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的主要内容，可以拿其中的“看花老眼，伤时清泪”八个字来概括。前者言其“嗟老”，后者言其“伤时（忧伤时世）”。由于作者的生平不详，所以先有必要根据其《书舟词》中的若干材料对上述两点作些参证。
先说“嗟老”。作者祖籍四川眉山。据《全宋词》的排列次序，他的生活年代约在辛弃疾同时（排在辛后）。过去有人认为他是苏轼的中表兄弟者其实是不确切的。从其词看，他曾流放到江浙一带。特别有两首词是客居临安（今浙江杭州）时所作，如《满庭芳·轻觅莼鲈》。谁知道、吴侬未识，蜀客已情孤“；又如《凤栖梧》（客临安作）云：”断雁西边家万里，料得秋来，笑我归无计“，可知他曾长期飘泊他乡。而随着年岁渐老，他的”嗟老“之感就越因其离乡背井而日益浓烈，故其《孤雁儿》即云：”如今客里伤怀抱，忍双鬓、随花老？“这后面三句所表达的感情，正和这里要讲的《水龙吟》一词完全合拍，是为其”嗟老“而又”怀乡“的思想情绪。
再说“伤时”。作者既为辛弃疾同时人，恐怕其心理上也曾经受过完颜亮南犯（1161年）和张浚北伐失败（1163年前后）这两场战争的沉重打击。所以其词里也生发过一些“伤时”之语。其如《凤栖梧》云：“蜀客望乡归不去，当时不合催南渡。忧国丹心曾独许。纵吐长虹，不奈斜阳暮。”这种忧国的伤感和《水龙吟》中的“伤时”恐怕也有联系。
明乎上面两点，再来读这首《水龙吟》词，思想脉络就比较清楚了。它以“伤春”起兴，抒发了思念家乡和自伤迟暮之感，并隐隐夹寓了他忧时伤乱（这点比较隐晦）的情绪。词以“夜来风雨匆匆”起句，很使人联想到辛弃疾的名句“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摸鱼儿》），所以接下便言“故园定是花无几”，思绪一下子飞到了千里之外的故园去。作者过去曾在眉山老家筑有园圃池阁（其《鹧鸪天》词云：“新画阁，小书舟”，《望江南》自注：“家有拟舫名书舟”），现今在异乡而值春暮，却感伤起故园的花朵来，其思乡之情可谓极深极浓。但故园之花如何，自不可睹，而眼前之花凋谢却是事实。所以不禁对花而叹息：“愁多怨极，等闲孤负，一年芳意。”杨万里《伤春》诗云：“准拟今春乐事浓，依然枉却一东风。
年年不带看花眼，不是愁中即病中。这里亦同杨诗之意，谓正因自己本身愁怨难清，所以无心赏花，故而白白辜负了一年的春意；若反过来说，则“柳困花慵(一作“柳困桃慵”)，杏青梅小”，转眼春天即将过去，它对人似也太觉草草（“对人容易”）矣。而其实，“好春”本“长在”，“好花”本“长见”，之所以会产生上述人、花两相辜负的情况，归根到底，“元只是、人憔悴！”因而上片自“伤春”写起，至此就点出了“嗟老”（憔悴）的主题。
过片又提故园往事：“回首池南旧事”。池南，或许是指他的“书舟”书屋所在地。他在“书舟”书屋的“旧事”如何，这里没有明说。但他在另外一些词中，曾经隐隐约约提到。如：“葺屋为舟，身便是、烟波钓客”（《满江红》），“故园梅花正开时，记得清尊频倒”（《孤雁儿》），可以推断，它是比较舒适和值得留恋，值得回忆的。但如今，“恨星星、不堪重记”。发已星星变白，而人又在异乡客地，故而更加不堪回首往事。以下则直陈其现实的苦恼：“如今但有，看花老眼，伤时清泪。”“老”与“伤时”，均于此几句中挑明。作者所深怀着的家国身世的感触，便借着惜花、伤春的意绪，尽情表出。然而词人并不就此结束词情，这是因为，他还欲求“解脱”，因此他在重复叙述了“不怕逢花瘦，只愁怕、老来风味”的“嗟老”之感后，接着又言：“待繁红乱处，留云借月，也须拚醉。”“留云借月”，用的是朱敦儒《鹧鸪天》成句（“曾批给雨支风券，累奏留云借月章”）。连贯起来讲，意谓：乘着繁花乱开、尚未谢尽之时，让我“留云借月”（尽量地珍惜、延长美好的时光）、拚命地去饮酒寻欢吧！这末几句的意思有些类似于杜甫的“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曲江》），表达了一种且当及时行乐的消极心理。
总之，程垓这首词，通过委婉哀怨的笔触，曲折尽致、反反复复地抒写了自己郁积重重的“嗟老”与“伤时”之情。以前不少人作的“伤春”词中，大多仅写才子佳人的春恨闺怨，而他的这首词中，却寄寓了有关家国身世（后者为主）的思想情绪，因而显得立意深远。
本文节选自《庄子・秋水》。庄子(前389？―前286？)，战国时宋国人，思想家，庄子和老子同属道家学派，合称“老庄”。
庄子生活的战国时代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庄子对当时的兼并战争、剥削压迫乃至“人为物役”等现象极端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无可奈何中，他只希望在黑暗的社会中生活得愉快，能够顺其自然，得尽天年。于是，他以“道”为师，企图通过“心斋”、“坐忘”等方式与“道”融为一体，追求“无己、无功、无名”的无差别境界，而获得“逍遥游”，获得精神的绝对自由。庄子《秋水》本义是讨论价值判断的相对性，我们现在可以视之为相对独立的一篇选文，而给予积极的解释，获得新的启迪。《秋水》篇的主体部分是河伯与北海若的七番对话，本文只节选了其中的第一部分。
本文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自然段)，导论，写河伯观念的变化。初与百川比，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认为自己是天下最大的了。后与北海若比，河伯才知自己并非天下最大，引出与北海若的对话。
第二部分(第二自然段)，本论，写北海若的观点：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可自多的。北海若的这段对话可分四层:第一层“曲士不可语道”，而河伯观于大海，已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因而“可与语大理矣”。第二层“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而吾未尝以此自多”，为什么呢？因为大小、多少都是相对的，海比河大，却比天小，所以没什么可自多的。第三层进一步阐述说明大小、多少都是相对的:四海和天地比，四海小;中国和海内比，中国小；人和万物与九州比，人都是小的。第四层所谓五帝、三王、仁人、任士所从事的事业都不过是“毫末”，伯夷辞让周王授予的职位，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孔子谈论“仁”、“礼”，也都是“毫末”。伯夷为名，孔子为博，都是自多，都是错的。
本文是一篇以对话方式展开说理的论说文。在整体构思上，本文通篇采用寓言形式说理。作者虚构了一个河伯与北海若对话的寓言故事，通过两个神话人物的对话来展开说理、阐明观点，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文学性。《庄子》散文在先秦散文中最富于浪漫色彩。
论证上，多用形象比喻说明抽象道理，用比喻说理多是由个别到个别的比较论证法。运用比较论证法中，又包含性质相似的类比论证法，如“拘于虚”之井蛙、“笃于时”之夏虫与“束于教”之曲士之间的比较，便是类比论证;还包含性质相反的对比论证法，如“束于教”之“曲士”与“观于大海”，已知己丑、可与语大理的河伯之间的比较，便是对比论证。
这首诗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见闻，在诗中简述了一年来的经历以及对家属的思念，用丰富的想象，把心中的忧虑和惊恐具体生动地描写了出来。全诗没有一句空闲之语，只是平铺直叙，却有声有泪，感人至深。
这首诗一共分为三段：
第一段十二句（开头至“未忍即开口），抒写诗人初授拾遗后思念家室又不忍告假探亲的矛盾心情。开篇两句是一篇之主。“去年潼关破”，点出国家残破、京都沦陷、战乱流离的大背景：“妻子隔绝久”，点明诗人与妻子儿女长久相互隔绝、不通音讯的事实。这两句为下面两段对家室的千回百转的忧念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是全诗的纲领。
接下来两句从，写诗人从沦陷的长安城脱身西走，投奔唐肃宗。杜甫潜逃出京在孟夏四月，其时草木繁茂，可以隐蔽间道潜行的诗人，故说“脱身得西走”。与妻子儿女隔绝已久，但一有脱身机会，并不是先去探寻家室，而是投奔凤翔的唐肃宗，正见出先国后家是诗人的自觉行动。
第二段，写抵凤翔见唐肃宗得授拾遗的情景，描写得极朴质、真切、生动、细致。拜见唐肃宗时，脚上穿着麻鞋，破旧的衣袖露出两个胳臂肘，完全是间道逃奔途中的狼狈形象，可以想见麻鞋上还沾有斑斑的污泥，衣衫上处处留下荆棘的痕迹。这样不加任何整饰地去拜见唐肃宗，正透露出其心情的急切和对君主的一片赤诚，也透露出在非常时期君臣朝仪的草率不拘。原生态的生活细节即用极朴质的原生态表达方式来呈现，收到的是极生动真切的艺术效果。千载之下，犹可想见当时情景。细节传神，朴俗传真，正是这两句诗的魅力，也是这一时期杜甫的诗歌创作共同的艺术取向。正因为狼狈的形象透露出一片忠君爱国的赤诚，因此朝廷上下悯其幸得生还，而亲朋故旧则伤其形容憔悴，皇帝也为其忠诚所感动，亲授拾遗之职，诗人则深感在颠沛流离之中君主的厚恩，不免涕泪交零。这四句写诗人在朝廷上下，亲朋故旧和君主眼中的形象，同样不加掩饰，不避“老丑”，真情所至，淋漓尽致。
这六句乍看与忧念家室的主题似乎关系不大，实则正是由于诗人一片忠君爱国的赤诚和君主的厚遇才逼出这一段的最后两句。“柴门虽得去，未忍即开口。”国家仍在危难之中，君恩又如此深厚，诗人无法开口要求告假探视家人。“未忍”二字中正含有忠于君国与忧念家室的内心矛盾，这才引出下面两段千回百转的至情之性之文。
第三段（“寄书问三川”句至“心中郁结摇头”句），抒写对家室存亡未卜的忧念和悲慨。因未忍开口告假，故有“寄书问三川”之举，但由于久与家人隔绝，音信不通，不知道家究竟还在不在三川。这两句是一层。“比闻”以下，因新近听到传言说，那一带的百姓因遭战祸，惨遭叛军杀戮，已经到了鸡犬不留的程度，因而不能不想到自己的家室恐怕也难逃此劫难。
“山中”四句，便是对家室罹祸的想象：三川山中那漏雨漏风的茅屋里，此刻还能有谁在倚窗户而相望呢？也许都已惨遭杀戮，在摧折衰败的苍松之根，尸骨狼藉，地虽冷而骨尚未朽吧。“地冷”句，体贴入微而又沉痛彻骨。诗人的心似乎和家人的尸骨一起感受到异乡土地的寒冷。但毕竟“杀戮到鸡狗”的景象只是出之传闻，因此诗人意中仍有所犹疑，“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二句便是这种心理的反映。在这种“杀戮到鸡狗”的情况下，很少有几个人能侥幸保全性命，就算有人侥幸活命，全家人不可能团聚，这虽是对情况的泛测，却也透露出诗人意中或存此想。虽然比全家尽遭劫难似乎好一点，但同样是家室残破的悲剧。这又是一层。
叛军的杀戮使京城周边的大片地区成了险恶的猛虎肆虐的场所，诗人心情郁结，难以解释，只能频频回首了。从“不知家在否”到“地冷骨未朽”，再到“尽室岂相偶”，意凡三层，有转进，有曲折，充分表现出在音讯隔绝、只凭传闻的情况下诗人对家室存亡情况的种种预测与想象，语极沉痛。而“嶔岑”二句作一收束，意更沉郁悲凉。
第三段（“自寄”句至篇末），承上“寄书问三川”，追溯到去年八月与家人隔绝后音讯不通的情况，转出“反畏消息来”的心理和“恐作穷独叟”的深悲。在叛军肆行杀戮的战乱背景下，十个月来音讯不通，未接家书，诗人的心理便从长期的盼家书转为害怕有关家人消息的到来，生怕传来的消息竟是家人罹难的噩耗。因为长期得不到家书的客观事实很可能预示着家人早已不在人间。这种不祥的预感随着时间的进程愈积愈强烈，愈执着，最后便由“切盼”演变为“反畏”。
处于对立两极的心理这种出人意料的变化，却最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战乱给诗人心理上造成的巨大创伤。这种心理描写，确实非亲历者不能道。而“寸心亦何有”五字，则将诗人“反畏消息来”时那种既惶恐不安叉一片茫然的心境和盘托出。“汉运初中兴”，国运初显转机，这是值得庆幸和欣然的，但个人的命运却不可预料，只能借酒遣闷，沉思默想将来庆祝胜利欢会之时，诗人只能是孑然一身，孤独终老了。国家的中兴，将来的欢会，反而更衬托出了个人悲剧的命运。
本首诗题为“述怀”，所述之“怀”虽主要是对家室存亡的忧怀，但由于处在安史之乱的战乱流离的大背景下，这种家室之忧就和国家危难密不可分，充分体现出家室之忧的时代特殊性，并从一个侧面对战乱流离的时代作了真切的反映。它既是杜甫内心情感的抒写，也是时代的写照。
“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写景，不仅点明了送别的时间和地点，还渲染出浓厚的离别情绪。“东门”点名了送别的地点在长安青门，“青青”表明杨柳的颜色已经很绿，表明时间是在暮春时节。“杨柳”是送别的代名词，于是一见杨柳，就让人想到离别。绿色的杨柳树夹杂在御河两岸，看似恬静的环境反衬出诗人与友人离别的不舍。且首句是远望所见，第二句是近观所见。在远与近的距离感中，诗人送友的踽踽长街的身影得以体现，衬托出舍不得惜别却又不得不分别的心情。
“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这两句是抒情，通过侧面描写出送别人多。一个“苦”字，既是攀折杨柳而不便之苦，也是离别的愁苦。至于诗人自己折了杨柳没有却只字未提，更衬托出了诗人的送别的深情。后两句看似平淡，仔细咀嚼，意味深长，诗人折或者不折杨柳，内心的悲楚恐怕都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首送别诗短小精悍，言浅意深，依依惜别之意，跃然纸上。纵观全诗，字字未提送别却字字点题，其中的描写言简意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