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涧穿篱过，南山出屋高。
回头看富贵，何啻一秋毫。
北涧穿篱过，南山出屋高。
回头看富贵，何啻一秋毫。
《水龙吟》，又名《龙吟曲》、《庄椿岁》、《小楼连苑》。《清真集》入“越调”，《梦窗词》集入“无射商”。
张斗墅，即张蕴，字仁溥，号斗墅，扬州人，嘉熙（宋理宗年号，公元1237—1240年）间为沿江制置使属官，公元1256年（宝祐四年）干办行在诸司粮料院。有《斗墅支稿》。“古松五粒”，“粒”，言其细小。因而，在张斗墅家的五株古松，实为盆栽之松。又说“粒”者鬣也,系音近，故称者异。五鬣者，言如马鬣形也，如李贺有《五粒小松歌》，岑参诗“五粒松花酒”，林宽诗“庭高五粒松”皆是。
上片将盆栽古松与山野的古松作一对比。“有人”两句，将盆中古松拟人化。此言盆景上怪石嶙峋如山兀立，古松栽于其旁，犹如人独立于山间。古松虽是已有千年的树龄，但是看起来仍旧是郁郁葱葱苍翠欲滴。“新香”三句。言古松虽小，却能散发出阵阵清香。在阳光照射下，松针浓密得如浸入在一片绿色之中。因此虽是千年古松，在时人的眼中，仍旧觉得它还是如青春年少般的娇小可爱。以上叙盆中古松，下面转述山野中的古松。“布影”三句，言山野上与盆松同龄的古松，如今必定是黛色参天，冠盖蔽空。如果人们经过树下，就会仿佛进入黑沉沉、冷清清的秋天凌晨一般。“驷苍虬”三句，言山野古松枝干粗大如苍虬之张牙舞爪似的欲腾飞万里。高大的主枝直插云霄能与天风相抗衡。枝梢上还能够引来鸾凤停留其上而曼声吟鸣。两相对照之下，盆松占“小”、巧两字；野松则得其型态之雄伟，春花秋月各有所长。
下片应题中“赋张斗墅家古松”。“般巧”三句。此言盆松生得小巧可爱，还能够免除掉遭受利斧砍伐之罪。词人说：见到了盆中的松树，我不由想到了汉代的赤松子。恐怕他是最早与松树作伴的仙人了。“皱鳞”三句。言盆松虽长得小巧，但是细上看去，枝上鳞片苍老如细雨密布其上；松针层叠，使月光难以穿透。这一句又与上片“浓光绿浸”遥相呼应。“朱弦古调”句，化用唐刘长卿《听弹琴》“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诗意。此言盆松可爱而诱人，宜骚人墨客为其弹奏《风入松》这首古琴曲。“问讯”三句，侧写盆中的假山景色。言盆中设有假山：有桥有岭，又有泥俑站在岭上倚天而啸。“待凌霄”三句，显出松树本色。此言当凌霄花谢的时候，已是到了秋尽冬至之时。但到那个时候，古松会愈发显得精神奕奕，真是“岁寒见松柏之长青”啊！此虽是在讲松树，而暗中却隐隐以松树之志自比，以此傲视世人。
这首词表现了一个女子同其情人约会的过程。从赴约之前的略带羞怯，到相会之时的风姿绰约、深情款款，再到离别时的依依不舍、脉脉含情，整个过程都显得动感十足。
上片开头“香靥凝羞”四字言简意赅，将这位怀春少女特有的内心活动概括出来，“凝羞”形容其羞容之重，后面的“一笑开”表现出情感的变化，表明她放弃了矜持之心，转向大胆和开放。接着她走下楼台，“柳腰如醉”，借一“醉”字，既表现了女子腰部曲线的优美动人，又传达出男子的赞美之情。“日长春困”作为一个方便的借口，很好地掩饰了女子内心情感的丰富多彩，是其羞怯心理的一种体现。“暖相挨”的大胆动作，刻画浓情却不露香艳之痕，不失词品。
下片具体表现“下楼台”“暖相挨”之后的一系列动作。相见时难别亦难，两情缱绻，当然难舍难分。耳鬓厮磨之后，她以水面为镜整鬓梳妆，显得风情万种；想到即刻就要分手，她又显得情绪低落，兜起脱落的修鞋。最后一句，将她不愿离去，不肯别离的心理，用“眼边牵系”的动作来表现，传神写照，尽在阿堵中，含情脉脉，情丝缭绕，有画龙点睛之妙。
这首词刻画怀春女子的内心世界相当成功，从表现手法上分析，这主要得益于次日善于利用描述人物动作一表现心理的侧面勾勒的笔法。作者特别注意捕捉恋爱中的女孩那特有的娇羞而又含情的动作和神态。通过“香靥凝羞”“柳腰如醉”“照水”“整鬓”“倚栏”“兜鞋”“眼边牵系”这一系列动作和表情的刻画，那位沉醉于恋爱中的女孩的形象便跃然纸上。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