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唱春日百花争艳的迷人景象的词作。写得艳丽浓郁,光采照人,真可谓字字珠玑,行行锦绣。但言语深处,隐然有伤感意。
上阕仅用寥寥四句,便写出了一片花团锦簇、灿烂照眼的艳阳春光。“斜红叠翠,何许花神来献瑞”中,前句使用代称手法,以“红”代花,以“翠”代叶,达到含蓄而不直露的效果;一个“斜”字,写出花朵娇柔多姿、毫不呆板之态,一个“叠”字,则强调了叶片争茂繁密的长势。后一句是对眼前花繁叶茂的美景充满惊奇地赞叹,“何许”,即何处;“献瑞”中的“瑞”是祥瑞、吉祥之义。春天到来,百花盛开,千朵万朵的红花在翠绿的枝叶映衬下明艳照眼,这是何处飞来的花神为点缀人间作出的精心奉献!“粲粲裳衣,割得天孙锦一机”二句,仍然着意写花态之美,前句采用了拟人手法,径直以穿衣着裳的“花神”指花;“粲粲”是鲜明的样子。后句中的“天孙”即织女星,《史记·天官书》中有“河鼓大星……其北织女。织女,天女孙也”的记载,在这里则指神话中精于织锦的织女。这两句的意思是说:花神们身上色泽鲜艳、光华夺目的衣裙,都是用从天上手艺最高的织女的织锦机上割下的锦绣制成。这般景象只应天上才有,人间能得几回看到!这是词人对令人陶醉的春光发出的由衷的赞叹。
下阕四句写花的内在质地与对春光的爱惜。“真香妙质,不耐世间风与日”中,以纯“真”写花的香,以美“妙”写花的质,真可谓玉质天香,它们怎能经受得住浊世间的狂风吹与烈日晒的摧残!“着意遮围”之句承上启下,要小心翼翼地为百花遮风挡雨,不使它受伤害,只这样做还不行,要使百花常开不败,关键的是“莫放春光造次归”,一定要拉住春光,千万不要让它轻易随便地归去。这是词人发自心底的呼声,写尽了对盛开的充满生气、携着春光的繁花的缱绻之情。
若沿袭自《诗经》、《楚辞》以来的传统来看,词人显然是以香花喻君子,“真香妙质”之句可见;而摧残香花的“风”、“日”则隐喻朝中奸佞的权臣。这便给予该词以深刻的社会含义。据该篇后记文字“绍兴壬申春,芗林瑞香盛开,赋此词。是年三月十有六日辛亥,公下世。此词,公之绝笔也”,可知这首词写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二年(1152)“瑞香盛开”的春天;因词人自号“芗林居士”,可见“芗林”系指其所居之处;是年三月十六日词人要执意挽留的“春光”尚未归去,而词人却辞世而长去了,这首留世词作,便成了他向世人向春光告别的绝笔了。
南朝文受宫体习染,多风花雪月,吴侬软语,而风格轻靡,姿态婉娈。入北朝,则稍涉清刚之气,江河山川,沟陇田园,往往藏锋露颖,渐见风力。读祖鸿勋此文,可略见一斑。
开篇先叙述作者归隐后的林泉之乐,他以欣赏的笔触去描绘故乡的山野风光,说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心悠悠以孤上,身飘飘而将逝,杳然不复自知在天地间矣”。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直截了当地告诫阳休之不要被名缰利锁所牵缠,又以历史教训为鉴。作者想象如果阳休之能幡然醒悟,与他一同把臂入林,携酒登山,该是多么快乐。但是,作者又不得不意识到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感慨“缅寻此旨,杳若天汉”,戛然而止,却余音无穷。全篇层次清晰,语言清朗,以比喻和对比手法说理论事,理随文而成,挥洒随意,流转自然,全无雕琢之气,在六朝骈文中不失为上乘之作。沟陇田园,往往藏锋露颖,渐见风力。读祖鸿勋此文,可略见一斑。
此文是祖鸿勋辞官归里后写给阳休之的信,共分两个部分。作者先叙述陶冶山水,逍遥自在的隐居生活,后规劝阳休之急流勇退,知足而返。作者为人耿介,不与世俗同流,虽入仕朝廷,常心寄霄汉。他位至高阳太守,而在官清廉朴素,妻子不免寒馁,时议颇以为清高。所以他最终辞官归里,完全是适心应性而发展的必然结果。由此来看开头第一句“吾比以家贫亲老,时还故郡”,纯粹是托辞而已。所以作者仅用一笔带过,立即转入对家乡山庄田园风光的描写。先写居处环境:雕山地处闲远,水清石丽,四周有重峦叠嶂相拥,中间有数顷良田相伴;家有野舍于斯,虽遭荒废,而经过修复,已焕然一新。作者以十分欣赏的心情描绘他的“野舍”:依山就势,即石成基,援木为梁,凭林起栋。上有萝蔓攀援,高映屋宇;下有清泉潺暖,环绕石阶。庭中有月松婆娑,绿草生翠,溪边有日华浮动,云光徘徊。时有流烟飘过,随云气氤氲而舒卷汗漫;再看园中桃李,共香椿翠柏而比丽争姿。短短几十字,就将其雕山野舍的大好风光描摹出来,运笔幽峭简劲,清丽而生动,令人不胜企羡。
至此,作者转换笔法,变客观描绘为主观介入。作者果然耐不住山川风光的吸引,尽情陶醉了。当他不时褰裳涉水、拄杖登攀的时候,不禁产生了“心悠悠以孤上,身飘飘而将逝”的感觉,仿佛不是立足人间,而已置身仙山琼阁,羽化而登仙了。“若此者久之,乃还所住”一句,直将作者误把人间作仙境,盘桓其间流连忘返的心情和神态,勾画得出神入化,宛然若现。所以,他余兴未尽,归来仍“孤坐危石,抚琴对水,独咏山阿,举酒望月”。“举酒望月”,不但勾勒出了作者寄情山水、啸傲江湖的潇洒形象,还暗寓了时间的流程,表明作者从褰裳涉水到举杯望月,已在山间徜徉了一天,时已至晚了。眼观之景渐已朦胧隐去,惟耳聆之声与心想之象,则络绎奔会,粲然成章。所以接下来“听风声以兴思”四句,既暗寓了时间的流程,也揭示了作者心理变化的过程:观景—聆声—兴想。这样,文章从写景到抒情的转合也就顺理成章地完成了。其笔法之老练纯熟,可见一斑。随后八句,则从这具体的情境中跳出来,略写归隐后的生活。戴斗笠,穿蓑衣,躬自耕耘,奉养双亲,以散步代车马,以无事为和贵。他认为这是人间最为适意快心的事了,连挥麈清谈的风雅也难以与之媲美。“岂必抚麈哉”,把作者身居山间、心性俱足的感情和盘托出了。
第二部分掉转笔锋,直指阳休之本人。据《北齐书·阳休之传》记载,阳休之“俊爽有风概,少勤学,爱文藻,弱冠擅声,为后来之秀”。可见他出名很早,且仕途通达。但在作者看来,名声之事不过缰锁而已,为其所累,就像一块天然好料,被木工左砍右凿,削刮得面目全非。所以他转过来第一句话就是“而吾子既系名声之缰锁,就良工之剞劂”,直截了当,切中要害。接着八句描绘阳休之官场得意、文坛擅名之状,用语精丽,文辞华美,俨然歌颂褒扬的口吻。但归为八字,甚具振聋发聩之响:“兹自美耳,吾无取焉。”这不过是阳休之的自鸣得意,作者根本就看不上。这段文字很值得玩味。以腴词裹讥意,用颂调唱哀声,仿佛先要让阳休之高兴一下,然后当头棒喝,使之猛省。这种先扬后抑、明褒实贬的欲擒故纵之法,运用得非常成功,颇具奇峰突起、耳目顿开之效。然后再展开正面论证,而获水到渠成之势。作者先以积玉光泽者前毁,丛桂芳茂者先折为喻,再以历史教训为鉴,反复开导,多方引证,告诫阳休之应注意敛锋藏迹,免遭“象由齿毙,膏用明煎”的命运。他还拈出老子的虚无之道,奉为圭臬,举出张良的急流勇退,作为楷模,希望阳休之能够幡然悔悟,悬崖勒马。他竟禁不住把假设悬想为现实,憧憬起二人归隐山林的生活:把手入林,携酒登山,天为被,地为床,昼论道,夜谈玄,摅心志,畅胸怀。人生得此足矣,“何必富贵乎?”一语既出,表明了作者对于这种生活的倾心向往和追求,同时又把自己从热烈的遐想拖回到了清冷的现实。他不得不认识到,人各有志,不可力强而致,所以最后忍不住以感慨作结。其中既有埋怨、责怪,也有希望、期待,蕴含丰富而复杂。“若能”以下一段,以想象设辞,再以“去矣阳子”的棒喝拦截,悬想滔滔,戛然而止,笔法颇与此前的先扬后抑相类似。
全文在结构上截然分为上下两段。上段写己,写归隐,写山川风光,写愉情快性;下段写人,写在朝,写名缰利锁,写跼蹐蹭蹬。两相对照,效果强烈,泾渭分明。且以高尚映低卑,用委琐衬潇洒,二者互为比照,高者愈见其高,低者愈显其低。这是此文的艺术特色。另外,此文虽取骈文形式,但文思清省,运笔简洁,虽有风花雪月之姿,而无轻软丽靡之质。
这是一首怀人词,是为寄托对好友孙巨源的怀念而作。
上片由设想巨源当初离别海州时写起,以月为抒情线索。首三句写景疏楼上饯别时“明月如水”;“美酒”三句写巨源起行后明月有情,“随人千里”;下六句写别来三度月圆,而旅途孤单,无人同醉,唯有明月相共,照影无眠。几种不同情景,层深递进。但这都是出自词人的想象,都是从对方在月下的心理感受上落笔,写得极有层次,形象逼真,情景宛然。词人这样着力刻画,表面上是映托巨源,实际上是写词人自己怀人之思。
过片三句点破引发词人遥思之因,有客从濉上来,捎带了巨源“深意”,遂使词人更加痴情怀念。“凭仗”三句,又发奇想。淮河发源坐河南,东经安徽、江苏入洪泽湖,其下游流经淮阴、涟山入海。此时孙巨源在汴京,苏轼在海州,友人泪洒清淮,东流到海,见出其思念之情深;自己看出淮水中有友人相思之泪,又说明怀友之意切。举目所见,无不联想到友情,而且也知道友人也必念到自己。淮水之泪,将对方之深意,己方之情思,外化为具体形象,设想精奇,抒情深透。“而今”以下六句,又翻进一境,再写意想中景象,回应上片几次点月,使全篇浑然圆妥,勾连一气,意脉层深。“夜永”句设想巨源在西垣(中书省)任起居舍人宫中值宿时情景,长夜无眠,孤清寂寞,“此时看、回廓晓月”,当起怀我之情,刻画更为感人,有形象,有情思。词人不说自己彻夜无眠,对月怀人,而说对方如此,仍是借人映己。最后“也应暗记”,四字可谓神来之笔,这里有人有我,深细婉曲,既写到了巨源的心理,又写出了自己的深意,是提醒,也是确信巨源会“暗记”往日的情景,二人绵长情思,具见言外。
此词以离别时的明月为线索抒写友情,艺术上别具一格。全词五次写到月:有离别时刻之月,有随友人而去之月,有时光流逝之月,有陪伴词人孤独之月,有友人所望之月。词之上片以写月始,下片以写月终,月光映衬友情,使作品词清意达,格高情真。
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张俭和杜根的典故,揭露顽固派的狠毒,表达了对维新派人士的思念和期待。后两句抒发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全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全诗用典贴切精妙,出语铿锵顿挫,气势雄健迫人。诗中寄托深广,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胸中意气奈情的表达兼具含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