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僎这一首有名的五排,其妙处在于,诗人以雄劲的笔触,描写主人十月咏梅的艺术概括。他通过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意匠经营,以及把写景、叙事、抒情与议论紧密结合,在诗里熔铸了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使诗的意境雄浑深远,既激动人心,又耐人寻味。
注释
注释
洛汭:古地域名,亦称什谷,即今河南巩义河洛镇洛口村一带,在孝义镇东155公里处,因洛河至此流入黄河而取名。
傥(tǎng):1.同“倘”。2.〔倜~〕见“倜”。3.失意注释。
这是一首弃妇申诉怨愤的诗。《毛诗序》说:“《日月》,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之诗也。”朱熹《诗集传》说:“庄姜不见答于庄公,故呼日月而诉之。言日月之照临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处,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都说此诗作于卫庄姜被庄公遗弃后,以此诗作者为卫庄姜,所指责的男子为卫庄公。而鲁诗则认为是卫宣公夫人宣姜为让自己的儿子寿继位而欲杀太子伋,寿为救伋,亦死,后人伤之,为作此诗。今人一般认为这是弃妇怨丈夫变心的诗。
诗的第一章把读者带入这样的境界:在太阳或月亮的光辉照耀下,一位妇人在她的屋旁呼日月而申诉:日月能如常地照耀大地,为何我的丈夫不能如以往一样顾念我!以后各章的第一句“日居月诸”作为起兴,还有一种陪衬的作用。日月出自东方、照临大地,是有定所,而结为夫妇的“之人”竟心志回惑,“胡能有定”。作者之所以反覆吟咏日月,正是为了陪衬其反覆强调的“胡能有定”的。
第二第三章承第一章的反覆咏叹,真是“一诉不已,乃再诉之,再诉不已,更三诉之”(方玉润《诗经原始》)。第四章沉痛已极,无可奈何,只有自呼父母而叹其生之不辰了,前面感情的回旋,到此突然一纵,扣人心弦,“埋怨父母极无理,却有至情”(牛运震《诗志》)。
诗中没有具体去描写弃妇的内心痛苦,而是着重于弃妇的心理刻画。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是很复杂的,有种被遗弃后的幽愤,指责丈夫无定止。同时她又很怀念她的丈夫,仍希望丈夫能回心转意,能够“顾”(想念)她,“报”(答理)她。理智上,她清醒地认识到丈夫“德音无良”;但情感上,她仍希望丈夫“畜我”以“卒”。朱熹《诗集传》说:“见弃如此,而犹有望之之意焉。此诗之所为厚也。”这种见弃与有望之间的矛盾,又恰恰是弃妇真实感情的流露。因此,《日月》能强烈震撼读者的心灵。延伸解析古代学者以为这是首弃妇声诉幽怨的愤诗,且很多人认定是“卫庄姜”(卫庄公夫人)感喟“州吁之难”(卫庄公庶子“公子州吁” 弑杀庄姜养子、卫桓公“姬完”的宫廷政变)的穷困诗。这种观点看似成立的理由是比较充分的,日月比喻国君与夫人,未亡人庄姜目睹宫廷剧变(卫公子州吁首开弑杀犯上之风,挑衅姬周宗法制度,被时人认为大逆不道),所以作诗追念先君亡夫,痛惜枉死的嗣君养子,哀叹自己的不良遭际但是仔细研究诗中细节,弃妇之说则疑窦颇多。尤其是抱怨父母一节,既不合于周人礼法(强调“孝悌”),也语意突兀:常人以给父母养老送终为俗,怎可颠倒要求父母终养自己?实际上结合周初历史和邶人的渊源,综合看待《国风.邶风》的低闷、忧郁风格,将这首诗同样视为殷遗怀旧的歌谣可能才更靠谱。熟悉中国上古史的研究者都知道:周朝推翻商朝后,最初的政策对亡国民众比较友好,武王君臣采取了各种措施极力安抚;后来因殷顽叛乱、周公旦才在镇压平叛后对其施以重大惩罚。如果扩大思路,将周人、商人这段恩怨变化的背景套入到《邶风.日月》篇中,则很多细节就更容易对号入座、解释通畅。日月起兴,是因为天道有恒,衬托人世容易变幻,暗喻商族亡国亡族(没有灭族,大贵族微子、萁子和其他小贵族保留了商族血脉,但纣王和武庚禄父这条主根化为浮云了)的沧海桑田悲剧。两厢难处,是当年周、商两族复杂关系的真实写照。处境飘摇窘困,是因为大叛乱后惩罚加身。作为曾经显赫、现在弱势的“殷顽”,自然会抱怨周朝,很容易将所有灾难都委过周室而不愿意深刻自省。所以诗中屡屡出现“逝不古处”、 “宁不我顾”……、 “德音无良”的抱怨,希冀处境得到改善,如此才“俾也可忘”。抱怨父母其实完全是比喻。犹如说:我们商人的祖先是天下共主,轮到我们这代人却不仅失去霸权,还因两次战败(前为武王克商的“牧野之战”,后为周公东征的二次征服),宗族亲人被离析打散、族群主体被监视居住。“胡能有定?报我不述。”也可以顺理成章解释。中国上古传统,灭人国而不绝其祀,夏、商、周三代均遵循这条重要国际规则。传说夏后(夏朝君主的称号)册封上古著名氏族为诸侯(实际上是认可);汤王灭桀,也专门册封禹王的后人,承认各地氏族部落首领的诸侯地位(夏商封建都不是严格意义的封建制度,所谓封国其实是氏族部落或更大型的联盟而非地域国家,周朝的封建制才是真正意义的叠层封建联盟体制,周朝封国很多都是打破了血缘关系的地域型国家);武王遵守传统,册封周人认定的上迄黄帝、炎帝、下止夏禹、商汤的后裔为诸侯。只是由于武庚组织叛乱,周公才粉碎了武庚的政权,重新安排处置“殷顽民”。诗中的“报我不述”应该是指武庚政权被粉碎的事情,作者认为周朝这样处置不合古礼和惯例。对这首诗的新解属于个人的一家之说,可以存疑,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深度研究和发掘,权当是对继承发扬我国古老的国学文化略效绵薄之力。如果新说被证明成立,那么《邶风.日月》的创作时间就不是春秋,而是远为久远的周初。这首诗文辞古朴、风格与《邶风.柏舟》雷同也就相当自然,前面仔细分析过“柏舟”、可以更肯定的说和周初的大叛乱关系密切。
此诗前两句发出昔人不可见而春草依旧的感慨;后两句诗人展开联想,转入对历史的回顾和思考中,就春色芳草的点染来抒发怀古之情。全诗从芳草春色入笔,以景写情,结句不仅补足了句首之意,而且使诗意进入了一个回环往复的奇妙境界之中。
自然的规律是严峻无情的,历史的法则是严峻无情的,曾不可一世的隋炀帝终被人民前进的激浪吞没。面对久已消沉的隋宫废殿遗墟,诗人在首句发出“君王不可见”的感慨,这既是对历史法则的深刻揭示,也同时深含着对暴君隋炀帝的鞭答。昔日豪华的楼台亭阁,现在只能看见茂盛的“芳草”在“旧宫”废墟中迎着春日疯长着,“芳草”是作者在诗中展示的最显著最明亮的可见物,这是紧扣诗题“春草宫”而来的,“芳草”二字不仅仅形象地展示出昔日“春草宫”今貌,而且也十分巧妙地把伤今怀古的主题自然顺畅地引入了自然的法规和历史的法则序列中。“春草宫”虽然在历史的进程中成为废殿遗墟,但一年一度草木枯荣,春色依然浓烈地妆扮着这里。
而三四句中,“罗裙色”是从第二句中的“芳草”联想而引出来的,“芳草”在春色中的艳丽和花枝招展,自然使人想起昔日这里宫妃罗裙颜色,“犹带”从语法上来看,把“芳草”与“罗裙”进行了自然地承上启下式的连接,而更主要的是把读者的思路,从眼前所见之景物而一下子转入对历史的回顾和思考中去,从诗意上紧紧地扣住了“怀古”的诗题,结句“青青向楚人”,又从历史的回顾中回到眼前“青青”的“芳草”,春回人间青青的芳草,随意根植生长在楚地,它的心意还是向着“楚人”的。昔日春草宫所在的江都古为东楚地,所以诗人把这里的人称为“楚人”,这自然是从“怀古”的角度,把笔锋扩展得很远,伸到历史的深层中去了。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自然历史前进的轨迹是向着人民心愿的。诗人在这里把“青青”的“芳草”拟人化,是为请出这里的自然景物作证,来阐明历史前进的严峻轨迹。
春草宫以春草命名,可见此地春色芳草之浓盛。此诗也正是从芳草春色入笔,就春色芳草的点染来抒发怀古之情。年年春意宛然,而惟不见当年的隋炀帝,结句不仅补足了句首之意,而且使诗意也进入了一个回环往复的奇妙境界之中。
全诗可分五段。第一段从篇首至“飘飘满天地”,从题面叙起,写岁暮深居值雪。这段文字很平,但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突出天气的奇寒:“衡门昼长闭”“五日免常参”二句写为官的作者本人深居简出,朝廷免去五日一上朝的惯例,官署亦不办公,这些都间接表明岁暮天寒的影响。“睡起毛骨寒,窗牅琼花坠”则是通过描写漫天飞扬的大雪直接表达天气的寒冷;二是描述一己的闲逸。既无案牍劳形之苦,复多深日读书之趣,因而往往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一日睡起,忽觉寒气入骨,有玉屑一样的白花飞入窗内,于是“披衣出户看,飘飘满天地。”十个字对雪没有作细致的描绘,却全是一种潇散愉悦的情味。这里写天寒,写闲逸,无不是为后文写边地兵民劳役之苦作铺垫或伏笔。
第二段从“岂敢患贫居”到“相聚歌时瑞”,承接上段,写家人团聚,赏白雪而庆丰年。值得玩味的是从篇首“衡门句到这一段,诗人一再称穷。“贫居”固然是穷,“月俸无余”、“数杯”、“一酌”亦无不意味着穷。其实这倒不是他真的要发什么官微不救贫一类的牢骚,而是别有用意。他虽说“穷”,却不愁薪米、能备酒肴,惠及父母兄弟妻子。在这大雪纷飞的岁暮,他们能共享天伦之乐,共贺“瑞雪丰年”。这里句句流露出一种“知足”之乐,言“贫”倒仿佛成了谦词。所以,诗人实际上是要告诉读者:贫亦有等,从而为后文写真正贫而且困的人们再作地步。晚唐罗隐诗云“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从“相聚歌时瑞”的人们联想到长安贫者,替他们说了一点话。王禹偁这里的写法大致相同,但他想得更远,语意更切。
第三段即以“因思”二字领起,至“阒寂荒陂里”句,转而以想象之笔写“河朔”人民服劳役的苦况。关于北宋时抽民丁运输军粮的情况,李复《兵餽行》写得最详细,可以参看:“人负五斗兼蓑笠,米供两兵更自食;高卑日概给二升,六斗才可供十日。”“运粮恐俱乏军兴,再符差点催餽军。此户追索丁口绝,县官不敢言无人;尽将妇妻作男子,数少更及羸老身。”第四段则以“又思”二字领起,至“牢落穷沙际”句,进而写兵役的苦况。
这两段所写河朔兵民之苦,与一二段所写身在帝乡的“我”的处境,适成对照。一方是闲逸,而一方是不堪劳碌:服劳役者“车重数十斛,路遥数百里。赢蹄冻不行,死辙冰难曳”,服兵役者“城上卓握旗,楼自望烽隧,弓劲添气力,甲寒侵骨髓”。一方无冻馁之苦,而一方有葬身沟壑沙场之忧:或日宿“荒陂里”,或转辗于“穷沙际”。字里行间,表现出诗人对河朔军民之深厚同情,从而引出一种为官者为强烈责任感,和对自己无力解除民瘼的深切内疚。
从“自念亦何人”到篇终为第五段,作自责之词而寓讽谕之意。看出诗人内疚很深,故出语沉痛。他觉得贪图一己的安逸是可耻的“偷安”,感到自己身为“拾遗”而未能尽到谏官的责任,身“直史馆”而未能尽到史官的责任,不足为“直士”、不足为“良史”。“不耕一亩田”,又无“富人术”,有愧于河朔之民;“不持一只矢”,又乏“安边议”,有负于边塞之兵;更对不住道义之交的热忱期望。所以骂自己为人民的蛀虫--“深为苍生蠹”。而事实上,王禹偁本人为官“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已任”,是不当任其咎的。他在此诗以及其他诗中的自责之词,一方面表示他不愿尸位素餐的责任心,另一方面也是对那些无功食禄之辈的讽刺。
全诗层次极清楚,主要运用了对比结构,但这不是两个极端的对比,而是通过“良心发现”式的反省语气写出,对比虽不那么惊心动魄,却有一种恳挚感人的力量。全诗语意周详,多用排比句式,乃至段落之间作排比,却毫无拖沓之嫌。其所以“篇无空文”,实在于“语必尽规”。因此,此诗不仅在思想上继承杜甫、白居易系心民瘼的传统,在艺术风格上也深得白诗真传,以平易浅切见长。从诗歌语言的角度看,乃是以单行素笔直抒胸臆,初步表现了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风格待征。
此诗从题目“赠道者”可以看出,诗赠送的对象是个道士,从诗的内容看,这是个女道士。此诗题目一作“赠送”。如果是后一个题目,那么,他写赠的对象就不一定是个女道士。但无论用哪一个题目,都不难看出,诗人所要着意描绘的是一个漂亮的白衣女子,并且对她的美色是颇为倾倒的。
首句中的“麻衣如雪”,出于《国风·曹风·蜉蝣》,这里借用来描画女子所穿的一身雪白的衣裳。在形容了女子的衣着以后,诗人又以高雅素洁的白梅来比拟女子的体态、风韵。次句中的“微妆”,是“凝妆”、“浓妆”的反义词,与常用的“素妆”、“淡妆”意义相近。“笑掩”写女子那带有羞涩的微笑。这女子是如此动人,她曳着雪白的衣裙,含情脉脉地微笑着,正姗姗来到诗人的梦境。
从甜蜜的梦境中醒来,诗人不禁浮想联翩,以致在他眼前呈现出了一个富有诗意的美丽境界:他仿佛看到这一女子来到越国的一条溪水边,走进一群穿着红色衣裳的浣纱女子中间;那风姿,那神韵,是这般炫人眼目,就像是开放在一片红色荷花中的一朵亭亭玉立的白莲。这两句,以“若”字领起,说明这是诗人的假想之词。首两句说的是女子的神,此两句则是说女子的形,然而在写法上却不似前两句作直接的描绘,而以烘托之法让人去想象和思索。当女子置身于漂亮的越女中间时,她便像是红莲池中开放的一朵玉洁冰清的白莲;她的婀娜娇美,自然不言而喻了。
在表现手法上,此诗主要采用了拟物的手法。一处用“一枝梅”,一处用“白莲”,后者尤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当然,以莲花比美人,并不是武元衡的独创。稍晚于武元衡的白居易也曾以莲花比女子,如“姑山半峰看,瑶水一枝莲(《玉真张观主下小女冠阿容》)。但比较地说,白居易只是运用了拟物一种手法,以形象显出单纯的美;武元衡在拟物时,兼用了烘托的手法,让诗中女子在一群越女的映衬下亮相,然后再过渡到莲花的比拟上,更有一种优美的意境和特殊的艺术效果。不过,全诗的情调只是在吐露对白衣少女美貌的神往之情,诗旨便不可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