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柳宗元青年时代就立下雄心壮志，仰慕“古之夫大有为者”，向往于“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他25岁时已是“文章称首”的长安才子，刚考中了博学弘辞科，又与礼部郎中杨凭之女新婚，逐步成为文坛领袖，政坛新锐。在其后的几年里，柳宗元又成为了当时皇帝的老师王叔文革新派的中坚分子，以热情昂扬、凌励风发的气概，准备施展自己“辅时及物”、“利安开元”的抱负。然而，由于顺宗皇帝李诵即位时就已经中风，说话为不清楚，虽然有心改革朝政，但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加上宦官与藩镇势力强大，所以革新只实行了几个月，就以失败而告终。元和四年八月，反对革新的太子李纯即位，九月，柳宗元立刻被贬邵州刺吏，行未半路，朝议认为处之太轻，又改贬永州司马。当时同时被贬的包括刘禹锡等人共有八位，史称“八司马事件”。

　　“永贞革新”的失败对政治上踌躇满志的柳宗元是沉重的打击，但对于他的文学创作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时的永州“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顿惊且伤”，相当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所谓的“永州司马外置同正员”，其实是个编制外的闲职，没有官舍为没有具体的职务。柳宗元一家人寄居在冷清的小寺庙，未及半载，母亲为逝世了。除了精神上抑郁悲愤，正当壮年的柳宗元身体为越来越差，诸病缠身，虚弱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但永州清新的山水给了柳宗元很大的慰藉和寄托，他很快从悲观与失意中振作起来，踏遍了永州的山山水水并和田翁农夫相交，远离了政坛上的明争暗斗，回归到田园诗意般的生活，他认为永州的山水和自己一样的为世人所遗弃和漠视，写出了许多千古传诵推崇永州山水的散文。余秋雨先生在《柳侯祠》中如此评价柳宗元的永州10年，他说：“炎难为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了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确实，永州的10年，是柳宗元人生最晦暗最感伤的十年，却是他文学创作最丰富和哲学思想全面成熟的10年。

　　柳宗元的文章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山水游记的代表作，为是我国游记散文中的一朵奇葩，其艺术魅力历久弥新。

　　永州山水，在柳宗元之前，并不为世人所知。但这些偏居荒芜的山水景致，在柳宗元的笔下，却表现出别具洞天的审美特征，极富艺术生命力。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所说：“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柳宗元时而大笔挥洒，描摹永州山水的高旷之美，使寂寥冷落的永州山水给人以气势磅礴之感。

　　《永州八记》对自然美的描绘，贵在精雕细刻出一种幽深之美。八记描写的大都是眼前小景，如小丘、小石潭、小石涧、小石城山等，柳宗元总是以小见大，犹如沙里淘金，提炼出一副副价值连城的艺术精品。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对小石潭周围环境的描写，“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枪幽邃”，创造出一种空无人迹的山野清幽之美。又如《石渠记》对小石渠之水流经之处细腻的刻画，在长不过十许步的小水渠上，一处处幽丽的小景，美不胜收。逾石而往是昌蒲掩映、鲜苔环周的石泓，又折而西行，旁陷岩石之下是幅员不足百尺、鱼儿穿梭的清深的小水潭，又北曲行，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竹。

　　笔笔眼前小景，幽深宜人，展示出永州山水的特有风姿。柳宗元曾经说：“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因永贞革新遭挫，但作者未改本色，于是借山水之题，发胸中之气，洗涤天地间万物，囊括大自然的百态，在用笔赞赏山水美的同时，把自己和山水融化在一起，借以寻求人生真谛，聊以自慰。因而，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刻画永州山水的形象美、色彩美和动态美，不是纯客观地描摹自然，而是以山水自喻，赋予永州山水以血肉灵魂，把永州山水性格化了。可以说，永州山水之美就是柳公人格美的艺术写照，物我和谐，汇成一曲动人心弦的人与自然的交响华章。

　　《旧唐书·柳宗元传》说，柳宗元“下笔构思”，“精裁密致，璨若珠贝”。精裁密致可以概括《永州八记》结构之美。8篇游记，整体构思，一气贯通。文章以西山之怪特开始“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发笔，通过对西山周围山水景致的描绘，袁家渴附近山水小景的刻画，最后，到《小石城山记》向苍天发出“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的质问，对整个八记作结。8篇游记每篇多各以不同的方式与上篇相关联，前后呼应，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艺术整体。如前四篇，首篇写了西山宴游之后，第二篇就以“钻拇潭在西山西”起笔，自然衔接，毫无斧凿的痕迹；第三篇又以“潭西二十三步”发端，同上篇相连；第四篇则以“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开篇。这就以西山为起点，向西出游，接连出现了三处胜景，一处连一处，一景接一景，给人以目不暇接之感。更令人折服的是，八记前后四篇相隔三全夕久，而作者巧妙组合，犹如一气呵成，毫无间隔之弊。

　　诗中，诗人从瓜步烟树、建康山形，联想到自身如今寄寓天涯，思乡之念顿起，从而得出滋生无穷的慨叹。全诗清丽流畅，辞情兼美，确为佳构。

　　首联由舟中所见过渡到舟中所想。秋渺江上，渔帆片片。诗人乘舟东下，江上所见，惟渔帆为多。渔人以鸣榔为信号，关照着，催促着同行者抓紧捕捉。他们以捕鱼为乐，毕竟与归客之乐不同。“渺茫”者，时地远隔，模糊不清也。归返是愉快的，及登程，则不免又百感交集，一时间出现了复杂的心态，思绪纷乱，竟理不出头绪了。“归心正渺茫”，道的就是诗人这种复杂的心绪。对比之下，诗人反不如渔翁之乐。但这应理解为诗人责己严而周，又在考虑北归之后要做的事了。

　　颔联两句写诗人的“归思”。一从空间，一从时间立说。诗人当此重九佳节，却舟行江水之上，既念天地之无穷，复念时间之有限，前句用比，后句直叙。以有限对无穷，往往使之感慨系之。陈子昂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发的正是诗歌革新的事业做不及做不完的感慨。诗人主天下文柄，又留心于政务，则其一生要做的事，当如山积。然时间有限，天地悠悠，以有限的一生，无法做完天地间的伟业。这是诗人发出的感慨。这四句从总体上看，思路前后一致，是“归心正渺茫”的进一步充实，表现出诗人积极的生活态度。

　　颈联两句由前面的舟中所想再过渡到舟中所见，此诗所写的风帆由北转东却尚未转东之时，故所见远则瓜步，近则建康，遥川、平原尚不收眼底。诗人远远看到的瓜步上迷茫的烟树像是飘浮在江水之中一般，虽不及“乾坤渺夜浮”的洞庭湖那样浩瀚无际，却也够表现了长江的壮阔气势了。近看金陵，诚是钟山龙盘石头虎踞，其雄奇险要，与长江气势相辅相彰，此时也许冲走了诗人的种种心态。

　　尾联两句写到达真州时，天未暮，“直过”，正描述风帆之速与不肯稍事停息之意。“更东下”，则本次航行的目的地乃是扬州，而到达扬州之时已是深夜了。诗写到旅客留宿维扬而诗亦随之戛然而止。诗人在此诗中所要表现的基本内容也圆满地完成了。

　　诗中将两岸风光、思乡情结、人生感慨、身世飘零等传统诗歌题材揉为一体，兼具杜甫诗的沉郁顿挫和李白诗的清新明快。

　　此赋的赋前小序交待了作者创作此赋的缘由和目的，正文分两层。

　　前两段为第一层，这一层铺写了一系列凄凉的秋声：百虫哀鸣，落叶秋风，蝉声，螿声，蛩声，雁声，汇合成一首暮秋交响曲。而写各种秋声时，又多把秋声人格化：百虫声则为“迎暮”，落叶声则称“吟秋”，秋蝉声则曰“思”，寒螿声则谓“愁”，中间又穿插各种凄凉秋景的描写和游子、思妇对秋声的凄凉感受，把秋声烘托得很凄凉，作者之“孤”也暗寓其中了。其中，前段写秋天景色，融入了作者自己遭受多次迁谪之后带来的人生体验；后段集中描写秋天景色，展开联想，扩大境界，结合历史人物典故，使主题意义显得更加深远。

　　第三段为第二层，这一层是作者直写自己对秋声的感受，以抒其“愤”，表明了作者的心态，显示作者不愿屈服于邪恶黑暗力量的信念。但又用对比手法，先写前人：以谢安之“风流”，山涛之“多可”，犹为秋声而感叹，而自己一生坎坷，无谢安之得志，又一生耿介、无山涛之权变，身处逆境，老去年华，闻秋声而不禁有所动。这里，作者写的是前人，但作者在现实中的“孤愤”之情已溢于言表。不过，作者的所感所动，既不同于宋玉因感于秋风叶落而悲叹失志，又不效法潘岳面对萧索秋景而企想隐居，而是惊秋发愤。作者化用曹操《观沧海》中“老骥伏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意直抒自己不畏压抑，不服老病的激烈情怀，又借雄鹰在鞲犹思慕一搏以表明白己不肯放弃理想的雄心。作者惊于秋声，不甘时光流逝，所以，作者在赋的最后以被系绊的老马自喻，要在垂暮之年，秋风之中，呼啸前进，以一种老当益壮、穷且益坚的青云之志给人以激人奋进的鼓舞力量。

　　全赋在艺术上主要采取了铺垫烘托，正反对比的手法，作者为了突出旷达乐观，积极进取的情怀，先用清新自然的语言从萧瑟凄凉的秋色，哀怨凄切的思妇、征夫的悲秋之情，忧郁深沉的文人的悲秋之情三个方面进行渲染烘托，同作者自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雄鹰在鞲，企望高飞的满怀豪情形成鲜明对比，形象生动地突出了作者与众不同的老当益壮的情怀。

　　这首诗写在淮西大捷后作者随军凯旋途中。钱钟联《集释》系此诗于公元816年（元和十二年）。当时唐军抵达潼关，即将向华州进发。作者以行军司马身份写成此诗，由快马递交华州刺史张贾，一则抒发胜利豪情，一则通知对方准备犒军。所以诗题“先寄”。“十二”是张贾行第；张贾曾做属门下省的给事中。当时中书、门下二省官员通称“阁老”：又因汉代尊称州刺史为“使君”，唐人沿用。此诗曾被称为韩愈“平生第一首快诗”（蒋抱玄），艺术上显著特色是一反绝句含蓄婉曲之法，以劲笔写小诗，于短小篇幅见波澜壮阔，是唐绝句中富有个性的佳作。

　　头两句写凯旋大军抵达潼关的壮丽图景。“ 荆山”一名覆釜山，在今河南灵宝境内，与华山相距二百余里。华山在潼关西面，巍峨耸峙，俯瞰秦川，辽远无际；倾听黄河，波涛澎湃，景象异常壮阔。第一句从荆山写到华山，仿佛凯旋大军在旋踵间便跨过了广阔的地域，开笔极有气魄，为全诗定下了雄壮的基调。清人施补华说它简劲有力，足与杜甫“齐鲁青未了”的名句媲美，是并不过分的。对比一下作者稍前所作的同一主题的《过襄城》第一句“郾城辞罢辞襄城”，它与“荆山”句句式相似处是都使用了“句中排”（“郾城——襄城”；“荆山——华山”）重叠形式。然而“郾城”与“襄城”只是路过的两个地名而已；而“荆山”、“华山”却带有感情色彩，在凯旋者心目中，雄伟的山岳，仿佛也为他们的丰功伟绩所折服，争相奔来表示庆贺。拟人化的手法显得生动有致。相形之下，“郾城”一句就起得平平了。

　　在第二句里，作者抓住几个突出形象来描写迎师凯旋的壮丽情景，气象宏大。当时隆冬多雪，已显得“冬日可爱”。“日出”被采入诗中和具体历史内容相结合，形象的意蕴便更为深厚了。太阳东升，冰雪消融，象征着藩镇割据局面一时扭转，“元和中兴”由此实现。“潼关”古塞，在明丽的阳光下焕发了光彩，此刻四扇大开，由“狭窄不容车”的险隘一变而为庄严宏伟的“凯旋门”。虽未直接写人，壮观的图景却蕴含在字里行间，给读者留下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军旗猎猎，鼓角齐鸣，浩浩荡荡的大军抵达潼关；地方官吏远出关门相迎接；百姓箪食壶浆，载欣载奔，夹道慰劳王师。“写歌舞入关，不着一字，尽于言外传之，所以为妙”（程学恂《韩诗臆说》）。关于潼关城门是“四扇”还是两扇，清代诗评家曾有争论，其实诗歌不比地理志，是不必拘泥于实际的。试把“四扇”改为“两扇”，那就怎么读也不够味了。加倍言之，气象、境界全出。所以，单从艺术处理角度讲，这样写也有必要。何况出奇制胜，本来就是韩诗的特色。

　　诗的后两句换用第二人称语气，以抒情笔调通知华州刺史张贾准备犒军。潼关离华州尚有一百二十里地，故说“远”。远迎凯旋的将士，本应不辞劳苦。不过这话得由出迎一方道来，才近乎人情之常。而这里“莫辞迎侯远”，却是接受欢迎一方的语气，完全抛开客气常套，却更能表达得意自豪的情态、主人翁的襟怀，故显得极为合理合情。《过襄城》中相应有一句“家山不用远来迎”，虽辞不同而意近。然前者语涉幽默，轻松风趣，切合喜庆环境中的实际情况，读来倍觉有味。而后者拘于常理，反而难把这样的意境表达充分。

　　第四句“相公”指平淮大军实际统帅——宰相裴度，淮西大捷与他运筹帷幄之功分不开。“蔡州”原是淮西强藩吴元济巢穴。公元816年（元和十二年）十月，唐将李愬雪夜攻破蔡州，生擒吴元济。这是平淮关键战役，所以诗中以“破蔡州”借代淮西大捷。“新”一作“亲”，但“新”字尤妙，它不但包含“亲”意在内，而且表示决战刚刚结束。当时朝廷上“一时重叠赏元功”，而人们“自趁新年贺太平”那是胜利、自豪气氛到达高潮的时刻。诗中对裴度由衷的赞美，反映了作者对统一战争的态度。以直赋作结，将全诗一语收拢，山岳为何奔走，阳光为何高照，潼关为何大开，刺史远出迎候何人，这里有了总的答复，成为全诗点眼结穴之所在。前三句中均未直接写凯旋的人，在此句予以直点。这种手法，好比传统剧中重要人物的亮相，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

　　综观全诗，一、二句一路写去，三句直呼，四句直点，可称是用劲笔，抒豪情。由于它刚直中有开合，有顿宕，刚中见韧，直而不平，“卷波澜入小诗”（查慎行），饶有韵味。一首政治抒情诗，采用犒军通知的方式写出，抒发了作者的政治激情，非一般应酬之作所望尘莫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