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堆白玉，落日泻黄金。
渺渺随行旅，纷纷换岁阴。
强将诗咏物，收拾济时心。
浮云堆白玉，落日泻黄金。
渺渺随行旅，纷纷换岁阴。
强将诗咏物，收拾济时心。
《庄子》《列子》二书中都记有这样两个有趣而发人深省的故事。一说，列御寇为伯昬（昏的异体字）无人射，列子技艺精湛，手平如砥，甚至能放一杯水在肘上，箭方去而未至靶，杯水又重新落到肘上。然而伯昬无人说“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于是他“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于外”，列子惊怖，伏地汗流至踵。伯昬无人就说：“那些与天道同一的至人，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现在你害怕得直瞬眼睛，可见你内心未明自然之理，不够充实啊。”另一则故事说孔子观乎吕梁，悬瀑三十仞，流沫三十里，连鼋黾鱼鼈之属都不敢过，然而却有一个男子在其中戏水，孔子以为他想自杀，命弟子去岸边救他，那人却上了岸，披发而歌，游于塘下。孔子问他：“游泳有“道”没有？”那人回答：“并无所谓道。只因从小生长于水边，所以能安于水。唯因顺从水之道而无我见存在，所以下水就能不知其然而然，与水化为一体。”这两个故事，曾被历代诗人无数次地运用过，但是却很少见有人能像谢灵运《富春渚》诗这样，用得如此灵活而贴切。
别过了始宁故宅，灵运又浮舟西南行，进入桐庐富阳县境的富春江。富春江有两个特色，一是清，二是险。梁吴均《与宋元思书》曾状其景：“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正写出了这两方面的特色。山水是自然形态的东西，而以之入诗文，则不可避免地染上作者的主观色调。既清且险的富春山水，在卓荦不羁的吴均眼中合成了自由竞荣，勃勃生气的清奇，所谓“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在游子羁旅的孟浩然笔下则是“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一片清怨；然而在刚为险恶的政治风浪抛掷出来，恃才傲物，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谢客眼中，则是另一番景象。
夜中，诗人渡过了富春东三十里的渔潭浦，清晨舟抵富阳城外。六七十里外的定山、赤亭山是富春名胜，但诗人并不往游，只是向峰顶那缅渺的云雾远远一望，又匆匆驶去。起四句连下“宵济”，“旦及”、“无淹薄”三字，可见富春秀色，此时对意兴索寞的诗人来说并引不起多大兴趣，而远山上那萦青际白的云雾，似乎正象征着他不绝无尽的愁绪。忽然水势突变，逆流而上，惊浪急湍撞击着去舟；而崖岸曲折，参差凹凸，更处处阻遏着行程。这景象真是惊心动魄，诗人自己也不知如何飘过了这一段险泷，不禁深自庆幸：尽管自己并没有伯昬无人那种履险若夷的定力，却竟然如吕梁男子般惊险地闯过了这难关。待得惊魂稍停，他倒是悟出了一条至理。《易·习卦》：“水洊至习坎”，《艮卦》又说“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止，止其所止”。意思是，虽有重险悬绝，而水仍相继而至，这是因为水性已习惯了山坎的缘故。艮即止义，两山相重，正象征着止息之义，君子当因此而引起思索，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不要越过了自己的本位。《易》象正揭示了刚才经历凶险一举的内在含义。如果自己真能像伯昬无人与吕梁丈夫一样，内心元气充实，与自然合一，完全忘掉物我、利害、险夷之间的差别，顺乎自然之理，使行动与之不期而合，那么虽然多历风险，也可达到履险若常的境地。推而广之，生活亦正同于行舟，也当顺应自然之理，那么对不久前经历的仕途风波正不必如此耿耿于怀，怨天尤人。自己平生之志本在幽栖养生，二纪之前只因意志薄弱而出山，从此就困顿于世俗之事。希求为入仕干禄已过久了，直至今天总算有了机会实现对友朋许下的远游轻举的诺言。想到这里，诗人感到蛰伏已久为世事蒙蔽的宿愿渐渐得到了舒展生发，顿时眼前的万事就如枯叶朽枝般零落不足道了。思念及此，诗人感到胸怀开张，心地光明，就如庄子所说的神明虚空无所怀的神人一样，忘掉了自身存在而任物推移。从此就只要如那蛰伏以存身的龙蛇，以屈而求伸的尺蠖那样与世委蛇，善养天年就是了。
经过了富春渚后，谢客其实没有真能如诗中所说那样达到超人的境界。甚至就在浮江之际，他恐怕也未曾真正获得心理上的平衡。诗中所言，充其量，也只是即景生想，从理念的观照中得到一种感情的宣泄，这在谢诗其他各篇中不难看到。然而就作诗时一刹那间的感触而言，他却确实达到了情景理的圆融无碍。
全诗实分三个层次，前六句纪行写景；“平生”以下的最后八句是对自身人生道路的检讨与悟参。二者之间本不相涉，但却因中间四句的四个典故而连成了一体，这四个典，尤其是前面《庄》《列》二典用得十分巧妙。舟行富春山水际，而伯昬一典为山、吕梁一典为水，联想十分自然，且同用《庄》《列》更十分工致。山，水之典甚多，不用其它，而偏用这两个，则是因它们既在形象上深切富春山水的凶险，又暗蕴所以能履险若夷的理念。这个理念在诗中是用“亮乏”、“险过”的形式反说的，更切当时诗人的实感。由反到正，则再接用《易经》中一水一山两典，从而顺理顺章地引出了以下对生活历程的检讨。诗歌用典，从诗骚起即有，建安以后更渐成风气，但是用得典雅、精严，炉锤工致，成为作诗一大法门，却不能不说自大谢始，当然由此也带来了谢诗有时稍嫌晦涩之病。得失二方面在此诗中都反映得甚典型。这又是陶、谢诗风的一大区别。
该词是和施岳“清明湖上”之韵而作。词描写寒食节前后西湖游春的盛况，极写当年西湖游览的赏心乐事。起笔由宫苑春光引出“春思”，接下来写湖波花丛撩拔人的赏春之情。又以纪实之笔，描写出西湖春游的热闹景象。下阕写堤上游人，鞍上公子，宝车佳人，更将西湖夜景和盘托出。但春色是观赏不尽的，月影入湖，浆动水溅，游兴不衰，引出末句“怎生去得”，呼应开头“春思”，心中无限惆怅，对西湖春色的钟情表露无遗。全词意象清丽，用语凝炼，为游记词中精品。
词首三句，“禁苑东风外”是说春风由宫苑吹到西湖：“飏暖丝晴絮”，柳絮如游丝般飘扬，起让人感到一丝暖意——丝和思，絮和绪，是谐音双关语，即惹起人们春日的思绪，同时丝和絮又是可以纺织之物，因而说“春思如织”用法巧妙令人击节。欧阳修《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西湖（此是许州西湖）春色归，春水绿于染。……参军春思乱如云，白发题诗愁送春”，意思与之相同。“织”千丝万绪交织一起，难以名状。“燕约莺期，恼芳情、偏在翠深红隙”，“恼”，撩拨之义，承接春思一句。看树底花间，莺燕婉转，撩起自己对春之爱怜，这正是词人的游春之愿。以上几句融情于景，几写尽清明时节西湖春色。下面转入写游人特别是游船。
“漠漠香尘隔”，是写红尘带着香气笼罩着西湖。韦庄《河传》：“香尘隐映，遥望翠槛红楼。”张先《谢池春慢》：“尘香拂马，逢谢女城南道。”二诗词可作参证。诗词中惯以香尘指代士女出游景象。“隔”，言香尘之盛，几以隔障。
“沸十里乱弦丝笛”，“歌欢箫鼓之声，振动远近”，却是入耳如沸。两句反映出南宋都城节日的欢庆热闹的场面。在极热极闹之时，词人却笔锋突转，写出“看画船尽入西泠，闲却半湖春色”的极冷极清之句。依《武林旧事》所述，此时日已至午。以上之热闹，是午前情事。至午后画船尽入里西湖，外西湖“几无一舸”。
“闲却半湖春色”，是词人极得意之句。此句是“纪实”，词人自己的审美情趣也尽在其中表露。此“半湖春色”之“闲却”，不是为游春的如云士女而惜，却是为自己的得以从容赏析湖边春色而庆幸，包含词人真正的爱惜春天之情。
随后转笔写湖堤上情景。上结既已说了画船尽入里湖，湖面闲却，湖堤上游上便突现出来，写他们，既是时游湖场面的补写，又是对湖上画船的衬笔。堤上杨柳成阴，烟霭笼罩，一片新碧。游赏的士女们香车宝马，极尽情致，柳如烟车帘里的女子宫眉和马背上的少年身影，时隐时现，景色朦胧而清晰，画图别致。
接下突然转写日暮：“轻暝笼寒，怕梨云冷，杏香愁幂。”游人渐散，暮烟生于湖上，西湖寂寞，春亦寂寞，只恐梨花之美如梦一般消逝，杏花之香被将射之愁所笼罩。《高斋诗话》认为梨花云一语出于王昌龄“梦中唤作梨花云”诗句，词人多用梨云代表梨花，梨云梦，指梨花或人的香美的梦。苏轼《西江月》：“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刘学箕《贺亲郎》：“回首春空梨花梦”，也是指梨花由盛由衰，“梨云梦冷”可兹参证。周密另有《浣溪沙》词云“梨云如雪冷清明”，也反映这种季节景色。这几句写春残的用语冷峭动人。
“歌管酬寒食”一句总结全天的赏游活动。寒食、清明时节连近，游事亦相接，界限不必截然分开。节日在歌管声中渐渐消逝，无限追之情“奈蝶怨良宵岑寂”来表现。此处是借蝶怨写人所感到的热闹后的凄清，飞绕花丛，翩翩而舞的蝴蝶也怨这样好的夜晚却太寂寞了。这里拓开一笔，似乎减轻了游人散后句人心情的寂聊无奈。
最后用清雅飘逸的笔写他对人静后西湖夜色的留恋，说：“正满湖碎月摇花，怎生去得！”满湖风动涟漪，碎月层叠，似花簇摇风，——怎能在这西湖最美的时刻离去呢？词人的审美情趣是深爱宁静的西湖春色的，并不喜欢游人的喧器热闹，而且珍惜将要过去的春天。这两句正和上片“看画船尽入西泠，闲却半湖春色”遥相照应。
周密写西湖之春，实在处、热闹处尽显美丽，而写虚静空灵处更称美绝。闲却的半湖春色和“碎月摇花”的宁静夜景更使人神往。也只有日暮游人散尽，才使词人得以体会到“轻暝笼寒，梨云梦冷，杏香愁幂”境界。极热闹与极清冷，相反相成，两相衬映，是这首词的写作上的一大特点。欧阳修《采桑子》写颍州西湖暮春：“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写春空写得比较明显，这首词却含蓄隽永，显示出南北宋词的不同之处。
周密用字甚精，“飏暖丝晴絮”、“乱弦丛笛”、“轻暝笼寒”、“碎月摇花”，写景色细致入微，也反映了词人心理上的不同感受。但由于是和韵的关系，所以“翠深红隙”、“杏香愁幂”，用字虽新奇，却稍显凑合趋就。
这首词全是从词人心目中写同的。首先是写眼中整个清明景色与自己的春思情愫，其次就是十里湖面画船笙歌繁华喧闹景象，词人自己的特殊感受和遐思也融汇其中。逐渐写出游人散去，“暝色赴春愁”，又着重写寂静清幽的西湖夜色，前后映照，层次分明，时间、空间在不断移换，这种多彩多变的写法令人耳目一新，击案叫绝。
这第三首，叙述邻里携酒深情慰问及诗人致谢的情景。通过父老们的话，反映出广大人民的生活。
前鸡句先安排了一个有趣的序曲：“客至”的当儿，庭院里发生着一场鸡斗，群鸡乱叫，于是主人把鸡赶到它们栖息的庭树上。养鸡之法，今古不同，南北亦异。《诗经》说“鸡栖于埘”。汉乐府却说“鸡鸣高树颠”，又似栖于树。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谓“黄河流域养鸡，到唐代还一直有让它们栖息在树上的，所以杜甫诗中还有‘驱鸡上树木’的句子”。杜甫《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末云“庭树鸡鸣泪如线”，湖城在潼关附近，属黄河流域，诗作于将晓时，而云“庭树鸡鸣”，尤足为证。驱鸡上树，等于赶鸡回窝，自然就安静下来。待到院内安静下来时，这才听见客人叩柴门的声音。这开篇不但颇具村野生活情趣，同时也表现出意外值客的欣喜。
“父老鸡五人，问我久远行”，“父老”说明了家里只有老人，没有稍微年轻的人，这位后文父老感伤的话张本，同时为下文的“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作铺垫“问”有问候、慰问之义，同时在古代还有“馈赠”的进一步含义，于是又出现“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两句，乡亲们各自携酒为赠，前来庆贺杜甫的生还，尽管这些酒清浊不一，但体现了父老乡亲的深情厚意。由于拿不出好酒，乡亲们再三地表示歉意，并说明原因：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连年战祸，年轻人都被被征上了前线，由此体现出战乱的危害，短短鸡句，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由小小的“酒味薄”一事折射出“安史之乱”的全貌，这首诗也由此表现了高度的概括力。
最后鸡句写诗人以歌作答，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父老乡邻的关怀慰问令诗人万分感动，为表示自己的谢意，诗人即兴作诗，以歌作答。“愧”字含义丰富，既有“惭愧”意，又有“感激”、“感谢”意，而“惭愧”和“愧疚”的成分更多一些。面对淳朴诚实的父老乡亲，诗人深感时局危难，生活艰困，可又未能为国家为乡亲造福出力，所以不但心存感激，而且感到惭愧。结局两句将诗情推向极至，“歌罢仰天叹，鸡座泪纵横”，诗人长歌当哭，义愤填膺，悲怆感慨之情骤然高涨。“百虑”化作长歌咏叹，这一声长叹意味深长，饱含无奈和痛楚，诗人对国事家事的沉痛忧虑让鸡座乡邻大受感染，产生共鸣，举座皆是涕泪纵横。听者与歌者所悲感者不尽相同，但究其根源皆由是安史之乱引发。诗人的情感思绪已不仅仅是个人的，它能代表千千万万黎民苍生、爱国志士的心声。杜甫的诗人形象在作品中已经由“小我”升华为“大我”，“纵横”之泪是感时局伤乱世之泪，是悲国破悼家亡之泪，组诗潜藏着的情感暗流在结尾处如破堤之水奔涌而出，悲怆之情推倒了最高点，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杜甫的《羌村》三首与“三吏”、“三别”等代表作一样，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虽然作品讲述的只是诗人乱后回乡的个人经历，但诗中所写的“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等亲人相逢的情景，以及“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唏嘘”的场面，绝不只是诗人一家特有的生活经历，它具有普遍意义。这组诗真实地再现了唐代“安史之乱”后的部分社会现实：世乱飘荡，兵革未息，儿童东征，妻离子散，具有浓烈的“诗史”意味。
在艺术上，诗人熔叙事、抒情、写景于一炉，结构严谨，语言质朴，运用今昔对比，高度概括等手法，表达了诗人崇高的爱国情怀，集中体现了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三章诗不仅在形式上连绵一体，而且很好地引导读者进行联想和想象，使得这组诗的意蕴超越了其文字本身而显得丰富深厚。杜甫的《羌村》三首用诗人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反映出安史之乱的严重危害，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体现了作者深厚的诗文功底。
上片写塞马南来的凶残与金朝君臣将帅的昏庸无能导致亡国。蒙古军队狂奔而来，硝烟滚滚，战火连天，汴京城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草木失色，百姓悲号，天昏地暗，战鼓震天，大有“天穿地裂”之势。全国呈现出一片混乱。接着作者沉痛地指出导致金朝亡国的原因：本来可以凭借险要山气作为屏障以拒塞马，但朝廷昏庸，将帅无能，以致“百二气山”的险要也发挥不了作用，使蒙军长驱直入，直逼九重，终至亡国。作者既痛心国亡，又气愤统治者的昏聩，心中之气，悲抑难平。
下片写亡国之惨状和自己的心灵感受。“长戈袅”四句，蒙军长戈飞舞，连天空的飞鸟都已灭绝，原野上尸体多得无处堆放，似乎气中流淌的都是鲜血。兵燹酷烈，生灵涂炭，这是如实地描述当时元军的暴行，字字血泪，力敌万钧。接着作者笔锋一转，回写自身。以“叹”字领起，在国难之中，活着的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与家人动辄失散，遂成永别。词写到此，已将国难家难写尽，于是以“回首”二字宕开，追古伤今。当年的汴京，春光满城，莺鸣芳树，燕舞晴空，如今却疮痍满目，雕栏虽在，明月犹悬，而人事全非，故国之思，令人肝肠寸断。接着，以“更西来、流水绕城根，空呜咽”作结。“更”字加强感情力度，气水呜咽，着一“空”字，透出作者在亡国之后无可奈何的悲叹，徒增伤感。
全词写兵祸以实录，用史笔也；写悲感移情于景，用笔空灵。词情激愤，悲壮沉重。
一、二句写雪后初霁，济南在望时的心情。将到济南时，见到大雪之后初次放晴，苏轼心中豁然开朗，不由赞叹济南的春光美好。苏轼刚到济南城东六十里处的龙山镇，便感到马蹄轻快了。这两句是即景而兼即事，并且通过对周围环境的描写以及旅况的叙述，传达出轻松、欢快的心情，而这同即将与友人李常相见是分不开的。“马足轻”，应是从王维《观猎》诗“雪尽马蹄轻”一句变化而来，既关合自己风雪载途的旅况，与前句“雪初晴”相照应，又是借物写人，体现出人的轻快的心情，所以显得自然入妙。
三、四句重提旧事，写当年湖州歌女送别的深情，并提醒李常不要忘怀。其所以如此着笔，一是因为李常来齐州前，曾任湖州知州，而苏轼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由杭州赴密州任时，又曾过访李常于湖州，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第二，此处写歌女（其社会身份是歌妓）送别，与唐、宋时代特殊的文化背景有关。写歌女临别时极度伤心（“肠断声”），带有夸张的成分，因而又成为苏轼、李常二人之间的戏谑之辞。第三，苏轼借写湖州歌女伤别，来表达自己的怀友之情。这是一种“请客对主”的写法，歌女尚且如此，何况苏轼别后怀思。而且提到湖州歌女，也会勾起李常对旧日会面与交往的联想，而使友谊的温馨油然而生。
全词，以夸张、引用的写作手法，记录了苏轼要与友人李常重逢时的喜悦之情，和对过去苏轼、李常二人离别时情景的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