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是李白的一组纪游诗。它由三首五言绝句 组成。三首均可独立成章,其中第三首,更是具有独特构思的抒情绝唱。
第一首:“今日竹林宴,我家贤侍郎”,借用阮咸与叔父阮籍的典故,暗寓李白与族叔李晔共为竹林之宴饮,同为仕途不通的同怜人,以阮咸自喻,以阮籍比作李晔。“三杯容小阮,醉后发清狂”,讲述李白欲借酒消愁,排遣心中的愁绪。
第二首:“船上齐桡乐,湖心泛月归。白鸥闲不去,争拂酒筵飞。”描绘出一幅酒船管弦齐奏、皓月浮光静影沉璧、白鸥盘旋飞翔的湖上美景图。四句诗句前后片浑然一体,自然流畅,毫无滞涩之感,音情顿挫之中透出豪放雄奇的气势,诗意意境开阔,动静虚实,相映成趣。
第三首:“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铲去挡住湘水一泻千里直奔长江大海的君山,就好像李白想铲去人生道路上的坎坷障碍。“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既是自然景色的绝妙的写照,又是诗人思想感情的曲折的流露,流露出他也希望象洞庭湖的秋天一样,用洞庭湖水似的无穷尽的酒来尽情一醉,借以冲去积压在心头的愁闷。
这首诗,前后两种奇想,表面上似乎各自独立,实际上却有着内在联系。联系它们的纽带就是诗人壮志未酬的千古愁、万古愤。酒和诗都是诗人借以抒愤懑、豁胸襟的手段。诗人运用独特的想像,不假安排,自然拈出“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的诗句。“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句设喻巧妙,令人回味。只有处在这种心情下的李白,才能产生这样奇特的想象;也只有这样奇特的想象,才能充分表达此时此际李白的心情。
这首诗,前二句是写过宋之问旧庄,后二句则写对旧庄而有感。
第一句“宋公旧池馆,零落首阳阿”是交代事件和地点,用场景的描写勾勒出萧瑟零落的场景,为全诗奠定感情基调。
第二句“枉道祇从,吟诗许更过”,是全诗的主旨。杜甫之所以枉道过宋庄,而且那么匆忙,主要在于他相当尊重宋之问的诗作,所以他说:为了吟诗,也许会再一次访问这位诗坛前辈的故居。宋之问媚附张易之等权贵,以善写应制诗得到武则天的赏识,其人杜甫是不取的,所以全诗只及其诗,不及其为人。杜甫能做到不因人废诗。
第三句,“淹留问耆老,寂寞向山河”,是说访宋之问的子孙家世,对着依然如故的山河,感到十分冷落、孤寂。为宋之问“迹在人亡”而感到悲伤。
末句“更识将军树,悲风日暮多”是通过将军树来借景抒情,增加了悲凉的色彩,通过该句把悲凉的气氛勾勒出来,悲凉之情呼之欲出。
这是一首咏物诗,咏物中尤多寄托,具有浓郁的象征性。句句写的是蝉的形体、习性和声音,而句句又暗示着诗人高洁清远的品行志趣,物我互释,咏物的深层意义是咏人。诗的关键是把握住了蝉的某些别有意味的具体特征,从中找到了艺术上的契合点。
首句“垂緌饮清露”,“緌”是古人结在颔下的帽带下垂部分,蝉的头部有伸出的触须,形状好像下垂的冠缨,故说“垂緌”。古人认为蝉生性高洁,栖高饮露,故说“饮清露”。这一句表面上是写蝉的形状与食性,实际上处处含比兴象征。“垂緌”暗示显宦身份(古代常以“冠缨”指代贵宦)。这显贵的身份地位在一般人心目中,是和“清”有矛盾甚至不相容的,但在作者笔下,却把它们统一在“垂緌饮清露”的形象中了。这“贵”与“清”的统一,正是为三四两句的“清”无须藉“贵”作反铺垫,笔意颇为巧妙。
次句“流响出疏桐”写蝉声之远传。梧桐是高树,着一“疏”字,更见其枝干的高挺清拔,且与末句“秋风”相应。“流响”状蝉声的长鸣不已,悦耳动听,着一“出”字,把蝉声传送的意态形象化了,仿佛使人感受到蝉声的响度与力度。这一句虽只写声,但读者从中却可想见人格化了的蝉那种清华隽朗的高标逸韵。有了这一句对蝉声远传的生动描写,三四两句的发挥才字字有根。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这是全篇比兴寄托的点睛之笔。它是在上两句的基础上引发出来的诗的议论。蝉声远传,一般人往往以为是藉助于秋风的传送,诗人却别有会心,强调这是由于“居高”而自能致远。这种独特的感受蕴含一个真理:立身品格高洁的人,并不需要某种外在的凭藉(例如权势地位、有力者的帮助),自能声名远播,正像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那样,“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里所突出强调的是人格的美,人格的力量。两句中的“自”字、“非”字,一正一反,相互呼应,表达出对人的内在品格的热情赞美和高度自信,表现出一种雍容不迫的风度气韵。唐太宗曾经屡次称赏虞世南的“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诗人笔下的人格化的“蝉”,可能带有自况的意味吧。沈德潜说:“咏蝉者每咏其声,此独尊其品格。”(《唐诗别裁》)这确是一语破的之论。
清施补华《岘佣说诗正像曹丕在》云:“三百篇比兴为多,唐人犹得此意。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端不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这三首诗都是唐代托咏蝉以寄意的名作,由于作者地位、遭际、气质的不同,虽同样工于比兴寄托,却呈现出殊异的面貌,构成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本诗与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李商隐的《蝉》成为唐代文坛“咏蝉”诗的三绝。
实际上,咏蝉这首诗包含着诗人虞世南的夫子自道。他作为唐贞观年间画像悬挂在凌烟阁的二十四勋臣之一,名声在于博学多能,高洁耿介,与唐太宗谈论历代帝王为政得失,能够直言善谏,为贞观之治作出独特贡献。为此,唐太宗称他有“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并赞叹:“群臣皆如虞世南,天下何忧不理!”从他不是以鲲鹏鹰虎,而是以一只不甚起眼的蝉来自况,也可见其老成谨慎,以及有自知之明。
在封建社会方面县吏执行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责,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的参与压迫百姓。这首诗就写出了诗人任职期间在履行“拜迎官长”“鞭挞黎庶”等奉上欺下活动时内心的痛苦与矛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夕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
开头四句高亢激越,这是压抑已久的感情的迸发。县尉只不过是“从九品”的卑微之职,主管的无非是捕盗贼、察奸宄一类差使。对一个抱负不凡的才志之士来说,是不甘堕落风尘,做个卑微的小吏的。他不由怀念起当年在孟诸(古泽薮名,故址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北,这里泛指梁宋一带)“混迹渔樵”、自由自在的生活。“乍可”“宁堪”相对,突出表现了诗人醒悟追悔和愤激不平的心情。不需要烦琐的描绘,一个忧愤满怀的诗人形象便突兀地站立在读者面前了。
“只言”以下四句,紧接“宁堪作吏风尘下”,加以申述发挥,感情转向深沉,音调亦随之低平。诗人素怀鸿鹄之志:“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别韦参军》)到封丘作县尉,乃是不得已而俯身降志。当初只以为邑小官闲,哪知道一进公门,便是自投罗网,种种令人厌烦的公事,都有规定的章程和期限,约束人不得自由。更受不了的还有“拜迎长官”“鞭挞黎庶”时的难堪,这对高适是莫大的屈辱,不能不“心欲碎”,“令人悲”。这两句诗可见诗人洁身自爱的操守,也反映了当时政治的腐朽黑暗,对仗工整,情感激烈。
一腔悲愤实在难以自抑,那就回家向亲人诉说诉说吧。不料妻室儿女竟都不当一回事,反而责怪自己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自己严肃认真的态度倒反成了笑料,这更可悲。家人的“笑”,正反衬出诗人的迂阔真率,不谙世事。既然如此,只好弃此微官,遂我初服:“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尽付东流水”,还是抛弃世情,归隐躬耕去吧。然而,眼前还是思归而不得归:梦魂萦绕的旧山不可得见;受命为官,一时又还交卸不了。没有圣明的君主在位,一个小小的县尉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汉代的南昌尉梅福,竭诚效忠,屡次上书,结果还是徒劳,左思右念,倒又想起欣然而赋《归去来兮辞》的陶渊明了。
殷璠在《河岳英灵集》里评高适的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也就是诗的情意真挚,并且气势充沛,造语挺拔。此诗很能体现这个特点。全诗运用质朴自然、毫无矫饰的语言,扣紧出仕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称心而言,一气贯注,肝胆照人,正是这诗感动读者的力量所在。全诗四段,不堪作吏是全篇的主意。开头四句,从高处落笔,自叙本来面目,说明不堪作吏的原由,愤慨之情溢于言表。第二段从客观现实申述不堪作吏的实情,与第一段形成强烈的对照,感情转为沉痛压抑。第三段拓展第二段的内容,表明摆脱这种不堪,提出弃官归隐的愿望。第四段就第三段的意思急转急收,因一时不能摆脱作吏的客观碍难,也就更加向往归隐,与第一段遥遥照应。结构严整而又有波澜起伏,感情奔泻而又有旋跌宕之姿。
此外,这首诗结尾含蓄,扩大了诗歌的容量。诗以“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结束,既能使人想到西汉末年和东晋时期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从而与现实紧密相联系,又能令人想到梅、陶人格的高洁;既有历史的广度,又有现实的深度;耐人寻味。
在句法上,全篇每段四句的一二句为散行,三四句是对偶。如此交互为用,经纬成文,既流动,又凝重;四段连结,造成反复回环的旋律。对偶的一联中,不仅字面对仗工整,而且都是一句一意或一句一事,没有意思重复的合掌,显得整饬精炼;更因虚词的承接照应,诗意联贯而下,语势生动自然,成为很好的流水对,读来便觉气势流转,绝无板滞之病。全诗每段一韵,依次为:仄声马韵、平声支韵、仄声纸韵、平声灰韵。这样平仄相间,抑扬鲜明,随着诗的感情变化,音韵也起落有势,增加了声调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