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以男子的口吻,写一女子弹筝的情景,并在其中渗入爱情与离愁。
上片描写从前女子在与情郎相聚时弹筝的情景。起首一句好似一个特写镜头,先画出这位女子的娇柱美态。此时她仿佛坐在筝前,旁边站着一位英俊少年。在弹筝之前,她娇羞怯怯,理了理头发。“整翠鬟”三字把她内心深处一股难名状的激动感情恰当地反映出来。下面“得意频相顾”一句,是写这女子弹筝弹到高潮,她的感情已和筝声溶为一片,忘记了方才的羞怯,不时地回眸一顾,看看身旁的少年。这是用白描的手法表现演奏者与欣赏者的感情交流。
“雁柱”二句具体地描写筝声。唐宋时筝有十三弦,每弦用一柱支撑,斜列如雁行,故称“雁柱”“一一春莺语”,系以莺语拟筝声。白居易《琵琶行》云:“间关莺语花底滑。”韦庄《菩萨蛮》云:“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似为此句所本。前一句以“雁行”比筝柱,这一句以“莺语”状筝声,无论在视觉和听觉上都给人以美感。而“十三”、“一一”两组数字,又使人觉得女子的十指在一一按动筝弦,轻拢慢捻,很有节奏。随着十指的滑动,弦上发出悦耳的曲调。在这里,词人着一“语”字,又进一步拟人化,好像这弦上发出的声音在倾诉女子的心曲。
下片写此时两情隔绝,凄苦难禁。“娇云”二句,语本宋玉《高唐赋》,暗示他们在弹筝之后曾有一段幽会。然而好景不长,他们很快分离了。着以“柱易”二字,说明他们的分离是那样的轻易、那样的迅速,其中充满了懊恼与怅恨,也充满了怜惜与怀念之情。“梦断知何处”,表明他们的欢会象阳台一梦;然而鸳魂缥缈,旧梦依稀,一觉醒来,仍被冷冷清清的氛围所笼罩。
结尾二句,写男子深院独处,黄昏时刻,谛听着窗外的雨声。阵阵急雨,敲打芭蕉,这是男子在回忆中产生的错觉,也是他迫促烦躁心情的写照,同时又表现了孤栖时刻幽寂凄清的况味。雨声即为筝声,这样的筝声,最易触动愁绪。
这首词巧妙地运用了哀乐对比。上片充满了欢乐的气氛、明快的节奏;下片则情深调苦,表现了孤单寂寞的悲哀。以乐景反跌哀情,故哀情更为动人。词中正面描写弹筝的女子,而以英俊少年作侧面的陪衬;上片中写这男子隐约在场,下片中则写女子在回忆中出现,虚实相间,错综叙写,词中的感情就不会变得单调。作者善于运用比喻,如以“雁行”比筝柱,以“莺语”拟筝声,以“娇云”状远去的弹筝女子,以雨打芭蕉喻筝中的哀音,或明比,或暗喻,都增加了词的形象性和感染力。
前两联写烈土的品德和才干,正因为烈士的德才兼备,他的逝去也就更使人感到痛惜;后两联写出刘道一烈士牺牲后的斗争形势和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心。全诗哀挽死者,激励生者,慷慨悲歌,沉雄豪壮。
首联“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孙中山首先想到的是刘道一生前发动武装起义的三楚地区。孙中山说,湖南湖北一带地区,在中国东南半壁江山占很重要的地位。它地形险要,开展革命活动极有战略意义。但由于刘郎一死,使宏伟的革命计划落空了。开头两句诗既见一位革命家对革命事业高瞻远瞩的襟怀,又充满着对死难者无限惋惜、哀悼之情。一个“雄”字,一个“空”字,一开一阖,一扬一抑,含蕴着丰富的思想感情,字字句句铿然作金石声。
颔联紧承首二句,伸足自己的深悲剧痛:“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刘道一遗留下来的革命重担是十分艰巨的,有哪一个能像他一样慷慨激昂地抛头颅、洒热血呢!孙中山先生极口称赞刘道一为革命献身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感叹这种热血男儿的难得,同时也就倾泻出对死者极其沉痛的悼念。
颈联“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诗人描绘了一幅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景象:边地战马在秋风中嘶鸣,塞上烽火熊熊燃烧,外国帝国主义正虎视眈眈,,伺机入侵;而国内满清政权如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政治腐败不堪,人民流离,哀鸿遍野。此时此际多么需要革命志土奋起救亡图存,而恰在此时,刘道一同志与他的同志永别了,令人怆然涕下。笔墨酣畅饱满,情思悠悠不尽。
尾联从眼前的沉痛一笔宕开,描绘一幅革命胜利的前景:“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刘道一同志,安息吧!有朝一日,同志们将推翻满清,直捣黄龙,把酒洒在大江之上祭奠你的英灵!
该诗多处用典取事,但都自具特色而耐人品味,令人激赏。孙中山就于诗中妙手巧借典籍史事化为己用,遂能以少许语言表达深广意蕴。其用典取事有三大优点:一是熨贴精当,饶有情韵。如“三楚”“哀鸿”等,字里行间蕴藉着丰富的潜台词,体现了“篇中有余味”“句中有余意”和“神余言外”的高超要求,却都恰切、新鲜,于全诗的整体意境中显得圆润而条贯。二是避直就曲,富于造型。如“神州落日”“痛饮黄龙酒”等,都是意象生动、形态鲜明的用典佳例。以“黄龙”一典而言,由于岳飞故事早已家喻户晓,此典一用,立即在人们面前再现出一队队威武雄壮、纪律严明、所向披靡、百姓拥戴的将士形象,令人眼明心亮,豪气顿生。三是大胆反泼,妙化新意。古人诗词中“临江酾酒”本是常事,但那只是一般地浇酒祭江,藉以倾发其抑郁情怀,往往带有消沉的色彩。而孙中山却以“横揽江流”这矫健豪雄的气概英姿,一反“临江酾酒”旧典的迟暮之气,并进而一扫古往众多吊亡诗词哀悯凄戚的感伤色彩,做到了在借典用事上能“反其意而用之者,非学业高人、超越寻常拘挛之见。总之,此诗于沉雄,悲壮中焕发出激越、磅礴、浩瀚、高兀的阳刚美。
范云十几岁时,其父范抗在郢府(今湖北武汉附近)任职,范云随侍其侧,年长其十岁的沈约也在郢府为记室参军,一见如故,遂相友好。八年以后,沈约转至荆州(今湖北江陵附近)为征西记室参军,两人分别。这首诗当作于此时,诗题中的沈记室即沈约。史称范云八岁赋诗属文,“操笔便就”,“下笔辄成”(《梁书·范云传》),这首诗就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之一。
诗的开头便以极平稳的笔调勾画出送别时静谧、安详的环境。“桂水”并非特指某一条水,只是用以形容其水的芳香。王褒《九怀》中有“桂水兮潺湲”句,王逸注云:“芳流衍溢,周四境也。”后人遂常用之,如陆云《喜霁赋》中“戢流波于桂水兮,起芳尘于沉泥。”江淹《杂体三十首》中亦有“且泛桂水潮”、“桂水日千里”等句,均非实指。范诗中用这一词渲染了送别场面的温馨。送别诗,可以写送别时的情景、场面,以及当时人的心理活动,但范云只是用一句诗轻轻带过,遂转入天明登程的想象之中。郢州与荆州,古时均属楚地,故用“楚山”代之。启程的情景是晴空万里,天朗气清。这毕竟是少年人所写的诗,所以,他笔下的离别不是凄惨悲切,而是有一股清新流丽之气贯穿于内,显得轻盈洒脱。沈约《别范安成》诗中云:“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正是这种精神的写照。不过,中国人重视朋友(为五伦之一),重视友情,朋友的离别,总难免有些许的哀愁。“悲莫悲兮生离别,乐莫乐兮心相知。”故而下句以“秋风两乡怨”分写两地相思之怨愁,而以“秋月千里分”合写二人心灵之相通。谢庄《月赋》云:“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所写的正是地有千里之隔,明月人可共见之情。以上四句,前二句偏写景,后二句偏写情,所以转下去便偏写事。“寒枝宁共采”是对二人过去共同生活的回忆,“霜猿行独闻”则是对别后独自旅程寂寥的想象。诗中虽然没有正面写送别,但无论是偏于写景、写情或写事,都暗涉了离别。然而离别只是形体上的分隔,更重要的乃是精神上的合一。结束两句以极其肯定的语气写道:“扪萝正意我,折桂方思君。”“意”通“忆”。“扪萝”、“折桂”由上句“寒枝”引发而来,同时又暗与起句的“桂水”“楚山”相呼应。
这里牵涉到一句诗的异文。“扪萝正意我”中“正意”二字,一作“忽遗”,一作“勿遗”。“忽遗我”意思是:忽将我遗忘。前者似不符合沈约与范云间的感情,且与全诗情绪不一,后者表示的是一种希冀之情,虽然可通,但不如“正意我”所表达出的心心相印之情。另外,从范云诗的整体风格来看,也以“正意我”于文为胜。范诗的结句尤喜以彼我、今昔对写。如“迨君当歌日,及我倾樽时。”(《当对酒》)“尔拂后车尘,我事东皋粟。”(《饯谢文学离夜》)“待尔金闺北,予艺青门东。”(《答何秀才》)“海上昔自重,江上今如斯。”(《登三山》)“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别诗》)等等。而在这首诗中,也只有作“扪萝正意我”,才可与“折桂方思君”相对得最为工稳,也最能体现范云诗歌句法、结构的特色。
此诗在写法上是一句一转,但同样是“转”,如沈约的《别范安成诗》(沈德潜《古诗源》卷十二评为“句句转”),是层层递进式的转,而范云此诗则是句句回环式的转。这种回环式的结构、回环式的句法正是范云诗风的典型。所以钟嵘《诗品》曾评范云诗曰:“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正是抓住了其诗风格的整体特征。《送沈记室夜别》虽然是范云的早期作品,但也不难看出,这首诗已经奠定了范诗风格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