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斯人清唱何人和”，以空灵夭矫之笔咏叹而起。句中用一“清”字，使此诗意境的清迥拔俗与文辞的清新秀朗一齐写出。全句亦赞亦叹，既盛赞沈下贤诗歌的格清调逸，举世无与比肩；又深慨其不为流俗所重，并世难觅同调。
沈下贤一生沉沦下僚，落拓不遇。其生平事迹，早就不为人知。当杜牧来到沈下贤家乡吴兴的时候，其旧日的遗迹已不复存留。“草径苔芜不可寻”，这位“吴兴才人”的旧居早已青苔遍地，杂草满径，淹没在一片荒凉之中了。生前既如此落寞，身后又如此凄清，这实在是才士最大的悲哀，也是社会对他们最大的冷落。“清唱”既无人和，遗迹又不可寻，诗人的凭吊悲慨之意，景仰同情之感，充分地表达出来。
三、四两句，就从“不可寻”进一步引发出“一夕小敷山下梦”来。旧居遗迹虽“草径苔芜不可寻”，但诗人的怀想追慕之情却悠悠不尽，难以抑止，于是便引出“梦寻”来：“一夕小敷山下梦，水如环佩月如襟。”诗人的梦魂竟在一天晚上来到了小敷山下，在梦境中浮现的，只有鸣声琤琮的一脉清流和洁白澄明的一弯素月。这梦境清寥高洁，极富象征色彩。“水如环佩”，是从声音上设喻，柳宗元《小石潭记》：“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月下闻水之清音，可以想见其清莹澄澈。“月如襟”，是从颜色上设喻，足见月色的清明皎洁。这清流与明月，似乎是这位前辈才人修洁的衣饰，宛见其清寥的身影；又象是他那清丽文采和清迥诗境的外化，宛闻其高唱的清音孤韵；更象是他那高洁襟怀品格的象征，宛见其孤高寂寞的诗魂。“襟”，古代指衣的交领，引申为襟怀。杜牧《题池州弄水亭》诗云：“光洁疑可揽，欲以襟怀贮。”光洁的水色可揽以贮怀，如水的月光自然也可作为高洁襟怀的象征。所以，这“月如襟”，既是形况月色皎洁如襟，又是象征襟怀皎洁如月。这样地回环设喻，彼此相映，融比兴、象征为一体，在艺术上是一种创造。李贺的《苏小小墓》诗，借“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的想象，画出了一个美丽深情的芳魂，杜牧的这句诗，则画出了一个高洁的诗魂。如果说前者更多地注重形象的描绘，那么后者则更多地侧重于意境与神韵，对象不同，笔意也就有别。
这是交织着深情仰慕和深沉悲慨的追思凭吊之作。它表现了沈下贤的生前寂寞、身后凄清的境遇，也表现了他的诗格与人格。但通篇不涉及沈下贤的生平行事，也不作任何具体的评赞，而是借助于咏叹、想象、幻梦和比兴象征，构成空灵蕴藉的诗境，通过这种境界，想象出沈下贤的高标逸韵。全篇集中笔墨反复渲染一个“清”字：从“清唱何人和”的寂寞到“草径苔芜”的凄清，到“水如环佩月如襟”的清寥梦境，一意贯串，笔无旁鹜。把避实就虚和集中渲染结合起来，显得虚而传神。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发端二句飘然而至，虽明白如话，但决非一览无味，须细加玩味。词人连用梨花、杏花比拟，可知所咏之物为花。道是梨花——却不是，道是杏花——也不是，则此花乍一看去，极易被误认为梨花，又极易被误认为杏花。仔细一看，却并非梨花，也并非杏花。因此可知此花之色，有如梨花之白，又有如杏花之红。
“白白与红红”紧承发端二句，点明此花之为红、白二色。连下两组状色的叠字，极简炼、极传神地写出繁花似锦、二色并妍的风采，也暗指它风韵别具一格，既有梨花之白，又有杏花之红，白中带红，如佳人冰雪肌肤微露红晕，有娇羞之态。 “白白”、“红红”两组叠字，简练、传神，使人如亲眼目睹红粉交错、繁花满枝的娇妍景致。
“别是东风情味”上句才略从正面点明花色，此句词笔却又轻灵地宕开，不再从正面著笔，而从唱叹之音赞美此花之风韵独具一格，超拔于春天众芳之上。实在少此一笔不得。可是，这究竟是一种什么花呢？
“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结笔仍是空际著笔，不过，虽未直接点出花名，却已作了不管之答。“曾记。曾记”，二语甚妙，不但引起读者的注意，呼唤起读者的记忆，且暗将词境推远。“人在武陵微醉”，武陵二字，暗示出此花之名。陶渊明《桃花源记》云：武陵渔人曾“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终于来到世外桃源。原来，此花属桃源之花，花名就是桃花。句中“醉”之一字，写出此花之为人所迷恋的感受。词境以桃花源结穴，馀味颇为深长。它可能意味着女词人的身份（宋词习以桃溪、桃源指妓女居处），也可能有取于桃花源凌越世俗之意。
此词所咏为红白桃花，这是桃花的一种，“桃品甚多……其花有红、紫、白、千叶、二色之殊。”（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果部》）红白桃花，就是同树花分二色的桃花。北宋邵雍有《二色桃》诗：“施朱施粉色俱好，倾城倾国艳不同。疑是蕊宫双姊妹，一时携手嫁东风。”诗虽不及严蕊此词含蕴，但可借作为此词的一个极好注脚。
此词绝不同于一般滞于物象的咏物词，它纯然从空际著笔，空灵荡漾，不即不离，写出红白桃花之高标逸韵，境界愈推愈高远，令人玩味无极而神为之一旺。就艺术而言，可以说是词中之逸品。
首二句点明行游及游池的时间和地点，写乘车夜游西园的愉悦心情。一个“夜”字，突出了诗人的浓厚游兴，也是后文写景的基点。“逍遥步西园”，又表现了诗人当时轻松愉快的心情，也正因为作此逍遥之游，所以下文所描绘的景物才是那样赏心悦目，令人陶醉。“西园”，是芙蓉池的所在，诗人们经常聚会之处，曹植《公宴》诗：“公子敬爱客，终夜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即写他们在这里夜以继日的欢游情景。
中间十句承接上文，写行游所见，扣紧“夜行”与“逍遥”，着力描绘芙蓉池优美动人的夜景。“双渠相溉灌，嘉木绕通川”，总写这里的形势和环境的优雅。接着以“卑枝”二句具体写嘉木：茂密葱茏的树木环渠而生，相互掩映衬托，下者枝叶横生，遮途塞路，上者遮天蔽日，直达云表。其后又以“惊风扶轮毂，飞鸟翔我前”来继续写行游所见和其时愉悦的感觉，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物体似乎都在为诗人的到来而争献殷勤，惊风吹拂，似乎在为诗人扶辇，飞鸟翔跃，又似乎在为诗人引路。优闲自得的心情，跃然纸上。因为是夜游，所以这里没有具体细致地描绘芙蓉池的优美景物，而是通过粗线条的勾勒，运用动静结合的手法，表现了一种优美的意境，显示了芙蓉池无限勃发的生机。后四句则转而写夜空之美，万紫千红的晚霞之中，镶嵌着一轮皎洁的明月，满天晶莹的繁星在云层间时隐时现，闪烁发光，组成了一幅色彩绚丽的画面。在这优雅如画般的景色之中，诗人简直已置于仙境而忘却了自身的存在，不自觉地发出了“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鲜”的感慨。此数句运用鲜明的色彩，把芙蓉池的夜景描绘的光怪陆离，五采缤纷，显示了他创作上华丽壮大的一大特色。这和他在《典论·论文》中所强调的“诗赋欲丽”，则正相一致。刘桢《公宴》诗：“辇车飞素盖，从者盈路傍。月出照园中，珍木郁苍苍。清川过石渠，流波为鱼防。”所写景物与此诗相近，但在辞采的运用上要较此逊色得多。
末四句，笔锋一转，写行游的感受。“松”，赤松子，传说中炎帝神农时雨师，后与炎帝少女同成仙。“乔”，王子乔，即周灵王太子晋，传说他好吹笙作凤凰鸣，后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成仙。曹丕向来不相信神仙方士之事，他的《折杨柳行》中就有“王乔假虚辞，赤松垂空言”的句子，在《典论·论方术》中更通过具体事实，指出神仙方士之不可信。所以在他这里联想起现实世界中并没有人能真正的成为神仙的事实，表示了要在这如画的景色之中，适性游乐，使身心愉悦，以求长寿。“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是一种平实而又乐观的态度。这一联想又进一步反衬了使诗人沉醉以至流连忘返的芙蓉池景色的优美和游园的无穷乐趣。
在建安时期的游宴诗中，这一首可以说是写得最为出色的。它的一系列特点，如写景成份的增多，对仗句的使用，辞藻的华丽，景象的壮观，都反映了当时诗风的某些重要变化。因而在诗史上，它有特别值得注意之处。诗中用了主要篇幅描绘园林景物，对后来园林诗和山水诗也有影响。
王逸说：“《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汉代既已不能明，则后世更是聚讼纷纷。洪兴祖认为“《大招》恐非屈原作”，朱熹则斩钉截铁地说：“《大招》决为（景）差作无疑也。”黄文焕、林云铭、蒋骥、牟廷相等皆主屈原作。梁启超以其中有“小腰秀颈，若鲜卑只”一语，定为汉人作，刘永济、游国恩从之，朱季海则更具体地说是淮南王或其门客所作。我们认为，《大招》是屈原所作是可信的，但它不应当是王逸所说屈原放逐九年，精神烦乱，恐命将终，故自招其魂；也不是林云铭、蒋骥所肯定的“原招怀王之词”。这篇作品语言古奥，形式上不及《招魂》有创造性，应当是反映了较早的楚宫招魂词形式。所以，不当产生在《招魂》之后，而只能在它之前。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卒，《大招》应是招威王之魂而作。其时屈25岁（胡念贻）班究认为屈原生于前353年，在诸家推算屈原生年中最为可信）。以“大招”名篇是相对于《招魂》而言，《招魂》是屈原招怀王之魂所作，《大招》是招怀王之父威王之魂所作，故按君王之辈份，名曰“大招”。
本篇开始按招魂词的固定格式陈述四方险恶，呼唤魂不要向东、向南、向西、向北，然后即写楚国宫廷的美味佳肴，音乐舞蹈美女之盛，宫室之富丽堂皇，苑圃禽鸟之珍异，最后夸饰楚国之地域辽阔、人民富庶、政治清明。其中对楚国遵法守道、举贤授能、步武三王一段的描写，实际上是屈原理想化了的美政。《离骚》中回顾年青时的政治理想，正由此而来，且一脉相承。全篇末尾云：“魂乎来归，尚三王只。”这同《离骚》中称述“三后之纯粹”，《抽思》中“望三王（原误作“五”）以为像”的情形一样，都反映出屈原作为楚三王的后代，追念楚国最强盛的时代，既要尊称国君先祖，又要光耀自己始祖的心情。因此，《大招》已不是单一的招魂祝辞，而是于其中蕴含了一定的思想。一方面，通过极言东南西北四方环境的险恶，极力铺陈楚国饮食、乐舞、宫室的丰富多彩、壮伟华丽，来招唤楚威王的亡魂，表达了对楚君的无限忠心和眷恋之情；“自曼泽怡面以下，皆帝王致治之事。永宜厥身，则本身之治也。室家盈庭（廷），则劝亲之经也。正始必自孤寡，文王治岐之所先也。阜民必本田邑，周公《七月》之所咏也。发政而禁苛暴，省刑薄敛之功。举杰而诛讥罢（疲），举直错枉之效也。直赢者使近禹麾，所以承弼厥辟。豪杰者使流泽施，所以阜成兆民也。末章归之射礼，则深厌兵争之祸，而武王散军郊射之遗意也。于此可以见原志意之远，学术之醇，迥非管韩孙吴及苏张庄惠游谈杂霸之士之所能及。”（蒋骥《楚辞余论》）这样，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战斗性便大大加强了。
本篇在结构上也具有特点。采用开门见山的手法，直接点题，一气而下。环环相扣，所以诸家分章颇分歧。由“青春受献”而时光飞逝，春色盎然而万物竞相展现自己的生命力，点出招魂的具体时节。下文“魂乎归来，无东无西，无南无北”的呼唤，入题自然，干净利索。在对四方险恶环境的夸张描述之后，以“魂魄归徕，闲以静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转入到对楚国故地的环境描写，阐联顺当，一点也不显得突兀。并以“闲以静只”、“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年寿延只”作为主题，给下文的大肆铺叙作纲领。在对楚国饮食、乐舞、美人、宫室等的铺排和炫耀中，以“定空桑只”、“安以舒只”、“静以安只”、“恣所便只”等与它们相呼应，前后照应，相互关联。下一层紧承“居室定只”，由室内而扩展到室外的“接径千里”，由此联想到“出若云只”的楚国人民，以此为出发点，很自然地引出作者对治理国家、造福人民的清明政治的向往，使文章在结构上浑然一体。
《大招》在语言描写上虽然比不上《招魂》的浪漫奇诡，但仍以其华丽多采的语言，给我们展现出一幅幅奇谲诡异、绚丽多姿的画面。尤其是描写美人的一段，不仅描绘她们的容貌、姿态、装饰，而且深入展现其心灵性情，不同气质、不同状貌的美人纷纷登场亮相，具有浓郁的楚民族风范。全诗几乎都用四言句，显得简洁整齐、古朴典雅，反映了屈原早年的创作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