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词并非泛泛咏落花，而是抒发对花落后的“追惜”之情，更是对自己“光阴虚掷”的“追惜”之情。词写得极有特色，与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有异曲同工之妙，颇值一读。

　　词作上片抒写春归花谢之景象。开首二句，“正单衣试酒，怅客里、光阴虚掷”，点明时令、主人公身份，抒发惜春心情。“试酒”，周密《武林旧事》卷三：“户部点检所十三酒库，例于四月初开煮，九月初开清，先至提领所呈样品尝，然后迎引至诸所隶官府而散。”这里用以指时令──农历四月初。长期羁旅在外的词人，值此春去之际，不禁发出虚度光阴的感叹，写来含浑而不显露。“正”字、“怅”字直贯全篇。“愿春暂留，春归如过翼，一去无迹。”“过翼”，以鸟飞作比喻，形容春归之迅速，这三句一句一转：“愿春暂留”，表示不忍“虚掷”，珍惜春光；“春归如过翼”，春不但不留，反而逝如飞鸟，竟成“虚掷”；“一去无迹”，不仅快如飞鸟，更无影无踪。“一去”二字，直说到尽头，不留余地。随着句意，惜春之情愈转愈深。周济评曰：“十三字千回百折，千锤百炼，以下如鹏羽自逝”（《宋四家词选》）。以上五句写春去，是题前之笔。接下陡然提出：“为问花何在？”一笔喷醒，又轻轻顿住。谭献认为：“‘为问’”三句，搏兔用全力”（《词辨》卷一）。陈廷焯指出：“……此处点醒题旨，既突兀，又绵密，妙只五字束住，下文反复缠绵，更不纠缠一笔，却满纸羁愁抑郁，且有许多不敢说处，言中有物，吞吐尽致”（《白雨斋词话》卷一）。其实从下句“夜来风雨”至上片结束，皆从此一问而出，振起全词。“夜来风雨，葬楚宫倾国”二句，正面写落花。“倾国”，美人，这里以之比落花。以美人比落花，唐代即有。沈亚之《异梦录》：“王炎梦游吴，同葬西施。”韩偓《哭花》诗：“若是有情争不哭，夜来风雨葬西施。”这里本应说吴宫，但为律所限，故借用“楚宫”。这三句既写因夜来风吹雨打，使落花无家，更写由于落花是无家的，所以虽有倾国之美姿，也得不到风雨的怜惜。这里是人与花融合来写，以花之遭际喻羁人无家、随处飘零之身世。这三句一开一合，一起一伏，很好地表达了词人内心的矛盾与苦闷。“钗钿堕处遗香泽”以下六句，大力铺开，尽情写蔷薇谢后的飘落情况。“钗钿堕处遗香泽”，这里是以美人佩戴的“钗钿”喻落花，化用徐夤《蔷薇》诗：“晚风飘处似遗钿”句意，零落之余，只遗香泽。“乱点桃蹊，轻翻柳陌”，落花飘零是惨景，而以“桃蹊”、“柳陌”来衬托，却显得极有情致。接下侧写一笔：“多情为谁追惜？”“为谁”，即谁为。春去花残，观赏者都已散去，应不再有多情追惜之人了。“但蜂媒蝶使，时叩窗隔”二句一转，蜂蝶无知，不知“追惜”，然而它们却以媒人、使者的身分“时叩窗隔”，似乎在提醒室中人去“追惜”。通过以上描绘，把蔷薇虽然凋谢而香气犹存，春天虽然逝去而值得追惜之情景写得韵味盎然。词作上片特用问语“为问花何在”、“多情为谁追惜”，加以强调，以突出“无家”与“无人追惜”之意，由此见出内中隐含词人自己的身世遭际之感。

　　词作下片着意刻画人惜花、花恋人的生动情景。“东园岑寂，渐蒙笼暗碧”，开首二句起衬托作用，以引起下文。词人不忍辜负蜂蝶之“时叩窗隔”，于是走出室内，来到东园，只见园内花事已过，碧叶茂盛，一片“花落”后“岑寂”的景象，也是“光阴虚掷”、春天“一去无迹”之实况。“静?珍丛底，成叹息，”写人惜花。为了“追惜”，词人静静地绕着蔷薇花丛，去寻找落花所“遗”之“香泽”。“成叹息”三字总括一切，承上启下。“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三句，为一叹，写花恋人。花已“无迹”，但有“长条”，而“故惹行客”，话别“牵衣”，有同病相怜之意，也写出“行客”之无人怜惜、孤寂之境况。无情之物，而写成似有情，虽无中生有，却动人心弦，感人至深。“残英小、强簪巾帻。终不似一朵，钗头颤袅，向人欹侧“四句，为二叹。在“长条”之上，偶然看见一朵残留的小花，词人以为这就是打算与其话别者。虽然“残花”本不是“簪巾帻”之物，然而“行客”却颇受感动，故“强”而“簪”之。然而这哪里比得上它当初盛开时插在美人头上之妩媚动人呢？残英强簪，令人回想花盛时之芳姿，映带凋谢后之景况，有无限珍惜慨叹之意。这既是慨叹花之今不如昔，更是慨叹自己的“光阴虚掷”、“人老珠黄”。词作写至此，词人如梦初醒，似有所觉悟，又有无可奈何之感。最后三句“漂流处、莫趁潮汐。恐断红、尚有相思字，何由见得”，为三叹。词人因终不愿落花“一去无迹”，所以又对花之“漂流”劝以“莫趁潮汐”，冀望“断红”上尚有“相思”字。如若落花随潮水流去，那上面题的相思词句，就永远不会让人看见了。“何由见得”，即何由得见，流露了依依不舍的深情蜜意。这里活用红叶题诗故事，借指飘零的花瓣。对以上所写，周济评曰：“不说人惜花，却说花恋人。不从无花惜春，却从有花惜春。不惜已簪之‘残英’，偏惜欲去之‘断红’”（《宋四家词选》）。末句复用问语，逆挽而不直下，拙重而不呆滞。谭献曰：“结笔仍用逆挽，此片玉之所独”（《词辨》卷一）。

　　这是首“惜花”之词，更是首“惜人”之作。全词构思别致，充分利用慢词铺叙展衍的特点，时而写花，时而写人，时而花、人合写，时而写人与花之所同，时而写人不如花之处。回环曲折、反复腾挪地抒写了自己的“惜花”心情，又表露了自伤自悼的游宦之感。黄蓼园曰：“自伤年老远宦，意境落寞，借花起兴。以下是花是己，比兴无端。指与物化，奇清四溢，不可方物。人巧极而天工生矣。结处意致尤缠绵无已，耐人寻绎”（《蓼园词选》）。评论较妥切，可参考。

　　这是一首思乡诗。

　　诗一开头即以工整的对仗交代了时令及离家的时日。开头二句，诗人淡淡地说出一个事实：“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笔调平淡，似乎不带什么感情，然而低吟之际，就会感觉到一股苦涩的思乡之情弥漫在字里行间。“入春才七日”好像诗人在核对一个事实：今天是正月初七，是新年的第七天。然而一个“才”字，则透露出诗人的满腹心事。

　　诗人正在屈指计日，在作者的主观感受中新年已过去很久了，但是仔细一算，诗人只能不禁失望地说：原来入春才七天呀！——表现出作者对时间缓慢的感慨。“离家已两年”一句也说得平平淡淡，好像不带什么感情，但是将“入春才七日”与“离家已两年”连在一起吟诵细品，可以感觉到一股无可奈何的怅惘之情弥漫在字里行间。

　　诗人在客居生活中过了“春节”，进入了第二年。到了“人日”，入春不过才七天，不能算长。但从旧年到新春，已经跨了两个年头，因而可以说“离家已二年”。“二年”既是客观事实，又是主观感受。将“才七日”和“已二年”作了一个对比，短短的七日已让人难以忍受，离乡两年的岁月又是怎么样熬过去的呢！这两句平淡质朴的诗句中表现出诗人度日如年的心情。

　　后二句说春花未萌发之时，思归之念已经发动。传说鸿雁在正月里从南方飞回北方，因此在后两句中作者借这个传说来抒写自己思归急切的心情。在这个春天到来之前，他就盘算着回乡了，即“思发在花前”；可是现在新的一个春天已到来，眼看着春草将绿，春花将开，成队的鸿雁从头顶掠过，飞回北方，诗人却无法归去，所以说“人归落雁后”。这两句运用了对比手法，以归落在雁后、思生于花前对比。

　　诗人清醒地认识到不可能很快回去，但只愿落在春来即行想自然贴切；早已计算归期的思想活动，也极为生动感人。寥寥十字，仿佛能使我们看到诗人翘首北望归雁、屈指计算归期的生动形象；使在北归的大雁之后，不肯把时间设想得再晚一些了，由此可见思归之心切。这两句写得极妙。借用春雁北归之说，抒发极想回归之情，自是联们感到他不能与雁同归的遗憾，及极欲早归的焦急心情。一片深沉的乡思之情，就这样形象而委婉地表达出来了。

　　这首五言小诗写出了远在他乡的游子在新春佳节时刻渴望回家与亲人团聚的急切心理，诗人即景生情，以平实自然、精巧委婉的语言，表达出他深刻细腻的情感体验，把思归盼归之情融入到九曲柔肠之中，景中寓情，情中带景，情景交融。并运用了对比映衬手法，叙述中有对比，含蓄宛转地表达了作者急切的思归之情，而且作者将“归”与“思”分别放在两个相对照的句子中，与题目遥相呼应，别具特色。

　　这封信分为五段，层次、脉络分明。

　　第一段开门见山，说明绝交的原因，开篇劈头就是“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足下故不知之”。交友之道，贵在相知。这里如此斩钉截铁地申明与山涛并不相知，明白宣告交往的基础不复存在了。接下去点明写这封信的缘由：“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这里“越俎代庖”的典故用得很活。此典出于《庄子·逍遥游》，原是祭师多事，主动取厨师而代之。嵇康信手拈来，变了一个角度，道是厨师拉祭师下水，这就完全改变了这个故事的寓意。嵇康特别强调了一个“羞”字：庖人之引尸祝自助，是因为他内心有愧，因为他干的是残忍、肮脏的事情。他就一下子触到了山涛灵魂中敏感的地方。这个典故用在这里，具有“先声夺人”之妙。行文用典，历来有“死典”、“活典”之别。象嵇康这样，随手拈来，为我所用，便上成功的佳例。至此，与山巨源的基本分歧，明白点出，下面就进一步发挥自己的看法。

　　第二段，作者高屋建瓴，提出人们相处的原则。文中首先列举出老子、庄周等十一位历史人物，借评论他们的事迹阐发了“循性而动，各附所安”的原则。表面看来，嵇康这里对出仕、归隐两途是无所轩轾的，且以“并介之人”推许山涛，但联系上文一气读下，就不难体味出弦外之音。既然在那样的时局中，做官免不了沾染鲜血，那么出仕者的“本性”如何，自在不言之中了。于是，推许成了辛辣的讽刺。当然，这种讽刺是全然不动声色的，而对方却心中明白、脸上发烧。古人有“绵里针”、“泥中刺”的说法，指的就是这种含蓄的讽刺手法，在阐述了“循性而动”的一般处世原则后，作者笔锋一转：“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志气所托，不可夺也。”指出人们根据气节本性选择的人生道路是不可强行改变的。这是承上启下的一笔。

　　第三段便描述起自己的本性和生活状况来。他写了自己极度懒散的一些生活习惯后，使用了一个比喻：“此由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真是形象之极！禽即擒字。作者自比野性常驯之鹿，他对山涛说：不错，出去做官司可以得到“金镳”、“嘉肴”——富贵荣华，但那代价我也是知道的，那要牺牲掉我最宝贵的东西——“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因此，我宁赴汤蹈火，不要这富贵的圈套。写到这里，不必再作抽象的议论，作者就已把自己的浩然正气，大义凛然的人生态度，以及不与恶势力妥协的立场，生动地描摹出来了。

　　然而，作者并不肯就此置笔。

　　第四段，他进而举出阮籍受迫害之事，指出自己与朝廷礼法的矛盾更为尖锐。嵇康把这些矛盾概括成九条，就是很有名的“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这九条排比而出，滚滚滔滔，一气贯注，丝毫不容对方有置喙的余地。嵇康自己那种“龙性谁能驯”的傲岸形象也就随之呈现到读者的面前。这“七不堪，二不可”，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似乎狂得过分一些，而在当时，一则疏狂成风，二则政治斗争使然，所谓“大知似狂”、“不狂不痴，不能成事”，所以并不足怪。在这一大段中，作者渲染出两种生活环境：一种是山涛企图把他拉进去的，那是“官事鞅掌”、“嚣尘臭处，千变百伎”、“鸣声聒耳”、“不得妄动”；一种是他自己向往的，是“抱琴行吟，弋钓草野”、“游山泽，观鱼鸟”。相形之下，孰浊孰清，不言而喻。至此，已把作者自己的生活旨趣及拒不合作的态度讲得淋漓尽致了。特别是“非汤武而薄周孔”一条，等于是和名教，以及以名教为统治工具的司马氏集团的决裂宣言。这一条后来便成了他杀身的重要原因。

　　下面一段转而谈对方，以交友之道责之。在列举了古今四位贤人“真相知”、“识其天性，因而济之”之后，作者使用了欲抑先扬的手法。他讲：这个道理只有通达的人才能理解，当然您是明白的了。初看起来，是以“达者”相许，然而下面随即来了一个大的转折：“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这简直就是指着鼻子在骂山涛了：我原以为你是够朋友的“达者”，谁知道你却象那强迫越人戴花帽子的蠢家伙，象那专吃臭尸烂肉的猫头鹰一样。这两句话骂得真够痛快，正是嵇康“刚肠疾恶”本色的表现。如果说开篇处的讽刺还是绵中之针的话，这里则是针锋相对了。由此可以想见作者命笔之际，愤激愈增的心情。

　　最后，作者谈了日后的打算，表示要“离事自全，以保余年”。这一段锋芒稍敛。因为他是一时风云际会的领袖人物，是司马氏猜忌的对象，故不得不作韬晦的姿态。但态度仍坚定不移：“一旦迫之，必发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可说是宁死不合作了。而对山涛鄙夷之情，犹有常尽，故终篇处又刺他一笔：野人有以晒背为快乐，以芹子为美昧的，想献给君王，虽然一片诚意，但也太不懂事理了，“愿足下勿似之”。又是不动声色，而揶揄之意尽出。

　　刘禹锡说：“八音与政通，文章与时高下。”《与山巨源绝交书》正是魏晋之际政治、思想潮流的一面镜子。《绝交书》直观地看，是嵇康一份全面的自我表白，既写出了他“越名教而任自然”，放纵情性、不受拘羁的生活方式，又表现出他傲岸、倔强的个性。然而，《绝交书》的认识意义并不止于此。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嵇康愤激的言词中体会到当时黑暗、险恶的政治氛围；另一方面，嵇康是“竹林七贤”的领袖，在士人中有着很高的威望和相当大的影响，因此，《绝交书》中描写的生活旨趣和精神状态都有一定的代表性，部分反映出当时社会风貌和思想潮流。

　　这是一首写景抒怀的小词。上片写景：有清溪，霜风，山月，还有山月下随风飘动的流云。一个“咽”字，传出了“清溪”哽哽咽咽的声音；用个“洗”字，好像山头月是被“霜风”有意识地“洗”出来的，这个“洗”字，也使山月更加皎洁。山高月小，霜风斜峭，再配上哽咽的流水，给人以如置空谷，如饮冰泉之感。“霜风”句中，暗藏一个“云”字：无云则山月自明，无须霜风之“洗”。换句话说，山月既须霜风“洗”而后出，则月下必有云遮。这样上片结句中“云归”、“云别”出现就不显突兀。迎、送的主语是“山月”，一迎一送，写出了月下白云舒卷飘动的生动形象。“云归”、“云别”两句，又将“霜风”的“风”字暗暗包容句中。云归云别，烘云托月，使皎洁的山月，更见皎洁。上片写景如画，幽静深美。着一“咽”字，以动衬静，更觉其静。

　　下片，词人触景生情，怀念帝乡之感油然而生。从“凌歊”一词看，李之仪写这首词的时候，盖太平州编管之中。“凌歊”，即凌歊台，因山而筑，南朝宋孝武帝曾登此台，并筑离宫于此，遗址位于今当涂县西，为当地名胜。李之仪在姑溪时，思想上是苦闷而消极的，且僻居荒隅，远离朝廷，更见悲苦。但从结句的“双阙”看，词人仍未忘朝廷。“双阙”，古代宫门前两边供瞭望用的楼，代指帝王的住所。作者把国事系于心头，盼望朝廷下诏起用，故“望断”云云，即是这种心情的形象反映。“天际”一词，暗示了词人盼望帝京之切；而“音尘绝”则可见词人的失望与怅惘。

　　这首词词史上有其特定意义。词题明确揭出“用太白韵”，是为和宋初《忆秦娥》而作。李之仪是北宋人，与苏轼同时代，写这首词的时候，是崇宁三年（1104）前后，距离李白卒年（762）已经过去340年之久，这首和词，全依佚名作者《忆秦娥》韵，可见当时这首词已流传比较普遍，但说其为李太白所作，则甚为不妥。李白的诗歌名篇在整个唐朝流传极为广泛，即使是一首很普通的七绝，都有大量记载，而忆秦娥，在整个唐人的典籍中，没有一处记载。有专家认为，李白的诗歌由于散佚的缘故，十去七八，未收入忆秦娥情有可原。但这点早已被胡适先生彻底否决了。事实上，整个盛唐，根本没有一首词流传下来！像菩萨蛮这样的词牌是在中唐（李白死后）才产生的，忆秦娥则连中唐都没有记载！现代某些不负责任的专家总爱说一些“《菩萨蛮》《教坊记·曲名表》及敦煌曲均有此调名，李白在开元、天宝时依调作词完全有可能。”之类的话，而且还借此希冀证明《忆秦娥》也为李白所创。似乎忘却了胡适在《词的起源》一文中对《教坊记》做的具体考察：《教坊记》中曲调多为“后人随时添加”，因此“不可用来考证盛唐教坊有无某种曲调”，《辞源》(合订本)释“教坊记”条“唐崔令钦撰。一卷。记述唐代教坊制度、轶闻及曲调来源等，以开元时事为多，并录教坊大曲杂曲名三百二十四本。今通行本皆据《说郛》，有所删削，已非全书。”《辞海》(缩印本)说《教坊记》“书约成于宝应元年(762)后。”阴法鲁即认为此书“可能经过后人订补”。因此《教坊记》有曲名，并不能说明开元时已有此调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