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偈，见于敦煌写本《坛经》。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有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门前写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知道后，“遂唤神秀上座于堂内”，说是“汝作此偈，见即未到”，“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而“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语，即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这首偈，同神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则的区别。神秀的那首“无相偈”，使他失去作为弘忍继承人的资格，却成了北宗一派的开山祖。由于神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人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而惠能的这一首，是对神秀偈的彻底否定，也即主观唯心主义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彻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见性成佛”的关键，被称为“顿悟派”。
在《坛经》第二十节，惠能指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使修于善行。”这是惠能“顿悟说”的基础。在他看来，“愚人”与“智人”，“善人”与“恶人”，他们和“佛”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迷”到“悟”，仅在一念之间。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对我国佛教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理论也有重大的影响。
第二首偈，也是惠能针对神秀的《无相偈》所作的。旨在说明“明镜”的清净，也即“自性”的清净，这是佛教徒坚信能到达理想境界人人所共有的主观条件。该偈亦见于敦煌写本《坛经》，但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当属衍文。特别是前两句，虽调换了“身”、“心”二字的位置，实际也是重复神秀的话，不应视为惠能的思想。
第三首偈，见于《六祖法宝·坛经》，流传甚广，为《全唐诗外编》所补录。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是由《菩提偈》第一首演化而成，关键在第三句，由惠昕本带头，契嵩本、宗宝本因之，把“佛性常清净”改成“本来无一物”。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宋代即有人提出非议。郭朋认为：“《坛经》的首窜者，不仅不了解‘佛性’论，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说。”其实，大乘佛教的所谓“空”、“无”，是就“妄心”、“妄境”而言；若就“真心”、“真境”而论，则决非“绝无”。在《坛经》第十五节，惠能有言：“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在《坛经》第二十四节，惠能又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这些都足以证明惠能的思想体系，同“一切万法，自性本空”的理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句话之前，惠能先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他把一切归结于“心”，也即“自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无论如何，把“佛性常清净”和“本来无一物”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首偈，见于《大正藏·坛经》，着重讲修行方法。《坛经》第三十五节，惠能引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接着说：“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坛经》第三十六节说：“若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二节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三节又说：“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反复申明向人的自我求真，自我求佛，这是惠能教导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求佛的人只图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难为易，自能达到目的。论根据。
本文通过唐雎向信陵君的进言，说明一个人做了好事切不可居功自傲、于人有恩德的事不应放在心上的主旨。
文章在表现这一主旨时，不是用直白方法，而是迂回切入。唐雎先从事情有不可知、不可不知，不可忘、不可不忘四种情况说起，再具体为人之憎我、我之憎人，人有德于我、我有德于人而应采取的不可不知、不可得而知，不可忘和不可不忘的四种态度，最后才落实到信陵君救赵一事上，说明这是有德于赵、不可不忘之事。辩证说来，环环相扣，严谨有致；语句反复，却不刻板，回环有味，令人深思。
这篇文章，篇幅至短，而文气则甚宽舒，在简单交代信陵君窃符救赵，赵王郊迎的背景之后，重点写唐雎与信陵君的对话。唐雎先对信陵君说：“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这四句话，没头没脑，看似不着边际，不知所云，信陵君也的确不明白，难怪他会问：“何存也?”于是唐雎不慌不忙，就信陵君的疑问，为他解释这四句话：“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我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这四句话可分两层，前二句为上层，后二句为下层，上层为宾，下层为主；在下层中，前句为宾，后句为主，宾主相衬，顿挫有致。“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是唐雎这番话的主旨，于是由泛言“可忘”与“不可忘”，自然而然地引出要规劝的现实的具体的问题：“今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此大德也。今赵王自郊迎，卒然见赵王，愿君之忘之也!”水到渠成，情理自现。对唐雎之谏，信陵君欣然接受。这段对话，前半为虚笔，后半才落实，虚笔作铺垫，实写见真意，虚实结合，宽缓从容，不急不懈，飘逸有致。
此文《于园》已被收录于苏教版语文七年级下课本中，选自《陶庵梦忆》。编委选编此文时把“胎于石，娠于磊石之手，男女于琢磨搜剔之主人”删除了。
从写作意图看这篇短文重点是介绍于园磊石之奇及其建筑的幽远意境．赞颂了园林假山建造者高超的艺术造诣。无论是写用石块垒成两丈高的石坡，突出它的“以实奇”；还是写“奇峰绝壑”堆砌在后面厅堂旁的大池塘，突出它的“以空奇”；抑或是写形状像螺蛳回旋形贝壳盘旋而下的沟壑，突出它的“以幽阴深邃奇”。作者的目的都是为了把重点放在写于园“奇在磊石”的特点。作者又由于园说到了瓜洲众多的园林亭榭，这些园林亭榭跟于园一样，是凭借巧夺天工的假山而闻名的，而假山是依据自然之山石而创作的。它“胎于石”，有了自然之山石为蓝图还不行，还要“磊石者”一双巧手才能使它成为现实。所以说“娠于磊石之手”。“磊石者”手再巧还不行，还要有主人的精心构思，主人精心构思了，假山就诞生了，就像孩子出生或男或女一样。这种假山或雄伟，或秀丽。这样就不仅写出了假山建筑的全过程，还赞颂了能工巧匠的一双手和园林主人的高超的艺术构思。删除掉“胎于石，娠于磊石之手，男女于琢磨搜剔之主人”后就无法表达出作者这一写作意图。
从行文连贯看删掉“胎于石，娠于磊石之手，男女于琢磨搜剔之主人”一句后，因为前一句是“瓜洲诸园亭，俱以假山显”，所以学生一致认为“至于园可无憾矣”应该这样读：“至/于园/可无憾矣”。理解为到于园就没有什么不满意了。其实，课文这一部分从于园介绍到瓜洲诸园亭，进而说明瓜洲诸园亭俱以假山闻名。假山“胎于石，娠于磊石人之手，男女于琢磨搜剔之主人”，紧随的 “至于园可无憾矣”是“至（）于（）”的省略形式。在文中就是“至之于园”。于：作介词，表处所。之：表示指代，具体内容为前面的假山。文句应译为：“把假山安置园林中就不会使人不满意了。而由于编委把“胎于石，娠于磊石之手，男女于琢磨搜剔之主人”删除掉而打乱了上下文的衔接，致使学生发生误解。
从语言特色本文语言是雅语、俗语兼用，十分传神，极有表现力。如“四围灌木蒙丛”中的“蒙丛”一词，就写出灌木丛生覆盖地面的状态。又如“一壑旋下如螺蛳缠”这一通俗的比喻，很形象地写磊石而成的沟壑盘旋而下的形状。而删除掉的一段文字是介绍假山建筑的过程的．使用极其通俗的市井语言，极形象地写出建筑假山的几个步骤，编者把如此通俗形象的语言删除掉又是为了哪一般呢？
这支小令的题目在诗词里很少见，此曲也不是名篇，但短短三十九字，有故事，有情节，有悬念，堪称妙绝。寥寥几笔，悬念迭起，笔落才发现原来之前全部皆是由美人脸上的一颗痣的联想。
此曲体物细微、尖新奇警。作者在表现“黑痣”时，不是直接介绍它是如何如何样的特征，而是寓形象于比喻。使用比喻也非开门见山，而是借用故事，迂回深入。首先用两句惊异语开头，突出这位佳人之美：“疑是杨妃在，怎脱马嵬灾？”杨贵妃在马嵬坡遭到不幸，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作者设想她脱险了，至今犹“在”，这种想象是非常大胆新奇的。杨贵妃天生丽质，容貌倾国倾城，这又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作者将曲中的女子比作杨妃，题中的“佳人”二字就得到了证实。这一比喻显示了她的美貌，又是为她脸上黑痣的美中不足寻找开脱，可见作者对此题的咏写，是以爱怜为前提的。
大诗人李白在唐玄宗天宝初曾入长安宫廷三年，相传受到隆重的宠遇，写文章时，曾由杨贵妃捧砚，内臣高力士脱靴（后者见于史书，前者则出于传说）。据此，“曾与明皇捧砚来”该作“曾与太白捧砚来”才是，但因李白是奉唐明皇之命写诗的，所以换个说法，其实际意思是曾代唐明皇捧砚，供李白挥毫。这样就使得皇帝和贵妃世俗化、平民化了，并使得杨贵妃向黑痣靠近了一步。“美脸风流杀。”这么一个绝代佳人捧着砚台在旁边伺候着，李白禁不住走了神，饱蘸浓墨，笔头一歪，向她的脸上挥去，“觑着娇态，洒松烟点破桃腮”，这才留下了一颗黑痣。容华绝代的美人的粉面上长着一颗才华横溢的诗人点染而成的黑痣，相互映衬，益增娇态。作者并不把李白写作好色之徒，却借着他的举动，为佳人的黑痣“增重身价”，同时也婉曲地表现出脸部黑痣的特征。“叵奈”二字，兼有惋惜与无奈的意味，这再次说明诗人选上这个题目是为了显露新巧的构思，而没有轻薄嘲弄的用意。
白朴此曲，以一个“疑”字引出，悬念，情节，心理，寥寥几笔，全浮于纸上。其艺术手法主要是采用想象和夸张手法，以一个故事的形式来表现事物，生动活泼，逸趣横生，反映了作者富艳的才情。
这首诗描绘了一幅萧瑟衰败的旧居景象，基调凄凉哀怨。房屋的变迁，人事的推移，直接的原因是社会的动荡，而又像是生命枯荣变幻的必然。全诗以“一觞聊可挥”做结，看似要以及时行乐来驱散心中的“恻怆”和“所悲”，但是诗人的“及时行乐”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是其人生智慧的表现形式：纵浪于“自然”之中，身心达到适意之境。陶渊明的生活建立在田园生活的“自然”的基础之上，他解决人生问题的智慧也是由此生发出来。
陶渊明在回旧居之前已经历了辞官归田后的六年躬耕生活，可以说历尽艰难困苦，而今体力渐衰，迫使他不得不回到老家。眼前破落的故里，又增添了诗人的恻怆之情。浔阳（今江西九江）为京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与西境重镇江陵（今湖北荆州）之枢纽。在过去十年中，桓玄篡乱，卢循起义，浔阳地区及左近都有激战。社会动荡与战乱，使浔阳日益凋敝。这首诗表面上似乎是专因环境、体衰而悲慨，但如果联系“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八首》之五）来看，那就会令人感到陶渊明可能有更多而未明言的悲哀。诗的最后两句“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便透露了这一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