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为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尔”(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眼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佳,其尤贵者当善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炽,一般诗人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份多为后人所訾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亦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原因就在刚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而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这种从容自然的境界,为后人树立了很高的艺术标准。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春秋两季有很多好日子,我经常同友人一起登高吟诵新诗篇。
经过门前互相招呼,聚在一起,有美酒,大家同饮共欢。
要干农活便各自归去,闲暇时则又互相思念。
思念的时候,大家就披衣相访,谈谈笑笑永不厌烦。
这种饮酒言笑的生活的确很美好,抛弃它实在无道理可言。
穿的吃的需要自己亲自去经营,躬耕的生活永不会将我欺骗。
注释
斟酌:倒酒而饮,劝人饮酒的意思。斟:盛酒于勺。酌:盛酒于觞。
农务:农活。
辄:就。
相思:互相怀念。
披衣:披上衣服,指去找人谈心。
厌:满足。
此理:指与邻里过从畅谈欢饮之乐。理:义蕴。
将:岂。
将不胜:岂不美。
兹:这些,指上句“此理”。
纪:经营。这两句语意一转,认为与友人谈心固然好,但应当自食其力,努力耕作必有收获。
这组诗写于晋安帝义熙六年(410年),当时作者46岁。根据逯钦立《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与郭维森《陶渊明年谱》,义熙元年(405年)弃彭泽令返回柴桑,住上京里老家及园田居。义熙四年(408年)六月,陶渊明隐居上京的旧宅失火,暂时以船为家。两年后移居浔阳南里(今江西九江城外)之南村村舍。《移居二首》当是移居后不久所作。
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为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尔”(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眼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佳,其尤贵者当善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炽,一般诗人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份多为后人所訾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亦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原因就在刚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而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这种从容自然的境界,为后人树立了很高的艺术标准。
这是一首吟咏友人与其所恋者分别的词,就全词而论,由于是咏他人别情,真情实感不多。但此词用字却很精妙,诚如万树所言:“梦窗七宝楼台,拆下不成片段;然其用字准确处,严、确、可爱。”
“送客吴皋。正试霜夜冷,枫落长桥”。开篇明旨,点明“送客”:“长桥”,即吴江垂虹桥。“试霜”、“枫落”,点出时间是霜夜枫落的秋天。并借以表达送别时的凄清景色。“望天不尽;背城渐杳;离亭黯黯,恨水迢迢。”四句以对偶形式出现,浓墨刻画,水行相送,伤离惜别的情景。客船面向无有尽头的水天而去,向后一望,离城却越来越远。主客离别之处已隐约可见,意味着分袂在即。而一水迢迢,充满离恨,也象水天远去无尽。“翠香零落红衣老,暮愁锁、残柳眉梢。念瘦腰,沈郎旧日,曾系兰桡。”写水中、岸上所见影物,进一步描绘离情。“翠叶凋零,花老香消,情兼比兴。“残柳”是岸上之物,它枝叶黄落,愁烟笼罩,也好像在替人惜别。睹凋荷而伤年华,见残柳而添离恨,迟幕之嗟,离别之恨,于此交融,令人难以为怀。“念瘦腰”三句,是从“残柳”生发,感旧伤今,互相映衬,愈增离思。“沈郎”,用其瘦腰事以自喻。过去也曾小泊江边,傍柳系舟,但心情不同,以昔乐衬今苦,使离别黯然消魂之情状愈加突出。
上片以浓墨重彩刻画了秋日的惨淡景致,衬托出送客的悲愁,深得情景交融之妙。亦为下片写惜别奠定了基调。饯别席上,当地有一个姓赵的主簿命小妓唱清真词侑尊,其中可能有别的词。换头“仙人凤咽琼箫,怅断魂送远,《九辩》难招。”三句,用箫史、弄玉吹箫,其后夫妇成仙的旧事,喻倚箫唱清真词的小妓,歌声美妙,好似凤鸣一般。《九辩》传为宋玉所作。这里把这两个典故联系起来,意谓即使有象弄玉吹凤箫那样悲咽,作《九辩》的宋玉那样的才华情思,也无法招悲痛欲绝的送客断魂。这断魂,分成天上和地下两路随飞云、寒涛流驶而去。一方面小妓之歌,载着离恨,飞上云霄;另一方面,客人最终仍得要乘船而去。“素秋”指悲秋伤别之情,不可能因客人的离去而消失,只有一缕断魂,趁着寒涛败叶,一直跟客船远至天涯而已。结句“梦翠翘,怨鸿料过南谯”,更是神思缥缈。翠翘指所思女子,可能词人因“醉鬟留盼”而联想到所思念的情人。他梦想远方的情侣,但不能相见,所以这颗离心恐也会随过南楼的悲鸿而远去吧?此处是化用赵嘏“乡心正无限,一雁过南楼”的诗意。
这首词虚实、隐显、真幻互相结合。上片开头“送客吴皋,正试霜夜冷,枫落长桥。望天不尽,背城渐杳,离亭黯黯,恨水迢迢”,是实叙。“翠香零落红衣老,暮愁锁、残柳眉梢”寄离愁于枯荷残柳,已是虚实结合,似是显而隐了。“念瘦腰,沈郎旧日,曾系兰桡”是虚实结合,表现了灵魂深处隐微,复杂的情感。下片写僧窗惜别,是实,但别思飞扬,已成虚写。通篇读来,虽显隐晦,但亦回味无穷。
此诗前二句先写越窑开窑的时间在秋天,再以夸张的手法极言秘色瓷的颜色青翠,像是夺走了千山的苍翠似的;后二句写若在秘色瓷中盛上半夜的露水,就可以陪着嵇康将杯中的残酒喝完。全诗用准确而形象的语言,抓住了秘色瓷颜色青绿以及光泽盈润的特征来描绘,并突出其风神。
前两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是陆龟蒙远看越窑开窑时的壮观景象而发的感概。其中的一“夺”字可谓神来之笔。在陆龟蒙的心里这秘色瓷的釉色已无法用一般言语去描述,只能用巧妙夺取大自然的“千峰翠色”来雕饰。但在实际的烧窑过程中窑内的烧制温度和火焰气氛很难控制。烧成黄釉、青釉乃至生烧、过烧的都有。所以“夺得千峰翠色来”不但体现了诗人文辞意境的险绝,而且还包含着“千峰翠色”的来之不易。
后两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是越窑开窑后陆龟蒙近看堆积如山的越窑器(可能碗类较多)时的记实描述和感怀:堆积的碗类越窑,如果放好方向,即口朝上,到夜半时就能盛载露水;如果碗类越窑器口朝下堆放就不是“好向”,因为没法盛载露水。从后二句中读者不仅能够读到陆龟蒙对嵇康的崇敬,并将嵇康当作知音,还能推断出秘色瓷釉面盈润这一隐藏信息。
诗中提及嵇中散,是因为嵇中散是一位嗜酒爱琴,才气横溢并铁骨铮铮的令后人敬仰的一代罕见名士。陆龟蒙明吟越窑之物,暗示敬慕嵇中散之志向。这也说明陆龟蒙的这首诗并非着眼于秘色越窑,而是借物抒情,暗表心机。明白了诗人的本意后,再回味“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就能体会出这里不仅是吟咏“秘色越器”,而且和于谦《石灰吟》以“秘色”语言明志有异曲同工之效。诗人的感怀是:越窑经历火的洗礼,在九秋风露中,终于“夺得千峰翠色”,此时此景,不禁使人想到嵇中散那样的人杰与鬼雄。此时此刻的陆龟蒙,已被嵇中散孤傲不群、蔑视权贵的性格,直言不讳的气度,超凡绝世的理想所深深吸引,已完全和嵇中散在精神的世界里找到了共鸣,加之嵇中散有很高的才气和节气,于是陆龟蒙才把他作为心灵上的寄托和尊崇甚至效法的楷模。这才有了用秘色瓷在“中宵”的阴阳相交之时“盛取沆瀣”之液共邀和自己有着同样处境、心境的另一时空的知己——嵇中散共饮沆瀣,以销万古之愁,于是便有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的传世佳句。
首句与曹诗(指曹植《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全同,次句稍作改动,把“豆在釜中泣”,改为“萁在釜下泣”。这里以豆喻杨荫榆及其一伙,以“萁”喻横遭迫害的学生。对于杨荫榆这个代表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的“豆”一般的人物,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鲁迅先生与女师大事件》中一段生动的描绘:“而且那位校长,在人们的印象中就只见那系着白头绳的带子的人,穿着黑花缎的旗袍和斗篷,像一个阴影的移来移去。如果有人真个去请教时,据说又有事出去了。否则,她的卧室就在校舍的幽静的一角,学生们除了去开储藏室的门,是不会听到紧邻的她的房间的嘁嘁喳喳,低声媚笑的”。
鲁迅说是“活剥”,但整首诗完全出现了一幅前所未有的崭新境界。后两句不仅意境深厚,含意深沉,而且讽刺挖苦,跃然纸上,使整首诗“活”了起来。开头“豆”“萁”相对,接后“烬”“熟”相对;前者说明两者的关系,没有萁,豆根本不会存在;后者说明两者的利害,毁了人家,成全了自己,这就是所谓的“教育家”。鲁迅以犀利的文笔,一语戳穿了“有尊长之心”的杨荫榆者流不过是以办教育为名,而行残害学生之实。它们是中国长期以来封建社会人肉筵席上的“食人者”。
曹子建的《七步诗》讲的只是兄弟不合,毫无社会意义。汪懋祖用萁豆相煎的典故,妄图把本是杨荫榆对学生的迫害,反诬为学生逼杨荫榆,那么学生成了烧人的“萁”,杨荫榆倒成了被烧的“豆”了。这是对事实的肆意歪曲。鲁迅因此把《七步诗》改了一下,目的在为学生伸冤,但锋芒指向以杨荫榆为代表的营垒,充分表现出鲁迅“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的战斗精神。在《“碰壁”之后》里,鲁迅对杨荫榆借请客吃饭美其名日“解决种种重要问题”的阴谋诡诈有一段生动的描述:“我吸了两支烟,眼前也光明起来,幻出饭店里电灯的光彩,看见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看见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看见死尸在粪土中舞蹈,看见污秽洒满了风籁琴…”这就是杨荫榆“办教席”的实质。
全诗文白相结合,前两句用文言来写,后两句用白话,组合得妙趣横生,故虽“活剥”曹植《七步诗》,却一改原诗的严肃而悲愤的风格,而显幽默恢谐,其中又有愤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