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文书是一封充满冤郁与血泪的自白书，李斯以反语从七个方面陈述了其跟随秦始皇之后创立的功业，如辅助秦王兼并六国、扩大秦国疆土、辅助秦王巩固政权、提升大臣地位而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和文字、修筑驰道、减轻刑罚。不凡的政绩，却反语陈述，其全部的用意在于藉此表明对秦王朝的耿耿忠心，决无谋反之意，使秦二世明辨是非与忠奸，为自己昭雪冤曲，脱去缧绁之绊。其中有作者自负能言菩辩、建立丰功伟绩的信心，也有一种清白无污、心胸坦荡的气概，冤屈之情、愤激之态更是溢于言表。
全篇要言不繁，措词委婉，文词简约而有力，意丰而理足，虽有溢美，但到底离事实不远。
这首诗深刻地揭露了豪商富贾唯利是图、牟取暴利的种种手段和官商勾结的情形，表达了诗人对“高资比封君”的商贾的鄙夷，对“辛苦事寒耕”的农夫的同情。这首诗共有二十二句，可以分成四个段落。
“贾客无定游，所游唯利并。”两句是第一段。这段总写了商人的唯利是图。诗人只用十个字，既指出了商人的游无定所，又点明了商人游为利并，非常深刻地揭露了商人唯利是图的本质。
第二段共有八句，具体地描述了豪商富贾牟取暴利的种种手段。
《贾客词》中所披露的奸商牟利的手段有三：其一是“眩俗杂良苦，乘时取重轻”。这可以概括为“以次充好”。其二是“心计析秋毫，捶钩侔悬衡”。这可以概括为“短斤少两”。其三是“锥刀既无弃，转化日已盈。”这可以概括为“倒手转卖”。奸商就是用各种手段牟取暴利，使他们的财富与日俱增的。然而商贾是贪婪无厌的。
“微福祷波神，施财游化城”，他们乞求神明保佑发大财，念念不忘的唯有一个“利”字而已。这段纯用白描手法，没有丝毫的修饰，没有半点儿夸张，使人感到非常真实，非常自然。这八句诗中，没有一个字眼可以算作是对奸商的鞭挞的。诗人只是不厌其详地描写了商人牟利的手段。然而读者所感觉的却是诗人把奸商牟利的手段描写得越详细，对奸商的揭露就越深刻。诗人是用奸商自己的行动把奸商鞭挞得体无完肤的。这八句诗，虽然没有一个字眼可以算作是表达诗人的感情的，但是字里行闻无处不充满着诗人对奸商的无比憎恨。
第三段共有十句，详细地描绘了豪商大贾富逾王侯，穷奢极侈的生活和官商勾结，豪商肆行无阻的情景，揭露了官商勾结造成的危害。
“妻约雕金钏，女垂贯珠缨”，以商贾妻女装束的华丽，烘托了商贾的富豪。“高资比封君，奇货通幸卿”，一石二鸟，既讲明了豪商富贾家居“奇货”，资财无比，如何豪富，又揭出了他们致富的诀窍是以“奇货”通融“幸卿”。因为官府庇护豪商，所以豪商多有不法。奸商在官府的庇护下，象老鹰一样贪婪，使出一切手段抓钱，钱串子如条条盘龙，数也数不清。他们的巨大货船，航行在水路要道。他们的店铺高过高楼大厦。他们不论是行是止，时时都有歌舞音乐伴随，各地关卡，都不征收他们的税务。商之所以巴结官，是为了借助于官的“势”；官之所以庇护商，是为了捞点儿商的“财”。这对官商勾结的揭露非常深刻。
第四段是最后两句，紧接前段，在大肆铺陈豪商富贾如何奢华之后，提出了“农夫何为者”的发问，把“辛苦事寒耕”的“农夫”和“行止皆有乐”的“贾客”加以比较，卒章显志，表达了诗人对商贾的鄙夷和对农夫的同情，使诗的主题得到升华。农夫和贾客的比照是全诗的点睛之笔。有此一笔，这首诗便不同凡响，无此一笔，这首诗则了无新意。
这首诗所反映的“四方之贾，以财相雄”、“贾雄则农伤”的情况是真实的。这首优秀的现实主义的诗篇，对豪商富贾给予了无情的鞭笞，对茹苦含辛的农夫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上片，概写荔枝的悲凉身世，发出同情的感叹。“天与化工知，赐得衣裳总是绯。”与人一样，双荔枝与单荔枝，都是由天工造化出来的。所不同的是：双荔枝确实罕见难得。它是天特别赐予的。“总是”二字，特别传神。绯，在古代为一种特殊的颜色，所以这种特殊的双荔枝，便成了上贡的果品，平民百姓望而止步，于是置放“华堂深处”，每每望见，令人心酸。一个普通的双荔枝的地位，竟人为地抬到如此神圣的地步。谁知晴天霹雳，双荔枝在“华堂深处”遭到厄运。“怜伊”呀，“怜伊”的是可怜的双荔枝两颗核仁（“两副心肠”）竟要与肉分离了。上片，明在写双荔枝，却在写一对青梅竹马式的恋人如双荔枝同样的身世。开始，天赐良缘，情敦意笃，高洁纯真，后来，被人为地残酷拆心，成了罪恶社会的殉葬品。
下片，借回忆双荔枝苦难的经历，赞叹恋人生死不渝的坚贞品格。想当年，双荔枝与人一样， “自小便相随”，形影不离；就是作为“绮席歌筵”上的欣赏珍品，贵人只是欣赏欣赏，双荔枝在短时间内不分离（“不暂离”）。可是，双荔枝命途多舛。作为贡品已是命中注定，它自然地“苦恨人人分拆心、东西”。皇帝是贪婪的，又是残忍的。越是成双成对而相连的荔枝，越是被他凶“拆”凶噬，这是人世间的历史悲剧。“怎得成双似旧时”，无可奈何，让它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为人间的遗憾。这一无答而问的设问结尾句，非常有力，提醒世人：在封建社会里，成双的荔枝永远不会有恢复“似旧时”的美梦的。下片，与上片一样，还是在继续感叹那对天然的少男少女的坚贞如一的精神。她爱，爱她们“自小便相随，绮席歌筵不暂离”的往日风流；她恨，恨那残酷的现实太无情。本是深闺无人识的少女，一旦被掠进宫里成为歌妓，情侣被活活“拆心”，你我“东西”。“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怎得成双似旧时”，留恋只是留恋，终归只是英灵中的美愿而已。
这是一首咏物词，全词，以象征、拟人的手法，把双荔枝当人写，把人又当荔枝写。字字写人，语语双关，富有情趣。较之“花间”词有了根本性的革命，实为婉约词中的一朵奇葩。
这首诗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即苏轼弟弟苏辙）学舍低陋，生活清苦。接着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苏辙。再接十句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苏辙的情况相对照。最后四句充分发泄对达官贵人的鄙视愤懑之情。全诗运用对比手法，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这里，“宛丘先生”两句于夸张、对比之中突出学官人长屋小，“常时低头”两句以一细节续写屋低，“斜风吹帷”一句形容屋陋。显然，这几句是戏谑之语，诗人以“宛丘先生”戏称子由，以“长如丘”戏指子由身材高大，以“小如舟”与先生低头诵经史，伸腰头顶屋戏言宛丘学舍低小，以“斜风吹帷雨注面”戏说学舍屋陋，生活清苦。
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但他不以为耻。“任从饱死笑方朔”等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子由。“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两句运用两个典故称赞子由。前句典出《汉书·东方朔传》：汉代的东方朔曾对武帝说侏儒身长三尺多，自己身高九尺多，可二者所享受的俸禄却相同，所以“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后句典出《史记·滑稽列传》：有一次，秦始皇在殿上摆酒宴，适逢天下雨，陛楯郎（殿前执楯的卫士）都被雨淋着。优旃同情他们，便在殿上上寿呼万岁时向他们大呼：“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秦始皇令陛楯郎一半一半地轮流值勤。这里，诗人以东方朔、陛楯郎比子由，以侏儒、秦优喻当时朝庭的宠臣，于戏谑之语中称赞子由宁可过清苦的生活也不屈己求人的秉性。
“眼前勃谿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两句诗化用《庄子·外物篇》：“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之意，从而称赞子由将眼前的困苦、纠纷置之度外的精神。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两句是反语，表面上说读书万卷而不读法律，无治国之术让国君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其实是讽刺当时朝庭重法轻儒。这里须说明的是，苏轼并非没有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只是他认为单凭法律不足以“致君尧舜”罢了。
“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两句，前句讥讽朝廷新差提举官到处无事生非，发摘官吏，闹得人心惶惶；后句称赞子由在朝庭重法轻儒，新差提举官到处闹事，学官生活清苦之时，能甘守淡泊，以苦为甜。
“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两句，照应上文的“眼前”句与“学舍小如舟”，“低头诵经史”，称赞子由的为人：大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与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之意。这两句是对称赞子由的上文之集中概括。
以上部分是“戏”子由，“余杭”以下十句则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子由的情况相对照。“余杭”即杭州，诗人当时任杭州通判，因而自称“余杭别驾”。“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旗旄”两句，是诗人自嘲无功劳，而居处却富丽宽敞，仪仗盛陈，与上文“宛丘学舍小如舟”相对照。
“平生所惭今不耻”等六句，主要写诗人“居高志下”，“气节消缩”。前四句具体写，后两句概括写，是自嘲，更是书愤。这两句分别与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和“门前万事不挂眼”相对照。苏轼用“阳虎”（即阳货）借指他所鄙视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
“道逢”两句写诗人路逢所鄙视而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与自己打招呼、交谈，明知其言论不对，却只能连道“是、是”。
“居高”两句是诗人自嘲作高官而志气卑下，气节几乎消缩殆尽，与上文“头虽长低气不屈”相对照。其实，苏轼并非阿谀逢迎、卑躬屈膝之人，他耿直敢言，黑白分明，正如他自己在《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中所说的“受性刚褊，黑白分明”。这里，苏轼把自己写成“居高志下”、“气节消缩”之人，旨在书愤，抒发他在政治上受排挤（在此之前，苏氏兄弟因反对新法先后被贬为地方官）与对他所鄙视的达官贵人的愤懑之情。这种情感在诗的最后四句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泄。写作此诗时，诗人三十六岁，子由三十三岁，这正是他们才华横溢、建功立业的黄金时期，诗中说“如今衰老俱无用”与“文章小伎安足程”都是反语，是愤慨之辞，颇具艺术感染力。当然，其间也流露了苏轼当时在政治上保守落后的思想情绪，这也是不必“为贤者讳”的。
这首诗题为“戏子由”，通篇是戏谑之语，但其旨不在“戏”而在“赞”子由，赞子由的秉性为人，并自嘲书愤，与子由共勉。可以说，它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它不似喜剧那样逗人捧腹大笑，而给人以一种“含泪的笑”。这首诗较好地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全诗以对比鲜明为突出特征，即以相反的事，突出兄弟二人共同的不得志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