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闺怨词，主人公是一位对情人爱极又恨极的歌妓。词一开篇，“坠髻慵梳，愁蛾懒画”一组四字对偶句，直接表现这位妇女的精神状态，发髻已松散了，而她却“慵梳”；娥眉已经含愁不展了，而又“懒画”。司马迁在《 报任安书 》中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女主人公没有心情梳妆打扮，似乎是与“悦己者”有关。“心绪是事阑珊”是对前面的一个总结，描述她心绪不佳，消沉倦怠，任何事情都无心去做了。这三句由外到内，女主人公的行为源于心绪不佳，从而揭示了女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凡事都打不起精神来做，不只梳妆打扮是如此。内里意兴阑珊，外则面容憔悴了，身体消瘦了。“金缕衣宽”，衣裳变得宽大了，便是身体瘦下去了的证据。古人每以衣带宽松表示身体消瘦，柳永《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词也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之句。
以上几句塑造了一个神情憔悴、心绪烦乱的女性形象，在写法上沿袭了唐五代以来对懒美人的类型化描写，与温庭筠笔下的“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很相似。但接下来的两句，就冲出了类型化的窠臼，成为“这一个”女子所独有的自白。“认得这疏狂意下，向人诮譬如闲。”想来那轻狂的浪子一定又在外面若无其事地同别人调笑取乐，早把我丢在脑后了。女主人公之所以无心梳妆，消瘦憔悴，都是因为“疏狂”的他。“认得”表明她非常了解这个负心人风流轻狂的性情，也暗示了他如此这般也不是第一次了。用“这”字领出，有表意的功能，甚至起着强化的作用。这个“人”字是女子自呼口吻，用来表达女子怨恨的心情。至此，作者将抒情主人公思念怨恨的对象点明了，对方对自己的态度也已明了。
市民妇女比较注重现实的个人利益，不愿听人摆布自己的命运。所以，词中的女子并不因这个“疏狂”的年青人，而长久地沉溺忧伤之中。她要进行抗争，甚至可以采取各种报复行动。“把芳容整顿”，这是她不甘向命运屈服的第一步。这句与开篇二句照应。由“芳容”一词可知，女主人公对自己的容貌还是很有自信的。“恁地轻孤，争忍心安”，这是上片词意的小结，预示着她将要发泄一腔不平的怨恨。至此，上片在女主人公决心振作起来的时候结束了，这也暗示了下片词意发展的线索。
过片补叙浪子违约不归，骗取了她的忠贞，把怨愤之情推向了顶点。“依前过了旧约”，他又像从前一样背盟失约，逾期不归。“依前”说明他已不是第一次不信守诺言了。“甚当初赚我，偷剪云鬟”，古代男女相别之时，有订立盟约，女子剪发以赠的习俗。赠发的意义是为了让男子见发如见人，另外还有以发缠住男子之心的神秘寓意。恼恨之下，她盘算着他有一天归来，要设法收拾教训他。
她的惩罚办法有三个步骤：第一步：“几时得归来，香阁深关”，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将闺房的门紧紧关住，不让他进来。第二步：“待伊要、尤云殢雨，缠绣衾、不与同欢”，不让他进被窝，对他的要求不理不睬，以此逼使和要挟对方反省和屈服。第三步：“尽更深、款款问伊，今后敢更无端。”她听任时间僵持中过去，等待到更鼓已深，也就是半夜的时候，才严肃地从头到尾、有条有理慢慢数落他的疏狂，要他悔过认错，还要保证此后不能再无赖爽约。这些都是女主人公爱恨交错、充满希望和快乐的想象，贴切人物心理性格，其描写的情景如同上演了一出夫妻之间斗气的轻喜剧。至此，全词嘎然而止，至于这女子是否会或怎么样实施她心中计划，词中不再多言。
这首词用代言体，摹写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细节刻画一气呵成，将她因爱深而恨极的情状写得淋漓尽致，声口毕肖。在这首词中，柳永塑造了一位与传统文人诗词中的女性迥异其趣的市井女子形象，她泼辣、自强、有手段、敢抗争。词的格调虽说不上有多高，但情真味浓，丝毫不涉俗套。由此词亦可看出柳永对风尘女子的了解和赏爱。柳永在这里刻意用俗语写俗事，目的就是为了给“俗人”看。语言上，他主要用浅近的白话，甚至市井俗语，如“是事”，“认得”、“诮”、“恁地”、“争”、“赚”、“无端”等表现力很强的通俗文学语言。结构上，他主要采用市民所喜闻乐见的浅型结构方式，有细节、有情节，能够紧紧抓住读者。
这首词收入《全唐诗·附词》，出于民间作者之手。此词既无字面上的精雕细琢，也无句法章法上的刻意经营，但在悬念的设置上颇具特色，读者当看其中那一份生活情趣。词牌为《醉公子》，意即咏醉公子，调名与词的内容吻合，此即所谓的“本意”词。
词人着意于“醉”，刻画人物内心活动，极有层次，写得辗转多姿，曲折有致。此词在活泼谐谑的语言形式下，于朴素自然中，体现深厚的情味。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这首诗表达了诗人自己的孤独寂寞，和对友人的思念之情。但这一切并没有明确说出，作者只是写自己写完书信后，将信纸装入信封；又觉得似乎还有许多话尚未说完，似乎还应当补充或修改些什么，于是又把信取出来重读了一遍；但却又不知道该补充什么。因此心潮不定，思绪万千，茫然不知所从。
“五声宫漏初鸣后，一点寒灯欲灭时”，诗人迟疑茫然的神情与一盏光焰摇曳，奄奄欲灭的寒灯相映衬，显得多么空旷、多么沉寂、多么凄清啊！然而更鼓也提醒他，作者的思绪必须从几千里外的江陵收回来了；这封信也必须立即收束封缄了；眼前这种尽管寂寞但却可以自由地驰骋自己对朋友思念之情的环境气氛，也马上就要消失了；那个被权势、被名利扭曲了的社会马上就要复苏起来、活跃起来了。这些不由地又使诗人的心头涌上一层漠漠的焦躁与哀愁。
这些都是我们的分析与推测，诗中并没有明说，实际上其中所包含的思想还要远比读者所说的这些更深沉、更微妙。白居易的诗有许多因为直白而被人批评指责，而这首《禁中夜作书与元九》却是异常含蓄的。作者只给读者描绘了一种环境气氛，一种饱含感情的生动形象。至于这个形象在想什么，诗人根本没有说，一切都在不言中。而这种“不言”，却恰恰是作者在《琵琶行》中所说的“别有幽情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这首诗中那在白杨树下踯躅的人儿，究竟是男、是女，很难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或她）一定是早早吃罢晚饭，就喜孜孜来到城东门外赴约了。这约会在初恋者的心上，既隐秘又新奇，其间涌动着的，当然还有几分羞涩、几分兴奋。陈国都城的“东门”外，又正是男女青年的聚会之处，那里有“丘”、有“池”、有“枌”（白榆），“陈风”中的爱情之歌《东门之池》、《宛丘》、《月出》、《东门之枌》，大抵都产生于这块爱情圣地。
此时主人公的伫足之处，正有一排挺拔高耸的白杨。诗中描述它们“其叶牂牂”、“其叶肺肺”，可见正当叶儿繁茂、清碧满树的夏令。当黄昏降临、星月在天的夜晚，乌蓝的天空撒下银白的光雾，白杨树下便该映漾出一片怎样摇曳多姿的树影。清风吹过，满树的叶儿便“牂牂”、“肺肺”作响。这情景在等候情人的主人公眼中，起初一定是异常美妙的。故诗之入笔，即从黄昏夏夜中的白杨写起，表现着一种如梦如幻的画境；再加上“牂牂”、“肺肺”的树声，听来简直就是心儿的浅唱低回。
但当主人公久待情人而不见的时候，诗情便出现了巨大的逆转。“昏以为期，明星煌煌”、“昏以为期，明星晢晢”——字面的景象似乎依然很美，那“煌煌”、“晢晢”的启明星，高高升起于青碧如洗的夜空，静谧的世界便全被这灿烂的星辰照耀了。然而，约会的时间明明是在黄昏，此时却已是斗转星移的清寂凌晨，连启明星都已闪耀在东天，情人却不知在哪儿。诗讲究含蓄，故句面上始终未出现不见情人的字眼。但那久待的焦灼，失望的懊恼，分明已充溢于字里行间。于是“煌煌”闪烁的“明星”，似也感受了“昏以为期”的失约，而变得焦灼不安了；就是那曾经唱着歌儿似的白杨树声，也化成了一片嘘唏和叹息。
此诗运用的并非“兴”语，而是情景如画的“赋”法描摹。在终夜难耐的等待之中，借白杨树声和“煌煌”明星之景的点染，来烘托不见伊人的焦灼和惆怅，无一句情语，而懊恼、哀伤之情自现。这正是此诗情感抒写上的妙处。由于开笔一无征兆，直至结句方才暗示期会有失，更使诗中的景物描摹，带有了伴随情感逆转而改观的不同色彩，造成了似乐还哀的氛围递换、变化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