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南都信佳丽，武阙横西关”概述南阳佳丽之地、巍峨武阙山的雄伟壮阔之景。

　　“白水真人居，万商罗鄽闤。高楼对紫陌，甲第连青山。”描绘一幅汉光武帝所管辖的市井繁荣，万商云集，皇亲国戚、王侯将相多居住于此，以突显出南阳商业发达、壮阔富饶。

　　“此地多英豪，邈然不可攀。陶朱与五羖，名播天壤间。”紧扣前文，借南阳山川美景抒发情怀，继而联想到南阳英豪美女的事迹，继而从而触动李白内心处的赞赏情怀，歌咏南阳英豪。

　　“丽华秀玉色，汉女娇朱颜。”丽华就是皇后阴丽华，是夸南阳美眉漂亮早已艳名远播。

　　“清歌遏流云，艳舞有馀闲。遨游盛宛洛，冠盖随风还。”描绘一幅美女清歌响遏流云、舞姿优游从容的美丽风景图，侧面点染出南阳乃国杰豪英，人杰地灵的地方。

　　“走马红阳城，呼鹰白河湾。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讲述李白以诸葛亮自况感怀，自叹没有知己而因愁鬓斑。

　　综观全诗，前六诗句李白描绘了南阳山川形胜和繁华的市面景观：武阙山横亘，货币流通，商贾云集，楼高道阔，甲第连山。接着六诗句描写南阳风流人物的事迹：英豪，则有范蠡、诸葛亮；美女则有阴丽华、汉水神女。继而四句写南阳旅游观光之胜。清歌艳舞可赏，宛、洛可游，故冠盖络绎，走马呼鹰。最后二句以感怀为主，以诸葛亮自况，叹无知己，故而因愁鬓斑。诗的主旨是讲述诗人对南阳英豪的钦敬和仰慕，并以卧龙自比，以申用世之志，抒发怀才不遇的感叹。李白最后借此抒发不得志之情，也是一贯风格。

　　这是首送人之作，作于公元1092年（元祐七年）。此词上阕抒写作者对苏坚归吴的羡慕和自己对吴中旧游的思念。用“黄犬”这一典故，表达出盼伯固回吴后及时来信。“呼小渡”数句细节传神，虚中寓实，给对方一种“伴你同行”的亲切感。下阕抒发了自己欲归不能的惋惜，间接表达对官海浮沉的厌倦。就伯固之“归”，抒说自己之“归计”。

　　在众多的送别词中，苏轼的这首《青玉案》可谓别具一格。一方面作者为送客而作，一方面自己还客居他乡，是为“客”中送客之作。整首词中心在于一个“归”字，既是羡慕苏坚归吴中，亦是悲叹自己归梦难成。“作个归期天已许”一句，奇境别开，明知不可归而犹言“天已许”，思归之情，倍见殷切。“小蛮针线”则显出宦游天涯之可衰，情真意切，其意境绝非柳永“针线闲拈伴伊坐”（《定风波》）之类小儿女语所可比拟。“作个归期天已许，春衫犹是，小蛮针线，曾湿西湖雨。”“归期天已许”写苏轼迫切思归与亲人爱侣团聚，特借白居易所宠爱的善舞妓人小蛮，喻指其爱妾朝云，朝云亲手缝制的春衫“曾湿西湖雨”，为“天注定”做一注脚：天公有情，为朝云之相思而洒泪雨，淋湿词人春衫，岂非“天已许”吗？全词写词人思念朝云，写法婉曲，含蓄深沉。

　　“我居北海君南海”，起势突兀。写彼此所居之地一“北”一“南”，已露怀念友人、望而不见之意；各缀一“海”字，更显得相隔辽远，海天茫茫。作者跋此诗云：“几复在广州四会，予在德州德平镇，皆海滨也。”

　　“寄雁传书谢不能”，这一句从第一句中自然涌出，在人意中；但又有出人意外的地方。两位朋友一在北海，一在南海，相思不相见，自然就想到寄信；“寄雁传书”的典故也就信手拈来。李白长流夜郎，杜甫在秦州作的《天末怀李白》诗里说：“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强调音书难达，说“鸿雁几时到”就行了。黄庭坚却用了与众不同的说法：“寄雁传书——谢不能。”意谓：我托雁儿捎一封信去，雁儿却谢绝了。“寄雁传书”，这典故太熟了，但继之以“谢不能”，立刻变陈熟为生新。黄庭坚是讲究“点铁成金”之法的，王若虚批评说：“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滹南诗话》卷下）类似“剽窃”的情况当然是有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论。上面所讲的诗句，可算成功的例子。

　　“寄雁传书”，作典故用，不过表示传递书信罢了。但相传大雁南飞，至衡阳而止。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云：“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秦观《阮郎归》云：“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黄庭坚的诗句，亦同此意；但把雁儿拟人化，写得更有情趣。

　　第二联在当时就很有名。这两句诗所用的词都是常见的，甚至可说是“陈言”，谈不上“奇”。张耒称为“奇语”，当然是就其整体说的；可惜的是何以“奇”，“奇”在何处，他没有讲。其实，正是黄庭坚这样遣词入诗，才创造出如此清新隽永的意境，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

　　任渊说这“两句皆记忆往时游居之乐”，看来是弄错了。据《黄几复墓志铭》所载，黄几复于熙宁九年（1076年）“同学究出身，调程乡尉”；距作此诗刚好十年。结合诗意来看，黄几复“同学究出身”之时，是与作者在京城里相聚过的，紧接着就分别了，一别十年。这两句诗，上句追忆京城相聚之乐，下句抒写别后相思之深。诗人摆脱常境，不用“我们两人当年相会”之类的一般说法，却拈出“一杯酒”三字。“一杯酒”，这太常见了，但惟其常见，正可给人以丰富的暗示。沈约《别范安成》云：“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云：“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杜甫《春日忆李白》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故人相见，或谈心，或论文，总是要吃酒的。仅用“一杯酒”，就写出了两人相会的情景。诗人还选了“桃李”、“春风”两个词。这两个词，也很陈熟，但正因为熟，能够把阳春烟景一下子唤到读者面前，用这两个词给“一杯酒”以良辰美景的烘托，就把朋友相会之乐表现出来了。

　　其实要用七个字写出两人离别和别后思念之殷，也不那么容易。诗人却选了“江湖”、“夜雨”、“十年灯”，作了动人的抒写。“江湖”一词，能使人想到流转和飘泊，杜甫《梦李白》云：“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夜雨”，能引起怀人之情，李商隐《夜雨寄北》云：“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在“江湖”而听“夜雨”，就更增加萧索之感。“夜雨”之时，需要点灯，所以接着选了“灯”字。“灯”，这是一个常用词，而“十年灯”，则是作者的首创，用以和“江湖夜雨”相联缀，就能激发读者的一连串想象：两个朋友，各自飘泊江湖，每逢夜雨，独对孤灯，互相思念，深宵不寐。而这般情景，已延续了十年。

　　晚唐温庭筠不用动词，只选择若干名词加以适当的配合，写出了“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两句诗，真切地表现了“商山早行”的情景，颇为后人所称道。欧阳修有意学习，在《送张至秘校归庄》诗里写了“鸟声梅店雨，柳色野桥春”一联，终觉其在范围之内，他自己也不满意（参看《诗话总龟》、《存余堂诗话》）。黄庭坚的这一联诗，吸取了温诗的句法，却创造了独特的意境。“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这都是些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其中的每一个词或词组，都能使人想象出特定的景象、特定的情境，展现了耐人寻味的艺术天地。

　　同时这两句诗，还是相互对照的。两句诗除各自表现的情景之外，还从相互对照中显示出许多东西。第一、下句所写，分明是别后十年来的情景，包括眼前的情景；那么，上句所写，自然是十年前的情景。因此，上句无须说“我们当年相会”，而这层意思，已从与下句的对照中表现出来。第二、“江湖”除了前面所讲的意义之外，还有与京城相对的意义，所谓“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就是明显的例证。“春风”一词，也另有含意。孟郊《登科后》诗云：“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和下句对照，上句所写，时、地、景、事、情，都依稀可见：时，十年前的春季；地，北宋王朝的京城开封；景，春风吹拂、桃李盛开；事，友人“同学究出身”，把酒欢会；情，则洋溢于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中。

　　“桃李春风”与“江湖夜雨”，这是“乐”与“哀”的对照；“一杯酒”与“十年灯”，这是“一”与“多”的对照。“桃李春风”而共饮“一杯酒”，欢会极其短促。“江湖夜雨”而各对“十年灯”，飘泊极其漫长。快意与失望，暂聚与久别，往日的交情与当前的思念，都从时、地、景、事、情的强烈对照中表现出来，令人寻味无穷。张耒评为“奇语”，并非偶然。

　　后四句，从“持家”、“治病”、“读书”三个方面表现黄几复的为人和处境。

　　“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这两句，也是相互对照的。作为一个县的长官，家里只有立在那儿的四堵墙壁，这既说明他清正廉洁，又说明他把全部精力和心思用于“治病”和“读书”，无心、也无暇经营个人的安乐窝。“治病”句化用《左传·定公十三年》记载的一句古代成语：“三折肱，知为良医。”意思是：一个人如果三次跌断胳膊，就可以断定他是个好医生，因为他必然积累了治疗和护理的丰富经验。在这里，当然不是说黄几复会“治病”，而是说他善“治国”，《国语·晋语》里就有“上医医国，其次救人”的说法。黄庭坚在《送范德孺知庆州》诗里也说范仲淹“平生端有活国计，百不一试埋九京”。作者称黄几复善“治病”、但并不需要“三折肱”，言外之意是：他已经有政绩，显露了治国救民的才干，为什么还不重用，老要他在下面跌撞呢？

　　尾联以“想见”领起，与首句“我居北海君南海”相照应。在作者的想象里，十年前在京城的“桃里春风”中把酒畅谈理想的朋友，如今已白发萧萧，却仍然像从前那样好学不倦。他“读书头已白”，还只在海滨作一个县令。其读书声是否还像从前那样欢快悦耳，没有明写，而以“隔溪猿哭瘴溪藤”作映衬，就给整个图景带来凄凉的氛围；不平之鸣，怜才之意，也都蕴含其中。

　　黄庭坚推崇杜甫，以杜甫为学习榜样，七律尤其如此。但比较而言，他的学习偏重形式技巧方面。他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而杜甫的杰出之处主要表现在以“穷年忧黎元”的激情，艺术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广阔现实。诗的语言，也丰富多彩，元稹就赞赏“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的一面。当然，杜甫的不少律诗，也是讲究用典的；黄庭坚把这一点推到极端，追求“无一字无来处”，其流弊是生硬晦涩，妨碍了真情实感的生动表达。但这也不能一概而论。例如这首《寄黄几复》，就可以说是“无一字无来处”。但并不觉晦涩；有的地方，还由于活用典故而丰富了诗句的内涵；而取《左传》《史记》《汉书》中的散文语言入诗，又给近体诗带来苍劲古朴的风味。

　　黄庭坚主张“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他的不谐律是有讲究的，方东树就说他“于音节尤别创一种兀傲奇崛之响，其神气即随此以见”。在这一点上，他也学习杜甫。杜甫首创拗律，如“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有时自发钟磬响，落日更见渔樵人”等句，从拗折之中，见波峭之致。黄庭坚推而广之，于当用平字处往往易以仄字，如“只今满坐且尊酒，后夜此堂空月明”，“黄流不解涴明月，碧树为我生凉秋”，“清谈落笔一万字，白眼举觞三百杯”等都句法拗峭而音响新异，具有特殊的韵味。这首《寄黄几复》亦然。“持家”句两平五仄，“治病”句也顺中带拗，其兀傲的句法与奇峭的音响，正有助于表现黄几复廉洁干练，刚正不阿的性格。

　　这组诗是赞美崔秋浦的品格与治理地方百姓的贤能政治，表现出李白对人生价值的观念，政治理想，以及为官的品德与才能。全篇由三首诗组成，但各有重点，合起来构成了完美整体。故总其题为《赠崔秋浦三首》，而绝不是把毫不相干的三首诗拚凑在一个诗题下。三首诗各为八句，合起来二十四句，以其二，其三来区分，这是古诗常见的分法，当然也有重起空行来划分的，标明各自独立成章。

　　第一首诗用八句写秋浦县令崔某的凤范，是总写，总抒感受。诗开门见山，直接擒题，“吾爱崔秋浦，宛然陶令风”，以呼告的语句，表明自己对崔秋浦的挚爱感情，这种突兀之笔，自然把人带入诗人狂热的情境中去。接着一句补出他热爱崔秋浦之因，崔某作县令，逼真地象陶潜作彭泽县令。陶潜，原名陶渊明，因刘宋灭晋，而改名潜。陶渊明生于世家大族，幼有大志，拯时济物，但身处丧乱之世，权贵倾轧，谋夺帝位。虽曾参谋军职为镇军、建威将军的参军，但无从展志。后又任彭泽令，自对亲朋说：“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亦即是以礼乐治理地方，领取官俸，作未来隐居之用。李白所赞美的陶令之风，是他为官行无为而治，礼乐之教，不慕荣利，忘怀得失，任真自得，不为权贵折腰。质性自然，性爱丘山，故而于易代之际，弃官归隐，保全真性。陶令是李自理想中官吏形象，作人的典范。自己也与陶渊明思想有相似之处，性格有相象的地方。在黑暗的朝廷中，屡遭排挤打击，被迫上表，请求还山。在地方官吏中发现崔某是陶令式的官吏，找到了知音之人，于是他由惊呼而转为深爱。开端两句，概括叙述，激与缓相接，感情深化，唤起人们对崔县令的崇敬。然而又想急于知道他的陶令之风。

　　接着诗人用四句诗铺叙他的陶令之风。“门前五柳树，井上二梧桐。山鸟下听事，檐花落酒中。”这四句诗是写他官衙与宅院的清幽静谧环境，门前五柳树，井边两株梧桐树。官衙厅堂的山鸟自由出入，致使房檐边花叶飘落入酒杯之中。环境幽美，柳树、梧桐的意象，正表现主人公的性格与审美情趣，也是主人精心布置所致。这两句又是用典，陶渊明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接着文章叙述五柳先生的特点：“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诗人用此典故，托出崔某的风范。梧桐树为美好形象，凤凰非梧桐不栖。元行恭诗：“惟余一废井，尚夹两株桐。”诗人用此典，暗寓主人公的美好品格。情趣美，品格好，形神完美无缺。正因用这两个典故，就使陶令风具体化了，亦即崔令的思想品格具体和形象化，以实显虚。比直叙含蕴深，情韵浓。这样人为官，以安民为本，无为而治，民安乐，讼事息。县令怡然自乐，饮酒赋诗，抚琴意会，欣然忘食。山鸟句又是用典，《益都耆旧传》记载景放为益州太守，威恩洽畅，有鸠巢于听事。胡三省解释听事为中庭，是受事察讼的地方。诗人用此典表明县令崔某治理地方，百姓安乐，民无诉讼，政通人和。这与陶令弦歌之治的理想是相合的，也可以称为陶令之风的内涵。最后一句诗是化用何逊诗句：“燕子戏还飞，檐前落枕前，”表明主人公心境闲和，于厅堂饮酒自乐。山乌自由出入厅堂，檐花自由飘落酒杯中，一切都发生在自然中，诗人以此为乐。陶渊明式的性爱自然的品格，呼之欲出。总之这四句诗用典与化用前人诗句，创作出清静与淳美的诗的意境，托出崔县令的思想品格与治政的才能。照应开端，铺叙得体，内蕴丰富，虚实相得益彰。诗情发展至此，必然逼出结尾：“怀君未忍去，惆怅意无穷。”先写不忍离开，依依难舍，再写预见别情惆怅，无穷无尽。余韵深长，玩味不尽。

　　这首诗以直接与间接描写手法，刻画出崔令的风神秀美。

　　第二首诗着重刻画崔令的形象与神态。开端两句开门见山，点出“崔令学陶令”，亦即学陶渊明。学陶令什么呢，学陶渊明的北窗高卧，自谓羲皇上人。因为白日官衙清静，无讼事可理，自然可以读书，困乏而昼眠。两句诗写出崔令如陶令一样，治地方，重在安民，民安讼息。“我无为而民自化”，闲卧北窗养怡真性。托出崔令官清，政通人和，治绩卓著之含意。两句诗，平易自然，而形神毕现。

　　三、四两句再补叙崔令学陶令之风，“抱琴弄明月，取意任无弦。”《宋书隐逸传》中记载：‘潜性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这两句就化用此意，写崔令夜晚，饮酒赏月，抱琴弄月。尽管琴亦是无弦，而目的是取其适意。古人常说人生贵在适意。适意就是心理得到满足，保持一种平静而又令人愉快的心境。思想感情上无忧无虑。这两句写崔令学陶令抚琴弄月，隐含着他的政事如意。民乐境清，因而别无所求，唯酒与琴，借以托出与民同乐之情。养怡真性，而不务个人功名利禄，不悦女色与音声之欲。这样的官吏在李白生活的盛唐时代是极少见的，不免带有李白的理想化成分。

　　五、六两句既叙又转。“见客但倾酒”，《宋书·隐逸传》中记载陶渊明：“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也说：“性嗜酒。”正因如此有客来，只以酒相待，每饮辄醉。待人真率，无世风之虚伪造作之态。崔令如陶令之真率，待客亦以酒，酒中又见真性，这正与李白性格有相近之处，故而由崔令联想到陶令。以陶令之风状崔令。诗写到这里似乎补叙完结，可是陡然一转，宕开一笔，重笔写出崔令为官不爱钱之可贵品质。这句诗仍然暗用陶渊明的典故，“聊欲弦歌，以为三迳之资，”作彭泽令，又“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指郡督邮官）。”在封建社会士人求官，既追求功名，又贪得利禄，更搜刮民脂民膏。诗人用一个全称的否定句。否定崔令作官，不同于一般士子追求功名利禄，而是淡薄名利。作官不为名利，为什么呢，自然会得出为民之意。从否定句中反衬出为民之意。这是点睛之笔，是水到渠成之笔。因此它转出高境界，深遽之哲理。前五句写崔令如陶令一样的思想情趣，从其为官清简的琐事描写中，反衬出他治民有道，境遇安乐，因而怡然自得。其根本的道理，就是县令为民作官，而不为功名利禄作官。为民作官，解除民的困危。使之安乐。为名利作官，贪得无厌，渔肉百姓。两者截然相反。也许这就是清官与贪官之分吧。后来柳宗元提出作官“盖民之役（仆役），非以役民而已也”的光辉思想。

　　诗的结尾两句写诗人的感慨，“东皋多种黍，劝尔早耕田。”劝谕与希望崔令如陶令一样，躬耕东皋，多种黍（黄米）。陶渊明为彭泽令，挂印去官，赋《归去来辞》“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结尾两句就化用此意。归耕自适，乐天知命。不要再为官，作眷恋帝乡，追求富贵的违心之事。照应开端学陶令句。

　　这首诗明誉崔令、却以陶令为则，亦崔亦陶。相兼相生，以形托神。写实与理想融合无痕。然而却又透露出朝廷不重贤才，官场倾轧，应及早功成身退的思虑。

　　第三首诗写秋浦县境的风俗人情，自然环境之优美，藉以歌颂崔令治绩。诗开端两句就用典，“河阳花作县，秋浦玉为人。”晋人潘岳为河阳县令，令人种桃李花，人称河阳一县花。此是比喻崔令以花美化育百姓，象征着百姓精神境界高尚美好，生机勃勃。晋人裴楷风神高迈，容仪俊爽，博览群书，特精义理，人称之谓玉人。此亦是比况崔令风神与学识，高度地赞美他。玉是古人贵饰和珍爱之物，因其洁而无瑕。这两句藉用典故以美崔令的治绩与风采学识，是一位树桃李、如美玉的完美官吏，绝无污点。

　　三、四两句笔调变化，以间接之法，描写地域风情，以补叙其政绩之美。“地逐名贤好，风随惠化春。”秋浦县因为有名贤崔县令，县的名声也大好，民风也由崔令惠化而如春。名贤治县，大地回春。惠民之治，使民风归淳，于是县名亦好，其意在赞誉治县之崔令，托出选贤任能之意。

　　五、六两句宕开一笔，转写自然环境。“水从天汉落，山逼画屏新。”秋浦县之九华山瀑布，仿佛是从银河落下来，气势雄浑飞动、情调高古自然，九华山逼近眼前，有如室内画屏山水一样新鲜可爱。仿佛身入画境，情化山水。表面看似与前四句无关，实际是其诗情诗意发展的必然。是一种象征手法，秋浦的山山水水也因为有崔令治理而重放光彩，大显神姿。水从天汉落，山迈而新，精神倍出，非匠笔画象可比。总觉得有诗情涌动，这正是诗人赞美崔令之情，借山水托出，寓情于山水之笔，形显于外，情动于中。正如晋王蕴为竟陵太守有惠化，百姓讴歌。

　　诗的结尾两句：“应念金门客，投沙吊楚臣”是诗人企望之笔。这两句诗亦是用典，金马门，汉代宫门名，门傍有铜马，故称之谓金马门。汉代朝廷征召来的才能优异的人，令其待诏金马门。汉东方朔曾高歌：“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李白用此典以比况自己曾待诏翰林院，而且如同东方朔大才被弃置，避世金马门。而今又被逐出朝廷，作了崔县令之客人。投沙一句亦是用典，汉文帝时年轻的贾谊才学卓著，曾受到文帝赏识和重用，破格地拔擢为卿大夫。因而受到保守的老官僚的反对和忌恨，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贾谊赴长沙，于汨罗凭吊屈原，作吊屈原赋。李白用此典比况自己有贾谊之才，同贾谊之遭遇，亦欲作吊屈原之人。这两句诗用典，含蓄地把自己才智、爱国感情、不平的遭遇托出来反映贤才遭忌是历史与现实的共有的社会现象，不仅深化诗意，同时又是自慰。“应念”一词统摄结尾两句，希望崔县令应该想到自己这位失意之人，言外之意希望崔县令了解自己，不要忘掉自己援引自己。同时自己已把崔县令引为知己，衷心爱戴，不忍分别。总之表现出他们之间情谊深厚。照应第一首开端两句，以“吾爱崔秋浦”开其端，把读者带入感情热潮之中；以崔秋浦永怀自己而结尾，把读者推到感情的高潮和顶端，并永恒地保持下去。

　　这三首诗是作者精心构思和结构的组诗，表达一个共同的主题，但各有不同的描写重点。由于描写重点不同，而采取的表现方法也各异，从一个侧面反映共同主题。三首诗把歌颂陶令、热爱崔令，抒写理想熔铸为一炉，从而暗示出在盛唐社会中，产生贤者被弃，贤者弃世的悲剧，预示社会发展将逆转。三首诗中心写崔令，表现崔令志向、节操、治绩，虚实并举，写实与写虚交互为用，人物形象丰满，精神高尚。一位陶令式的崔秋浦，形神俱美，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在崔秋浦的形神描写中寄托李白的浪漫主义理想和精神，赞美崔秋浦，安慰自己，缓解了被损伤心灵的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