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前八句,写作者登上悬瓮山顶的望川享,鸟瞰眼前景色,美不胜收,并引触了深深盼感慨。惠远祠前的晋溪水,从悬瓮山麓汩汩流出,清澈透碧,水中绿萍嫩翠、锦鳞腾跃,掀起了一层层银白色的浪花;溪上的悬瓮山象一座巨大的卧屏,群峰竞秀,气势磅礴,草木葱清,景象万千;这里风景优美,形势雄伟,是中原大地的北大门,当年的晋阳故城就座落在这里,可以想见那巍峨的城阙高耸入云,景象无比壮观。站在望川亭上,回想起这座古城的兴衰变迁,感慨万端,如今眼前所展现出的,只有那千顷沃野上,一层层麦浪在春风中摇曳翻滚,那座悠久的历史故城已经不复存在了。
接着,次八句,诗人回顾了晋阳故城被赵宋统治者废毁的历史。保宁元年(969),宋太祖赵匡胤率兵进攻北汉,围困晋阳。在外敌入侵时,人民表现出积极御敌、浴血奋战、宁死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薜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簇”,就是晋阳人民面对侵略自发抵抗的爱国爱家精神的体现。然而城池被毁,生民被迁,河山虽然依旧形胜,但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河洛几度风烟昏”,便是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中原北门”毁废后,给中原广大人民带来的一次又一次的战乱之灾。
此后八句又从宋朝毁灭晋阳文明古迹的角度予以鞭挞。“阙”指宫门前两边供了望的楼。“觚棱”,殿堂屋角的瓦脊成方角棱形。用“苍龙”“玉虎”“金雀”等词形容之,极显其金碧辉煌、凌云欲飞的景象气势。如此宏伟壮丽的古迹,竟被付之一炬,且将民居尽焚,以致“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来苦”。“往来”二字,概括了数百年来无数人民的辛酸,它不仅鞭挞了宋统治者给山西人民带来的灾难,而且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山西人民眷念故乡的传统。据传被掳至河南的山西人总不忘岁时回乡祭祀祖先,“往来”时还带些特产以充路资,此亦为晋商之渊源。“南人鬼巫”四句,则矛头直指宋王朝,斥其不重人事,迷信风水,导致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可悲下场。
末二句乃全诗主旨所在,前面从军事、政治、文化的角度阐述利弊,旨在希望金统治者再振围威,重建晋阳。
全诗曲折往复,词语慷慨,气势雄放。抒发了强烈反对战争的情怀。
在唐代人的观念里,从二韵到一百二十韵的五言或七言诗,只要平仄粘缀,词性、句法都成对仗,就都是律诗,一概称为五律或七律。二韵四句的称为绝句。绝句也是律诗,故又称“小律诗”。六韵以上的称为大律诗。宋元以后,绝句不属于律诗。“五律”、“七律”这两个名词仅指四韵八句的诗。于是,有必要绐六韵以上的律诗另外定一个名目,“排律”这个名词是在这样的需要下产生的。它有方便处,也未必“有害于诗”。
唐中宗李显,在一个正月三十日到昆明池去游玩,高兴地做了一首诗,命令随从的官员们大家和他一首。当时有一百多人做了诗。宋之问这首诗是被评为最好的作品。题目“奉和”,这个“奉”字,如果按照它的本义来讲,就是“捧”字。意思是双手捧了皇帝的原作,照样也做一首,但现在,它已成为恭敬的礼貌词,如“奉答”、“奉命”、“奉询”等等。
许多人用同一题目做诗,第一个人做的第一首诗,称为“首唱”;大家跟着做,称为“和”。这整个赛诗的行动,称为“唱和”。和诗也有几种不同的情况。用同样的题目,同样的诗体,但不用同样的韵脚,这是“和诗”。题目、诗体、韵脚,全都与原唱一样,这是“和韵”。在唐代,“和”与“和韵”,意义不同。宋元以后,凡是和诗都必须用原韵,于是“和”与“和韵”就没有区别了。
晦日是每月最后一日。大月是三十日,小月是二十九日。前面不标明月份,就是正月晦日。唐代的礼俗,以正月晦日、上巳和重阳定为三大节日。在这三天,公私休假,官吏和人民都郊游宴乐。到了宋代,这种风俗已不行了,所以宋代以后的诗中,见不到晦日游宴的题目。
“幸”是一个封建政治动词。皇帝到了什么地方,就说是“幸某处”,因为这是某处的荣幸。皇帝在某一位妃子的屋里歇宿,就说是“幸某妃”,因为这是某妃的荣幸。
昆明池在汉长安城西南,原是汉武帝所开,以训练水军的。在唐代,成为一个名胜的游览区。
“应制”也是一个封建政治语词。皇帝的命令,称为“制”或“诏”。其书面文件称为“制书”或“诏书”。唐初几位皇帝都能作诗,他常常在令节宴会的时候作诗首唱,命诸大臣和作,因此,初唐诗人集中有不少“应制”或“应诏”的诗。题目用“奉和”或“奉和圣制”的,表示皇帝自己先作了一首,有“和”当然必须先有“唱”。题目有“应制”而没有“奉和”的,表示奉皇帝之命而作,但皇帝自己并没有作。例如宋之问有一首《幸少林寺应制》,是他随从武后游幸少林寺,奉命而作。因为武后没有作诗,故只有“应制”而不是“和”。应制诗也有限制定韵脚的,例如宋之问有《九月晦上阳宫侍宴应制得林字》一诗,是九月晦日武后在上阳宫设宴,命大臣各作一诗,每人分配到一个韵脚,宋之问得到“林”字,他的诗就必须用“林”字韵。
“应诏”和“应制”本来没有区别,但武则天规定用“制”字,不用“诏”字,故武后以后都用“应制”而不用“应诏”。奉皇后,太子的命令,称为“应令”,例如李百药有一首《奉和初春出游应令》,这是随从皇太子初春出游,太子作了一首诗,命大家和作。还有用“应教”的,那是奉诸王之命而作。例如虞世南有一首《奉和咏风应魏王教》。太宗的第四子李泰,封为魏王,他作了一首咏风的诗,请陪同的大臣也作一首,所以题作“应魏王教”。还有一首诗题为《初晴应教》,就不知道是应那一位王子的教了。
“应制”、“应令”、“应教”诗,总称为“应制诗”。这种诗大多是五言四韵的五律,或六韵至十二韵的长律,偶尔也有绝句。由于这是君臣之间的文字酬答,措辞立意,必须顾到许多方面。要选择美丽吉祥的辞藻,要有颂扬、祝贺、箴规的意义,要声调响亮,要对仗精工,要有富贵气象,切忌寒酸相。这样,它就成为一种典型的宫廷文学。唐代诗人官位高的,差不多人人有这种诗。后世皇帝爱好文学者少,自己能作诗的更少,这种君臣唱和的风气就衰歇了。
为皇帝晦日游昆明池而作诗,题材中主要部分当然是皇帝、晦日、昆明池三项。宋之问这首诗就使用了与此三者有关的典故。第一联是先叙述这件事:春天参与了灵池上的宴会,池边设置了帐殿。灵池、沧波,都是指昆明池。第二联描写乘船在昆明池中游览:船划过了石鲸,好象从北斗星和牵牛星之间回来。昆明池有石刻鲸鱼,又有牵牛织女的石像立于池之东西,使池水仿佛象银河。槎,就是船。第三联就得照顾晦日:这个节日是正月三十日,春气还没有到来,只是暗暗地催杨柳发芽。据说,唐尧的时候,阶下生了一株草,每月一日开始长出一片荚来,到月半共长了十五荚。以后每日落去一荚,月大则荚都落尽,月小则留一荚,焦而不落。这一荚称为蓂。后世诗文家就用“蓂”字代替荚。此诗说“蓂全落”,可知是三十日。于是,这一联诗,就扣住了正月晦日。第四联要扣住昆明池。他说象北海那样茫茫无涯的水中,正好看落日的景色;看到池底的黑泥,便想到这是劫火烧馀的残灰。这两句用的都是昆明池的典故。当年汉武帝开凿此池,取象北海(溟,即北海)。在池底掘得黑灰,以问东方朔。东方朔说:天地大劫将尽,就会发生大火,把一切东西都烧光,叫做劫火。这是劫火后遗留下来的残灰。第五联就转到皇帝。周武王建设了镐京(今陕西长安),与群臣宴饮。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君臣宴会的故事。汉武帝曾和他的大臣们乘船泛游于汾水之上,自己作了《秋风辞》这首著名的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君臣游乐唱和的故事。宋之问就很适当地用这两个典故组织了两句诗,顺便歌颂了李显为汉武、周王。镐饮是周武王的事,但这一联诗中不能以“周武”对“汉武”,于是只好硬派作周文王的事了。最后一联是结束,应当使皇帝、晦日、昆明池三者都有交代。宋之问又用了一个汉武帝的故事。据说汉武帝曾救过一条大鱼,后来在昆明池旁得到一双夜光珠,是大鱼报恩献给他的。于是这一联诗就说:不怕三十夜没有月亮,自然会有报恩的夜光珠进来的。
这首《病起》写病后的感受,极尽困蹇之苦况,然于极悲痛怨愁之中,诗人又吐出极旷达之语。诗质朴无华,沉郁顿挫,诗内满含作者凄苦之情,这也是在无可奈何悲愁中的真情苦吟,是一首内涵深蕴的五律代表佳作。首句“今日秋风里,何乡一病翁!”可见,在萧萧的秋风里,盛年的诗人忧病之余,犹如一个衰颓老翁。他勉强挣扎起来。“力微须杖起”,这是写实。更重要的则是下句“心在与谁同”,他想到前贤欧阳修的“老去自怜心尚在”,很自然地化用入诗。谢灵运于《田南树园激流植援诗》中也说过:“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作者尽管历尽磨难,颠沛流离,但此心尚在,此志不移。他独立西风里,四顾茫然,此情无人能喻。所以说“与谁同”,感慨极深。诗人虽是屡遭挫折,但他的心还不是死灰,还不是止水,他还想做一番事业。这是诗人的积极入世处。
诗人自身之疾,以及仕途坎坷,母亲去世等等灾难,使他大彻大悟,懂得了冤亲平等,皆属空虚。悟的次数之多,也就是说灾病之多(因每一灾病即有一悟)。“冤亲”句出于佛典,《华严经》说:“愿一切众生于怨于亲等心摄受,皆令安东智慧清净。”虽用了佛家语,诗中所表现的却不是四大皆空,而是一种因遭际不幸而起的无可奈何的悲愁。这种言外之情,表现得很明显。
最后一联,首尾照应,复写诗人的衰颓。“百年先得老”,和他在另一诗中所写的“白发满头生”一样,是经历了至悲至痛以后的呼号,一字一句,俱自胸臆流出,不是无病呻吟。“三败未为穷”,内涵更为丰富。春秋时代,管仲与鲍叔相交,管仲自叹:“吾尝三战三北,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史记》本传)诗人这里是化用“三战三北”之语,表明自己不因遭际坎坷而丧失志气,仍要一如既往,坚持操守,直道而行,不效阮籍穷途之哭。由此可见,诗人所祈祷和向往的,不是佛家的空无寂灭,而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之道。
另有观点认为此诗充满禅意,颔联中“心在与谁同”化用前人诗意,着眼于“心”,此为佛教心性学说在文学创作上的具体发挥。作者颈联两句“灾疾资干悟,冤亲并一空。”即是回答“心在与谁同”,说他的“心”是与佛教禅宗“同”了。千灾百难,久病缠身,现实中所遇诸多烦恼,帮助他对人生真谛多次获得了领悟,即“冤亲并一空。”“冤亲”除了出自《华严经》外,《五灯会元》也云:“佛家慈悲,冤亲相等。”这其实就是泯灭是非观念,超离“烦恼障”,用以调整失去平衡的精神世界。诗人说:他从现实中所领悟到的,除了“等冤亲”之外,还有“一空”,那就是。四大皆空”。这就是他对人生的领悟。尾联则进一步补足获得这种人生领悟的主要契机,作者化用管仲语意,其意是说:人生一世,不过百年,而我已是未老先衰,尚且要念及老母。仕进既已无望,倒不如“于冤于亲,等心摄受,皆令安乐,智慧清净”。原来,他所谓的“心”,即为佛教“等心摄受”的“心”。看来,他确乎欲摒除妄念,清净本心了。他确乎对人生已是因“灾疾”而彻悟了。
陈师道是孤芳自赏、不求谐俗的苦吟诗人。他的作品,有人称之为“非一过可了,近于枯淡”。黄庭坚说,陈师道作诗“十度欲言九度休,万人丛中一人晓”。可见他诗的内涵不易为一般人所理解。人们常称引的不过是《别三子》、《示三子》、《春怀示邻里》等有限的几首。实际上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他的五律,尽管有时“失之僻涩”,但“佳处往往逼杜甫”。这首《病起》,质朴老苍,沉郁顿挫,正是它逼近杜甫的五律代表作。
该诗首句是说一只漂亮的画船系在岸边的柳树上,表现的是一个“等”字。“亭亭”多用来形容姑娘之苗条、靓丽,作者却用来描写船,可见作者的构思不同一般。“系”的后面省略了宾语,与刘禹锡的“只有垂杨绾别离”手法相同,且暗切题意,手法不同凡响。“春潭”化用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用笔老道,布局精巧。该句中没有正面写柳,但“系”字和诗题相照应,已暗示了所系之处。古代有折柳赠别的风俗,因为“柳”谐“留”音,寓有惜别之意,因此,首联所展示的系舟杨柳岸的画面,恰是一幅春江送别图。
“直到行人酒半酣”以“直待”接续,回答了等的对象:行人,也就是将要离开家乡的人。在船将发未发之际,送行者和行人依依话别,做最后一刻的流连。珍重彼此的友谊,珍重这别离的时刻,送行的人殷勤劝酒,“直到行人酒半酣”,这里含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意思。同时也表明,行人所以喝得半醉,一来是朋友情重,二来是为了排遣离忧。作者在上一句“亭亭画舸”停在水中这一特写背景下,创立了似乎是游春的场面,而下句转入离别,出现心理的反差,离别的黯然销魂的意况隐现在句中。这两句语言很含蓄,意思却很明白。这里不说人有情而怨别,却怪画船无情,无理而妙。
三四句作者直写离别。第三句在首句“点染的画船上做文章,说不管烟波浩渺,不管风风雨雨,行人终将离去,画船带走的只是离愁别恨。包含了送行者相留不住的怨情,也表现了行人欲留不能,不得不走的无奈,像是友人对行者的埋怨,又像是行者的自怨自艾,写得情意盎然。
最后一句“载将离恨过江南”将抽象的离恨,化为有形体、有重量的东西,使人分外感到离恨的深刻沉重,意象非常新奇。作者不写船带走行人,也不写行人的离恨,而是说船带走的是离恨,多了一层转折,加深了意境。同时把离愁悲恨这一抽象的情态想象成实在的物质,可以放在船上运走,就更为奇妙。此诗在新巧上做文章。作者把离愁别恨变成有分量的东西,可用船来载,在“愁”的分量上做文章,更加深切地表现了心中的凄苦,为人所称道。这一手法为后代诗人借鉴。好的比喻,好的意境,是不怕重复的。
《柳枝词》这一题目是后人加的。古代有折柳赠别的风俗,所以写柳也多与叙别相联系。诗第一句中的“系”字,就包涵着杨柳。其实此诗中心不在咏柳,而在咏别。
如何把无形的别情直观可感地写出来,这首诗的构思有三点值得称道的地方:
一是第四句中的“载”字,把抽象的别情化为有形的,可以被运载的东西,同时也显示出别情的沉重。
二是移情于物。清人吴乔说此诗,“人自离别,却怨画舸”,似乎是这无情的画舸,在经过一段沉默难耐的等待之后,只等行人上了船,便毫不迟疑地把人载向江南。人情无奈,迁怨于物,如此言情,深婉蕴藉。
三是“此诗首句一顿,下三句连作一气说,体格独别”。七绝诗通常分为两节,前两句与后两句间有一个转折,而此诗一气而下,使我们直觉得相别之干脆、舟行之飞速,不容人有丝毫的缠绵悱恻,有力地烘托出浓重的怨别之意。