凝滞于物而与世推移”。所以他劝屈原随波逐流,屈原不听,他便唱着这首歌鼓枻而去。渔父是将世事喻为“水”,水之清浊人不能制,但人可以根据水的清浊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是水所无可奈何的。如果从人同自然的关系上说,掌握规律,为我所用,这是对的。但渔父是以此来表现他无是非、无原则、明哲保身的生活态度,这就有问题了,当然也就同屈原那种坚持真理、九死未悔的精神格格不入。
如果以水喻一个人的品性,以人对清浊有差的水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喻社会对一个人的评价。则这首歌的启迪意义又不相同:只有你“清”,人们才拿来“濯缨”;如果你“浊”,人们就只拿你来“濯足”。故孔子在听到孺子歌这首歌,便对他的学生说:“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作为人生的经验来说,孔子的解释更具积极意义。
一首诗能够对具有不同阅历、处于不同环境、面临不同问题的人都有启迪,应当是可以不朽的。《孺子歌》正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