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独具特色的感谢信，它没有平常的客套，也没有空泛的溢美之辞。而是通过对铭志作用及流传条件的分析。来述说“立言”的社会意义，阐发“文以载道”的主张，表达了对道德文章兼胜的赞许与追求。文章结构谨严，起承转合非常自然。
第一段（起承部分），首先交待写这封信的缘起与观诵墓碑后的总的感受。接着叙及撰写暮志铭的意义。先提出论点“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然后比较铭、史之异同。先言其异，次言其同。本段借助铭、史对比展开文章，深刻地阐述了铭志的警世作用。
第二段谈今铭“二弊”，首先是不实；其次是“传者盖少”。
第三段，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今弊的根本条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须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作者在本段总的提出这个论点，然后再分说，“畜道德”和“能文章”。最后总说：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二三段为“转”，最后两段为“合”，从立言者之论，归结至于欧阳修身上，盛誉欧阳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贤，深谢欧阳修赐铭之恩。与文章开头呼应。在唐宋八大家当中，曾巩是最重视章法的，在以上所述中，读者可以看到曾巩文章的这一特点，结构十分谨严，内容环环相扣，起承转合，如行云流水。此文可称得上曾巩文章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
这篇骈文通篇采用对比方法，从居、食、行、饮、离等诸多方面，将“德性异，不能相容”的猿与王孙两种不同的习性、行为处处对照，揭露中唐时期统治阶级的罪恶行径，肯定王叔文革新政治的进步主张，表明了自己不与腐朽势力同流合污的坚定立场。文末，以骚体句式不仅继续揭露王孙的罪行，而且连声责问“山之灵”，言辞激烈，痛恨至深，增强了批判的力度。
这篇文章主要由前半段的序文和后半段的骈文组成。
通过对猿和王孙两种善恶不相容的猴子的描述，说明小人当道，君子受侮，不能根据力量大小判断好坏，应该从本质上看善恶的道理。表达了作者“大人聚兮蘖无余”的愿望。即有德行的人团结起来，小人就无法兴风作浪。联系作者经历看内容，不难发现，作者此文是以王孙喻写当时反对革新的顽固势力，以猿喻写当时的革新派，从而表达了自己对顽固势力围攻革新派的愤慨，热情地赞美王叔文集团进步主张，鲜明地表达自己不妥协的斗争精神。
“居异山，德异性，不能相容”，起句总括全文，而后兵分两路，详细比较王孙和猿的种种不同。这对比，笔笔落在自然习性之内，又笔笔归之于“德”，善恶分明，功祸昭然，寓意十分显豁。序文之末和骚体开头，都夹入了作者自己的身影：“余弃山间久，见其趣如是”，“湘水之澈澈兮，其上群山”。这是一个“不容于尚书省”的谪官的身影、一个自信于德能杰出却在政治斗争中被放逐的失败者的身影。他在文章中出现，更拓掘了憎王孙而爱猿的寓意深度。
骚体部分，针对序文所作的事实对比；加以铺陈、渲染，并重复出现“王孙兮甚可憎”，“山之灵兮，胡不贼旃”，“山之灵兮，胡独不闻”，“山之灵兮，胡逸而居”，一唱三叹。呼告和诘问，不仅抒发了作者嫉恶如仇和急于剪除祸害的心情，还表达了对姑息养奸、不辨善恶的最高统治者的不满。
文章以简要生动的笔触，描述猿与王孙的德行和生活习性，堪为状物写形的范例。如写猿“木实未熟，相与视之谨；既熟，啸呼群萃，然后食，焉”。短短数句，就把猿爱惜稼蔬的品德，彼此间互相关心、和乐欢快、和睦相处的情景，传神地表现出来。又如，写王孙“乖离而不思。有难，推其柔弱者以免”。仅短短两句，就把王孙相互不相善、落井下石的冷酷残忍兽性写得淋漓尽致。这种简要生动的笔法，显示作者细微的洞察力和强劲的表现力。
文章又以鲜明的对比，歌颂猿的品德，鞭挞王孙的丑行，相映成趣。一般的类比法，往往取其形似，而此文却别开生面，从德、食、居、行以及其后果。全面对比，这就有力地表达了爱之深、恨之切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特别是在对比中，猿以失败而告终，平添了悲剧色彩，激起人们的关切。
文章还运用复沓迭唱法，抒写作者对王孙的憎恶。 “王孙兮甚可憎!”句，一连三次重复，表达了作者“物之甚憎，莫王孙若也”的看法，紧扣文题“憎”字，感情湍泻。文气贯通，气势恢宏。取得如此效果的原因是作者不是简单重复，在复沓中有递进意思。二如“噫，山之灵兮，胡不贼旃？”而变 “噫，山之灵兮，胡独不闻？”又变 “噫，山之灵兮，胡逸而居?”由要杀死王孙，而责山神不闻。直至怪山神不管、作者的愤慨不断深化，由感性升华到理性，找出王孙肆行的原因，把矛头直接指向山神，即最高的统治者。
文章通过对猿和猢狲善恶不同的品德的描写，借此影喻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集团和以宦官、藩镇为主体的守旧顽固势力之间势不两立的矛盾斗争。作者满腔热情地赞颂了革新集团美好的品德行为，无情地鞭挞了顽固守旧势力排斥异己、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文末还对妍媸不分，纵恶为非的最高统治者提出严正的责问，表现了一个失败的改革者难得的信心和勇气。
该词上阕写旅途风景、词人醉梦情景，下阕言离愁别恨，抒发怀人的感情，整首词层次清晰，语尽而意不尽。
“枫落河梁野水秋，澹烟衰草接郊丘”一句写途中秋景，以“河梁”作为观景的出发点，视线遍及周围红叶掉光的枫树，枯涩干涸的“野水”，远处淡淡缭绕的烟气雾霭，连天的郊野、山丘，以及漫山遍野的衰瑟秋草。这两句，准确而传神地抓住最能表现秋月黄昏郊原景色的典型化物象，富有立体感地描绘出一幅旅人眼中的秋色图景，渲染出秋的寥廓与苍凉、萧瑟，作者将触目所及的景色，浓缩在短短十四个字内，由近及远描绘出深秋的萧条气象，从而引发作者愁苦的情绪，因此下文“醉眠小坞黄茅店”一句便接续得十分自然。
但从词意上来看，从写景直接过渡到“醉眠”，中间其实留有空白。小令因其篇幅短小，故而不可能铺排渲染情感的演变。此处景物中蕴涵的情绪，只能由读者亲自去体会。
作者行至山中村落，进到一家茅草搭盖的陋店，饮而醉，醉而眠，眠而人梦，“梦倚高城赤叶楼”，梦见自己回到了繁华的城市，在一座遍值枫树的高楼上斜倚栏杆。词意到此戛然而止，作者并未交代他在那座“高城赤叶楼”上做了什么，但联系“醉眠”一句来看，身在陋店，梦见高楼，现实与梦境的对比，十分鲜明，因而加倍表现出作者的愁深难解。梦中的“赤叶”与此前所见“枫落”相照应，笔致细密。作者因见“枫落”而生愁，以致人梦得见，景情交融的蕴藉不露，竞至于此。
下阕由醉梦至清醒，只见“天杏杏，路悠悠”，作者仍行走在无边无际的征程之中。这一句仍是状写眼前之景，“杳杳”、“悠悠”两个叠词，余韵悠长，备显惆怅忧伤。天远路长一方面是实写，另一方面也是作者情绪外化的结果。因做了一场好梦，醒来之后，原本就很长的路途此时显得更长了，不知何时才能走完，也不知何时才是归期。
作者满怀愁情，想到梦中高楼之上的美好时光，再联系现实中的冷清寥落，不由得感叹“钿筝歌扇等闲休”，那些歌舞欢笑的生涯，轻易就结束了。“等闲”二字，点出现实的无情和不由分说。紧接着，自然接出“灞桥杨柳年年恨，鸳浦芙蓉叶叶愁”的伤感慨叹。
结尾两句抒写别恨和迟暮之感。“年年”说明别恨无止无尽，暗合前面“天杳路悠”之语。“叶叶”则表示愁之深广沉重。词人浪迹天涯，到处播下相思情种，离别于他自然是时有发生的了。“鸳浦芙蓉”句，化用贺铸《踏莎行》中“杨柳回塘，鸳鸯别浦。绿萍涨断莲舟路。断无蜂蝶慕幽香，红衣脱尽芳心苦。”句意，言浦中的绿荷于“红衣脱尽”（即繁花凋落）后，再没有“蜂蝶”来依慕（即无人垂顾）了。灞桥杨柳年复一年的离苦别恨，水中的夏荷一经凋落，便只余荷叶，“愁”自己在秋冬来临之际，将逐渐枯老。此句既与“秋”的萧瑟相呼应，又流露出作者对自己长年羁旅在外、年老体衰的深沉喟叹。此二句以精美工整的对仗，借物言情，表达了词人哀叹流年、自伤迟暮的深沉悲慨。
北宋徽宗崇宁。大观间，即公元十二世纪之初的某一年的重阳节前，当时的权相蔡京派人请小晏填写新词，作为应节歌唱之用，小晏于是欣然为作此篇。
作为重九的应节之作，小晏这首词是很特别的，他把悲秋、登高、怀人等等传统的题材和写法统统抛却，一反常情，说柳叶落实愁眉淡了，黄花开是笑靥深了，而且大肆渲有歌舞酒宴的豪华享乐气氛，简直把重阳写成了一个欢乐的节日。这一特点很值得玩味的。王灼说小晏作此词“无一语及蔡者”，意思是说作者没有借机攀附权贵，是对作者的赞赏。然而，王灼似乎看得浅了。仔细品味起来，小晏非但没有阿谀蔡京，这种一反常规的写法，未尝不是对蔡京的讽刺：“九日悲秋不到心”，别人都悲秋，那是因为很多不如意，你蔡京位极人臣，百事顺遂，悲秋怎会到你的心上：“绮罗丛里胜登临”，别人都去登高以避灾祈福，你蔡京大富大贵，哪里用的着这一套，偎红倚翠，饮酒享乐就是了！从这个角度来读这首词，不是很有意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