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主人公采蘩者的身份,历来有很多说法。《毛诗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职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则不失职矣。”是以为此乃贵族夫人自咏之辞,说的是尽职“奉祭祀”之事。朱熹《诗集传》则曰:“南国被文王之化,诸侯夫人能尽诚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定主人公为“家人”,这是对毛序的一大修正。不过以为那辛勤“采蘩”、“夙夜在公”的还是“诸侯夫人”,公诗意未免仍有隔膜。
诚然,古代贵族夫人也确有主管宗庙祭祀的职责,但并不直接从事采摘、洗煮等劳作。《周礼·春官宗伯》称:“世妇,掌女宫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贾公彦疏谓“女宫”乃指有罪“从坐”、“没入县官”而供“役使”之女,又称“刑女”。凡宫中祭祀涉及的“濯摡及粢盛之爨”,均由“女宫”担任。而此诗中的主人公,既称“夙夜在公”,又直指其所忙碌的地方为“公侯之宫”,则其口吻显示的身份,自是供“役使”的“女宫”之类无疑。因此,把这首诗定为是一首反映宫女们为祭祀而劳作的诗,更为合理。
诗之开篇,出现的正是这样一些忙公“采蘩”的女宫人。她们往来公池沼、山涧之间,采够了祭祀所需的白蒿,就急急忙忙送去“公侯之宫”。诗中采用的是短促的问答之语:“哪里采的白蒿?”“水洲中、池塘边。”“采来作什么?”“公侯之家祭祀用”答问之简洁,显出采蘩之女劳作之繁忙,似乎只在往来的路途中,对询问者的匆匆一语之答。答过前一问,女宫人的身影早已过去;再追上后一问,那“公侯之事”的应答已传自远处。这便是首章透露的氛圈。再加上第二章的复叠,便愈加显得忙碌无暇,简直可以从中读出穿梭而过的女宫人的匆匆身影,读出那从池沼、山涧飘来,又急促飘往“公侯之宫”的匆匆步履。
第三章是一个跳跃,从繁忙的野外采摘,跳向了忙碌的宗庙供祭。据上引《周礼》“世妇”注疏,在祭祀“前三日”,女宫人便得夜夜“宿”公宫中,以从事洗涤祭器、蒸煮“粢盛”等杂务。由公干的是供祭事务,还得打扮得漂漂亮亮,戴上光洁黑亮的发饰。这样一种“夙夜在公”的劳作,把女宫人折腾得不成样子。诗中妙在不作铺陈,只从她们发饰“僮僮”(光洁)向“祁祁”(松散)的变化上着墨,便入木三分地画下了女宫人劳累操作而无暇自顾的情状。那曳着松散的发辫行走在回家路上的女宫人,此刻带几分庆幸、几分辛酸,似乎已不必再加细辨——“薄言还归”的结句,已化作长长的喟叹之声,对此作了无言的回答。
如此看来,以《采蘩》为诸侯夫人自咏,固属附会;而认其为“家人”赞美夫人之作,亦属穿凿。穿行公诗中的,其实是夙夜劳瘁的女宫人而已:短促的同答,透露着她们为贵族祭祀采蘩的苦辛;发饰的变化,记录着她们“夙夜在公”的悲凉。古代的祭祀排场,原本就为鬼神“降福”贵族而设,卑贱的下人除了付出劳辛,没有幸福可言。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一首为封建王公贵族服劳役的山歌,是奴仆们在服劳役休息时闲唱的。山歌中第一、二段是互相问答,问答内容为采蘩的地点和目的。第三段则是奴仆们不满的牢骚怨言,因为王公贵族的祭祀,连小小的僮仆也要服劳役,更不要说是成年男女了。歌中所表现出的不满和无奈,在最后一句里发挥得淋漓尽致。人们夙夜在公侯家,昼夜服役,连想回家的话都不敢说,表现出封建王公贵族的残酷。为封建王公贵族服劳役,这本是召南地区的一种风俗习惯,但是,在以往的服劳役中,没有哪一次像这次一样劳累,所以这次的服劳役便以山歌的形式留传下来了。
此诗为三章叠咏,而其主要特色在公前两章以一问一答出之。末章写采蘩者的仪容,用“僮僮”、“祁祁”,言语虽简,而人物之仪态神情可现。而一问一答的形式,明显地受了原始民歌的影响。
这首咏柳花的词曾被苏轼赞为妙绝,但词史上,人们多赞赏东坡的和柳花词,而对这首原作却颇多微词。实际上,这首词清丽和婉,不失为词中精品。
首句“燕忙莺懒芳残”开篇点题,写燕忙于营巢,莺懒于啼唱,繁花纷纷凋残,表明季节已是暮春:“堤上”,指明地点:“柳花飘坠”,点明主题。
破题之后,用“轻飞乱舞,点画青林,全无才思”紧接上句,把柳花飘坠的形状作了一番渲染。它为下文铺叙,起了蓄势的作用。韩愈《晚春》诗云:“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意思是说:“杨花和榆荚一无才华,二不工心计;不肯争芳斗艳,开不出千红万絮的花。韩愈表面上是贬杨花,实际上却暗寓自己的形象,称许它洁白、洒脱和不事奔竞。章楶用这个典故,自然也包含这层意思。
“闲趁游丝,静临深院,日长门闭。”写到此,词人竟把柳花虚拟成一群天真无邪、爱嬉闹的孩子,悠闲地趁着春天的游丝,象荡秋千似地悄悄进入了深邃的庭院。春日渐长,而庭院门却整天闭着。柳花活似好奇的孩子一样,想探个究竟。这样,就把柳花的形象写活了。
“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柳花紧挨着珠箔做的窗帘散开,缓缓地想下到闺房里去,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旋风吹起来。这几句深得南宋黄升和魏关之的欣赏。黄升说它“形容居”(《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五评);魏庆之说它“曲尽杨花妙处”,甚至认为苏轼的和词也“恐未能及”(《诗人玉屑》卷二十一)。当然,把这首词评苏轼和词之上是未免偏爱太过;但说它刻画之工不同寻常,那是确实不假。这几句除了刻画出柳花的轻盈体态外,还把它拟人化了,赋予它以“栩栩如生”的神情,真正做到了形神俱似。
下片改从“玉人”方面写:“兰帐玉人睡觉,怪春衣、雪沾琼缀。绣床旋满,香球无数,才圆却碎。”唐圭璋等《唐宋词选注》称此词为“闺怨词”,估计就是从这里着眼的。到这里,“玉人”已成为词中的女主人公,柳花反退居到陪衬的地位上了。但通篇自始至终不曾离开柳花的形象着笔,下片无非是再通过闺中少妇的心眼,进一步摹写柳花的形神罢了。柳花终于钻入了闺房,粘少妇的春衣上。少妇的绣花床很快被落絮堆满,柳花象无数香球似地飞滚着,一会儿圆,一会儿又破碎了。这段描写,不仅把柳花写得神情酷肖,同时也把少妇惝恍迷离的内心世界显现出来。柳花少妇的心目中竟变成了轻薄子弟,千方沾惹,万般追逐,乍合乍离,反覆无常。
“时见蜂儿,仰粘轻粉,鱼吞池水”,这几句既着意形容柳花飘空坠水时为蜂儿和鱼所贪爱,又反衬幽闺少妇的孤寂无欢。“望章台路杳,金鞍游荡,有盈盈泪。”借两个典故,既状写柳花飘坠似泪花,又刻画少妇望不见正“章台走马”的游冶郎时的痛苦心情。唐崔颢《渭城少年行》:“斗鸡下杜尘初合,走马章台日半斜。章台帝城称贵里,青楼日晚歌钟起”,即其一例。至于柳与章台的关系,较早见于南朝梁诗人费昶《和萧记室春旦有所思》:“杨柳何时归,袅袅复依依,已映章台陌,复扫长门扉。”唐代传奇《柳氏传》又有“章台柳”故事。
这首词若有不足,当是上下片主题不一,从而造成了形象的不集中。然而瑕不掩瑜,此词仍值得用心玩味。
《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