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国”两句,点出“情”系何物。此言情之所衷,则“情人眼里出西施”,自然她定是倾国倾城貌,天下第一美女之尊号也非她莫属矣。情,似花妖艳而非花,似雾朦胧而非雾,情实是为一种发诸心端的感性表现矣。“春风”三句,承上继续发挥。言情之所衷,故心上人理应比西子妖娆,比玉环更显得宁静脱俗。她在情人心目中有如“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杜牧诗)的处在独步群芳的至尊地位。“铅华”两句,继续承上发挥。说在情人眼里,她虽不施脂粉,却是“清水出芙蓉”,所以即使是传说中的巫山神女,洛水宓妃也比不上她的美貌。“似恁地”两句,点明系单相思。言词人心目中这样一个标致无双,完美无缺的绝代佳人,却被人为地深藏在画楼深处,使之无缘相见,只能以单恋、梦想聊解相思耳。
“曾被风”两句,设想“画楼”中人的生活起居。言这位佳人住在画楼中,春风却可以轻易吹拂她的面容,秋月也可以随便照亮她的倩影。这也是对己之不能一见其面,作无奈的感叹。“似花”两句,再赞其美照应上片。言这位佳人似花鲜艳而胜于花,如柳婀娜更比柳飘逸,所以花为之羞闭,柳也心生嫉妒也。“不教”两句,臆想也。言心中的美人啊千万不要叫她歌舞,恐怕她翩翩起舞时化作彩云飞升而去。“信下蔡”两句,总结其美,为她作词而歌之。“信下蔡”一句,用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句意“惑阳城、迷下蔡”。“阳城、下蔡”都是楚国贵公子的封地,这里泛指纨绔子弟。“宋玉”,屈原弟子,词赋家,这里借代词人自己。词人说:情之所衷正如宋玉所说可以“惑阳城、迷下蔡”,左右一切矣。因此我且填上这首《东风第一枝》词,作为对她的歌颂吧。
史达祖与其妻“十年未始轻分”,感情甚笃。这首词把悼念亡妻的痛切之情与独处异乡的孤寂之感揉合在一起,感人至深。
上片为忆旧。词写于时近“寒食”之际,正当莺啼燕语,百花争妍的时节,换上春衣到郊外踏青赏花,是古代文人的赏心乐事。此时“寻春服”,自然不难联想起当年妻子在日,每值清明寒食,总要为自己裁几件春衣。“裁春衫寻芳”便由此落笔。“记金刀素手,同在晴窗”。这两句用以一“记”字领起两个四字句。《古诗十九首》谓“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素手”二字已暗示出其妻的贤慧温柔。旭日临窗,作者看着妻子为自己外出赏花准备衣裳。这是一幅极平常的家庭生活剪影,静谧、和谐、美满。“十年未始轻分”的夫妻终于拆散了。“几度因风残絮,照花斜阳”,前句化用谢道韫《咏雪》诗:“未若柳絮因风起。”这里将“柳絮”改作“残絮”并继之以“斜阳”,透露出一种萧瑟凄凉气象。残絮被风吹去,难以寻觅,暗示妻子的亡故。以“残絮”比其妻,也透露出词人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妻子死后,已几度春风;柳照样绿,花照样开,而伊人一去不复返了。“谁念我,今无裳”二句,照应词题。显示出梅溪词结构之缜密,此情本是因寻春服而起,“今无裳”勾起愁肠,使作者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自少年消磨疏狂”一句,出自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诗的“疏狂属年少,闲散为官卑”。中年丧妻,郁郁寡欢,少年豪气消磨殆尽。上结三句,又用领字格,以一“但”字领起三句,刻画梦境。“听雨挑灯,攲床病酒”二句,明显是借用贺铸悼亡词《鹧鸪天·重过阊门万事非》中“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句意。“多梦睡时妆”乃是写实情。上片通过对亡妻琐碎往事的回忆,倾诉作者对她的一往情深。
下片直抒胸臆,重在表达自己对亡妻绵厚炽热的深挚感情。换头是一个折腰六字句,“飞花”照应“残絮”,“良宵”照应“多梦”,使上下片意脉紧紧相连。又有人去楼空意兴阑珊之味。“有丝阑旧曲,金谱新腔”,以“有”字领起两个四字句。这两句互文见义,说明亡妻精于音乐。音乐虽美,则难与旧人共赏,不禁伤怀难已。睹物思人,自然引入下句:“最恨湘云人散,楚魂伤。”词人青年时期曾在江汉一带生活过,他写及爱情的许多作品也常常带上“楚”“湘”等字眼。这大概有两种可能:一是其结婚是在楚地,二是其妻名“湘云”之类。在这里,“湘云人散,楚兰魂伤”二句为对文,曲笔写妻子之死,自己之悲。冠以“最恨”二字,是极写词人的痛惜之情。“身是客,愁为乡”二句更推进了一层,表现了自己孤独凄苦的身世之感。“算玉箫、犹逢韦郎”句,用韦皋典故。玉箫生不能与韦皋再会,死后犹能化为歌妓与韦皋团圆。对照感叹自己妻子亡故以后,再也无缘与她重会了。后结“近寒食人家,相思未忘蘋藻香”二句,既点出此时节令,又暗举出与亡妻共同有过的美好往事。词人寒食祭坟,见人家出游踏青,妇女采集芳草,不由想起往日新婚之乐来。以乐景写哀情,愈见其哀思之深切。
《寿楼春》乃梅溪自度曲。本来似乎是志得意满的心境,但车马轻裘,锦衣玉食,换不来佳人一盼,正是富贵景象,凄凉心境,两相对比,自然引发词人无限伤感。其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韵律方面:其一,此词冲破了一句之中“一声不许四用”的戒律,词中常出现四平声句和五平声句。如“消磨疏狂”,“犹逢韦郎”均为四平声,而起句“裁春衫寻芳”则是一个五平声句。这是对词律的大胆突破,这在婉约词人中更是极罕见的。这是史达祖对婉约词的发展。其二,此词多用平声和拗句。全词一百零一字,平声字便占了六十四个。拗调平声使声音舒徐平缓,也直接影响到词的艺术风格。正如焦循所说:“词调愈平熟则其音急,愈生拗则其音缓。急则繁,其声易淫,缓则庶乎雅耳。如……吴梦窗、史梅溪等词,往往用长句……而其音以缓为顿挫。”(《雕菰楼词话》)其三,运用双声叠韵。这使词的节奏更为舒缓,声情更为低抑,充满凄音,适于抒发缠绵哀怨的悼亡之情。
这两篇作品记叙的是宴会的场面和醉后的归思。
这是一个富有边地特色的军中酒会。第一首诗开头两句在点出酒会及其时间地点的同时,便以“剑舞”、“击鼓”写出戎旅之间的酒会特色,点染着边地酒会的气氛,为“醉”字伏笔。紧接着两句写席间胡筋声起,催人泪下。何以“泪如雨”,这里没有交代,但隐含的情调却是慷慨悲壮的,这种气氛也为“醉”准备了条件。《全唐诗》将以上四句列作一首七言绝句是有原因的,因为它们可以勾划出一幅完整的、情景交融的意境。这在这组诗中也起到笼罩的作用。
第二首诗的前四句写宴席间情景。上两句从所闻方面写歌曲,下两句从所见方面写酒肴。乐器是“琵琶长笛”,歌者为“羌儿胡雏”,菜是“犁牛”“野驼”,酒为“交河美洒”,这一切可以看出主人的热情,宴席的高贵;而它们所点染的边塞情调又使归途中的诗人感触良多。这也为“醉”准备了条件,遂引出诗的最后两句。醉后吐真言,梦中见真情,诗的最后两句写醉后梦中归家,描写十分真切。用“无奈”写出归思之难以摆脱,也许这正是“座上相看泪如雨”的重要原因。
这两首诗写宴席场面,罗列边地物产以渲染边地情调;同时,把酒席场景的描绘与座上客人的感情交织起来,使诗歌情景交融。第二首诗最后两句直写乡思,显得十分深沉。这两首诗格调慷慨悲凉,从中可以看到戍边将士日常生活的一个侧面。
以年号为诗题,虽然是受到韩愈《永贞行》的启发,但这首诗实是效法杜甫。不过,杜甫那些以诗歌记时事,深刻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诗作,基本上是写实,而这首诗则把理想和现实紧紧结合起来,为北宋中叶的变法改革唱了一曲颂歌,因而是一篇富于理想色彩的史诗。
全诗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开头两句,歌颂元丰年间(1078—1085)风调雨顺的气象:“歌元丰,十日五日一雨风。”元丰年间风调雨顺是客观事实。反对新法的范纯仁也曾写道:“赖睿明之在上兮,常十雨而五风。”(《喜雪赋》)相传周公辅政时,天下太平,岁无荒年,曾出现过这样的奇迹(见《盐铁论·水旱》)。古人认为政有德,则阴阳调、风雨顺。这种说法虽然不科学,但却寄托着古人对于理想政治的赞美之意。“五风十雨”之数为加倍形容之词,故王充曾说:“言其五日一风,十日一雨,褒之也。风雨虽适,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数。”(《论衡·是应篇》)王安石化用这个典故入诗,也是持赞扬的态度。从全篇来分析,“五风十雨”还是新法的象征。新法所至,如东风吹拂,时雨润苗,万物得所,百姓太平。这从下文的描写中可以看出。
第二部分是中间四句,歌颂元丰五谷丰衍、物产精美的盛况。“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写旱田作物长势喜人,且播种面积极为广大。“麦行”就是麦垄。“千里”状其遥远。“不见土”形容麦苗稠密茂盛。“连山没云”即无边无际、远与天齐之意,不单指延伸得很远的山丘。如此广大的原野都种满了黍麦,秋后的粮食就会使家给人足,国无饥谨。“水秧绵绵复多稌,龙骨长干挂梁梠”,写水田作物花色品种增加,且农田管理比较省力。“稌”是糯稻,产量低,一般用以酿造美酒。由于连年丰收,粮食有余,故能多种糯稻,多酿美酒。此句与下文“百钱可得酒斗许”暗相呼应。“龙骨”句上承“十雨五风”而来。因为风雨顺适,所以抗旱用的龙骨水车也就长年沾不到水滴,被挂在梁上檐下,任其赋闲。农民不用为灌溉操劳,也就乐得轻松了。他们出其余力,经营副业。“鲥鱼出网蔽洲渚,荻笋肥甘胜牛乳”两句,把江南鱼米之乡的富庶和农民生活的美好,渲染得令人神往。鲥鱼、荻笋原是佐酒佳肴,欧阳修《离峡州后回寄元珍表臣》诗说:“获笋鲥鱼方有味,恨无佳客共杯盘”。以下几句便以酒事承接上文。
第三部分是最后八句,歌颂元丰时人民的幸福生活。先总写农村的欢乐气氛:“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社日是古代春、秋两季祭祀土神的日子。四邻互相招邀,带上酒肉、社糕,搭棚于树下,先祭土神,然后会餐。社日击鼓,唐诗中就有描写。刘禹锡《秋日送客至潜水驿》:“枫林社日鼓,茅屋午时鸡。”便是一例。由于连年丰收,酒肉便宜易得,所以人们不用等到社日,同样可以聚会欢饮,击鼓自娱。诗中总写以后,再分写青年人与老年人各自的快乐。南国水乡,本来就有男女青年在花前月下踏歌起舞的风俗,大熟之年,更为这种古老的风俗增添了欢声喜气。“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不仅描绘了青年们纵情欢乐的情景,而且还写出了他们美滋滋、乐陶陶的内心世界。“但道”,意思是只用一句话来表达。“快乐无所苦”,即一切美满如意。言外之意是说,这些青年的爱情、婚姻生活也是十分甜蜜的。乡村老农淳朴率真,爱说爱笑。此时丰收在望,心里越想越美,一肚子的开心话总想找个地方说说。“老翁堑水西南流”四句,生动地勾画了老人坐船进城寻亲访友的快乐和对于生活心满意足的情态。
王安石与多数宋代诗人一样,喜欢以学问为诗,但他能够把渊博的学问纵横役使,入手而化,因此又不会显得掉书袋。这是一种很高的艺术素养。这首诗虽然有其现实基础,但整篇的构思和命意却从《礼记》中来。《礼记·礼运篇》描绘先王的大顺之治说:“用民必顺,故无水旱昆虫之灾,民无凶饥妖孽之疾,故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则是无故,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此顺之实也。”这首诗第一部分写天从人愿,慷慨助顺,仁风惠雨,略不失时,即“天不爱其道”之意;第二部分写满山遍野,庄稼弥望,江河沼泽,产物无穷,即“地不爱其宝”之意;第三部分写美酒易得,鼓声长闻,青年欢舞,老人嬉游,即“人不爱其情”之意。诗中未援引《礼运》篇上的片言只语,而其内容与《礼运》篇所描绘的大顺之治丝丝入扣,十分契合。杨万里曾称黄庭坚写诗“备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诚斋集》卷一一四《诗话》)这首诗则正好相反,是“备用古人意而不用其语”。这样做,不仅可以避免书卷气,而且还可以收到言浅意深,味外有味的艺术效果。
反变法派刘述等曾上书宋神宗:“陛下欲致治如唐、虞,而安石操管、商权诈之术。”(《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王安石罢相以后,继续受到攻击,因此他身虽闲居,外示平淡,内心实系念新法,忧思深切。他的《元丰行示德逢》旨在宣传新法的成效,而这首诗则进一步指出,元丰朝国富民安的景象已经使唐、虞的盛世复现于当时,新法完全符合尧、舜致治安民之道。他把《礼记》上记载的大顺境界写进了富于江南水乡特色的农村丰乐图中,使得这首史诗不仅护住了他自己,而且还替新法抹上了神圣的光彩。以此歌颂新法所取得的辉煌成果,歌颂宋神宗有“修礼达义,体信达顺”之功,就有堂堂正正、理直气壮之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